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与“凡是”不说再见
刘克阳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坚决遵循。”
我这里说的“凡是”不是四十年前的两个“凡是”，但还是说说挥之不去的“凡是”。
从小懵懂刚明白一点儿，我就知道“凡是所作所为都要听爸妈的话。”上小学之后，知道的第一条规矩“凡是学校里的一切，都要听老师的话。”下乡插队后“凡是生产队长派活，都得服从。”知识青年返城潮开始时规定“凡是在当地工作了的人一律不能回北京。凡是结婚成家的不能回北京。”不合理的规定一再遭到知青的强烈反对，又出一条“凡是独生子女可以无条件回北京。”那个时候又有多少知青是独生子女。不像几年后家家独生子女，那样的话回北京的火车拉都拉不完回城的独生子女们。高干子弟不需要“凡是”，父母出狱了，解放了，平反了，一句话“我的儿女得回来。”
我从一岁到七岁在托儿所寄宿，只有星期天回家一天。二百多天的日子里“凡是吃喝拉撒，都得听阿姨的。”最痛苦的是每天早点的那碗牛奶，每碗牛奶里滴上几滴鱼肝油，我最恨吃牛奶，特别是热奶上的那层奶皮和那几滴鱼肝油让我恶心。我勉强沿着碗边把牛奶一口气喝尽，留下奶皮粘在碗底，恐怕阿姨发现。牛奶鱼肝油是我托儿所的噩梦。
上小学，“凡是一切听老师的。”每星期一晨检，老师检查同学个人卫生。班主任女老师凶神恶煞地拽出一个男生，揪着他的耳朵说“瞧瞧，脖子脏的赛车轴！”我缩着脖子躲在后面，我不知道“车轴”是何物，更不知道我的脖子能赛什么？六年托儿所是阿姨大包大揽，洗澡换衣服，我没动过手。上学后，是保姆帮助洗澡。至于洗脸，我就是随手抹一下，脖子是什么颜色，全然不知不懂。小学低年级就这样战战兢兢度过的，高年级之后懂得洗脸时多抹两下而已。
上中学后,有一个团组织,这个组织规定“凡是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小商小贩子女不得入内，凡是学习不好不遵守纪律（刺儿头不听话）者不得入内。”她们的组织每个月开会,得把我们闲杂人等清场,之后霸占教室,关上门,好像战争时期地下党秘密接头,商议要事。其实我知道她们就是装装样子读读《人民日报》社论，之后瞎扯蛋闲聊天呢，或者不定编排哪个她们看不上又积极要求入团的好同学。两个“凡是”让我这个出身又好，学习也不错的同学无法涉足那个“团”。我只能认为我就是她们眼中的“不听话刺儿头”，用现在的话说“三观”不一致。
上班后“凡是领导作出的决策，所有人要执行。”总有一些不得人心的“决策”,打心眼里不想执行，或者偷工减料的执行，被发现被举报，会有多种颜色“小鞋”给你穿。不评你先进（无所谓啦），不给你评职称（这有点严重了），拖着拖着，拖到你没有耐心了，跟领导大吵一架，你更没戏。
我在学校地位处于低微的底层。那时候学校领导掌握“电视机票，自行车票，家具票……”从来轮不到我头上。最可悲的是每年几次戏票电影票我没有一次奢望得到过。一次我听说又发什么戏票，明知没有我的份，我还是冲进发票领导办公室大吼“为什么从来不给我任何票券！”把屋里人吓一跳。看似我这么一个平时不声不响的小人物突然变态，着实一惊。最后结果我还是没戏。直到退休。
我的儿子在东城区最好的小学六年，他恨透了这个直到现在还都被各区家长挤破脑袋想把孩子塞进去的小学。他是绝对的自由主义，他是老师甚至校长的眼中钉。当他有了孩子那天，一见婴儿推出产房，他就对还没有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娃娃说“我坚决不叫你上幼儿园和小学。”
我的小孙子七岁半了，没有上过幼儿园，也没上小学。每天自由自在在体育场踢球奔跑三四个钟头。他喜欢外语，据说他英语听读程度够高中生的水平。现在又对法语日语感兴趣，我跟他视频时，教我这个老妪读法日单词，我汗颜。他酷爱国际象棋，已经是五级小棋士了。如果问他这些跟谁学的，他稚嫩地回答“自己学的。”
没上过任何学习班，玩什么学什么完全凭他的喜好。他不懂得“凡是”是名词动词还是介词，他只知道什么是“自由自在”。
我只听说贫困农村有家庭不让孩子上学，或者一些孩子不想念书辍学了。我的孙子身处首都，不上学，被所有朋友指责我“视《教育法》为废纸！”我暗想“凡是儿子作出的决策，我只有闭嘴的份儿。”
20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