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解放南方，坚决向前进”
这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之歌》的第一句。那时我非常喜欢这支歌。好听，激励人心。这两个月我的活动与此有关。
形势千变万化，由工人阶级夺权而引发的“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斗争越演越烈，最后上升为武装斗争。北京发生了许多大大小小规模的武斗。一天在北京市委门前，我看见一群大学生抬着一个死尸，要求市委解决武斗问题。那尸首上覆盖一面红旗，正值盛夏，上面零零星星地撒了一些小石子大小的冰块。市委根本没人过问，即使过问他们也控制不了局面。
北京的武斗还是局部的，是在大学生中进行的，而全国各地则发生了大规模的全市性的武斗。各省市的对立两派各自横向联合成立了什么大联委、联合战斗军团之类。他们或冲击军区抢军火库，或得到军区的支持，用军队的步枪到大炮武装起来，武器不够的则自制土枪土炮和最原始的武器长矛。
许多学生尤其是大学生立即奔赴武斗地区，支持造反派。我又开始坐立不安，我太想经历这样的场面了。我们这一代是在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宣传和熏染中成长的，我常常遗憾自己没有赶上战争年代。现在烽烟四起，全面内战，我内心充满了参加战斗的渴望和激情。我并没有想过正义非正义或具体地去捍卫什么东西，只是一种对战斗的向往，一种狂热，一种新奇感。我决定马上出发，哪儿战斗最激烈就去哪儿。
我还有一个远期计划，参加完武斗，直接奔赴越南战场。
1967年5月初，四川成都的造反派“八二六”和拥护当权派的“产业军”发生了激烈的流血冲突。传到北京的消息说，十多万人参与武斗，死伤千余，还打死了北京去的红卫兵。北京各校学生听到消息纷纷派人去四川支持造反派。
我决定去成都，同行的还有几个邮电学院的男女同学。
在成都我们住进了四川大学。五月的成都总是细雨靡靡，我没有雨具，买了一个直径二尺的大斗笠，高挽裤脚，穿着一双草鞋，在川大校园里穿行。我特别喜欢这身打扮，自己感觉如同女红军一般，透着一股飒爽。
我们的宿舍就是教室，床是由课桌拼起来的。我发现同屋有一个师院附中高二的女学生马晓力，她是前劳动部长马文瑞的女儿，也是独行。在水池洗脚时与她照面，本想无视，不料她竟主动与我说了几句话，我不知其深浅，勉强应付了一下。本来小事一桩，不值得提及，但多少年后知道了马晓力的为人（她曾在师院附中百年校庆中向受迫害的老师道歉和默哀，曾举报和要求制止在人大会堂演出带有文革之风的红歌会，曾给党中央总书记写公开信要求公布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人大代表的财产状况。最近又读到她领头为维护蒙古族人民的权利写给中央的一封信），才想到她当时对我的温和态度，与今天她的作为是一脉相承的，故以画表示敬重。
街上已经看不到什么武斗的迹象，看到成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活动余地，我们呆了几天继续往西南行走，经贵州去昆明。
同行的邮电学院学生中有一个叫陈野的男同学。身材十分瘦小，几乎像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他来自贵州某县的贫农家庭，原名就是一个农村中最常见最普通的名字，文革中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野，因为憧憬不羁的个性和自由狂放的生活方式。这已经使我心里暗暗佩服他，想想，在火热朝天的革命时代，人人都改名为卫东、卫红、卫革时，他却改名为“野”，这需要有多么特立独行的性格。
陈野分析形势头头是道，既有思想和见地，感觉也很灵敏。他不偏激，更无当时工农兵干子弟的优越感。他和我们同行与革命的关系不大，只是想了解社会民情。我很喜欢和他聊天，主要是听他讲。
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火车经过之处尽是要饭的，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我很烦，说要是换了我，宁愿饿死也不会向人家屈膝乞讨。陈野的反应很激烈，没想到他是如此的愤怒。他谴责道：“你知道什么叫饿吗？你们城市人养尊处优，过着小姐一样的生活，从来就没有挨过饿。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饥饿的滋味，才说出这样的风凉话来。当一个人饿的忍耐力达到了他的生理极限，求生的欲望是第一位的，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你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生活，也不懂得什么是同情心。我经受过饥饿，如果我饿极了，没有任何出路，我是会去要饭的。而你们到了那时候也不会保住你所谓的尊严的。”这一席话说得我很惭愧，我对这个农民的儿子越发地敬重起来。
5月中旬，我们到达了昆明。一下火车，就沿路看大字报，一行人不约而同地站到了温和派“炮团”的立场上。昆明的造反派叫“八二三”，由于有昆明军区和省委的支持，他们控制着昆明以至整个云南的局面。满街高音大喇叭播放着他们的“派歌”：“葵花向太阳，战士心向党……”还有一首骂“炮团”的歌：“四二六大杂烩……革命造反派造了他的反，造的好来造得对……”让我们北方人觉得好笑的是，云南话把“造”说成“操”（第四声），结果整天就听见喇叭里喊“操得好来操得对”简直不忍卒听。炮团也有他们的“派歌”：“抬头望见北斗星……”我也不喜欢这支歌，觉得不提气，有些失败主义情绪。
在昆明我们认识了许多当地的中学生，他们像小尾巴一样跟着我们，忠实地为我们跑腿送信，提供一切方便。有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叫杨崇寿，跟我们鞍前马后地跑，每天一早就到我们的驻地，跟我们去收集材料，为我们提供情报、带路、买东西、借自行车。
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几乎是形影不离地跟着我。她叫吴家惠，是化工学校的学生。她是个漂亮的姑娘，圆脸，整齐浓密的眉毛，眼睛细长，眼神温柔，鼻子高而挺直，嘴小而丰满。她的性格娴静，踏踏实实地做事，对我们这些“北京来的人”钦慕之至，和小杨一样尽其所能帮助我们。（画得太匆忙，推车的站错了方位，车链子也画反了位置，先包涵一下，等有时间我在重画一张）
我们的工作是收集和整理两派的活动和动向，向三司联络站汇报，据说他们是“通天”的。为了保密，他们还编了一些暗语，比如中央文革是“父亲”或“医生”，“炮团”派是“梅”，“八二三”派是“媳妇”，“八二三”所保的省委书记是“孙子”。中央文革的四点指示是“四弟”。这样一份往上递送的情报就写成：“昨日在省体育馆传达父亲的四弟时，媳妇在孙子的操纵下，挑起了大规模的武斗，梅死伤三十五人，媳妇死伤情况不明。”
有一天夜晚，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是和原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之死有关系的新证据，需要立即送交中央。三司联络站驻昆机构设在云南大学内，而中央文革信使第二天一早就要回京汇报。已是夜间十二点多钟，大家还都在忙，我自报奋勇去送情报。我骑了一辆自行车，卸下自行车把手的塑料套，把“情报”卷成小卷塞到钢管里，再把塑料套装回去。穿过阒无人迹的街道和树影摇曳的校园，我没有任何畏惧，心里充满着神圣的使命感，觉得这和战争年代何其相似。找到了三司总部，那里仍然灯火通明，他们对一个女孩子连夜送情报很感动，热情握手，答应马上递交中央。
昆明是“抗美援越”的前沿，各种军事机构军事学校都在这里。军队受到地方上文革的影响，也裹挟了进来。武斗当时还不厉害，但是已见端倪。有一天我在街上行走，经过步兵学校时，见一伙被“八二三”派关押的“炮”派学员正在集体翻墙逃跑，我站在街头观看，不知里边发生了什么，只觉得惊心动魄。
五月底的一天，我们接到情报，解放军军医学校的“炮”派在礼堂开大会，被“八二三”派”包围，殴打侮辱学生。不给他们饭吃水喝已经有两天了，有些女生已经晕倒。连上厕所都不准，他们只好在礼堂中男生女生各围一圈在中间解手。
听到消息，我和邮电学院的一个女生立即赶赴现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包围正在解除，“炮”派学员已经“投降”，几百个男女学员排着队，拉开距离，双手抱头作投降状，鱼贯地走出礼堂。“八”派学员背着枪，或拿着其它武器站在一旁押解。投降队伍一字长蛇，无声地行进，他们的领章帽徽已经被扯掉，男生的脸上现出悲愤屈辱的表情，女生头发披散，脸上淌着泪。第一次看到“自己人”——解放军——“投降”，我和同去的女生都哭了。据说被抓捕和关押的人受到了残酷的对待。
多年以后知道这就是昆明有名的“五二八、五二九军医校冲礼堂事件”。
“五二九事件”之后炮派在军区门口举行了万人大静坐，要求释放被抓学员，惩办八派凶手。静坐达七天之久，直到军区政委出来承诺成立调查组，认真调查，严肃处理才结束。
我天天去静坐现场观察，对解放军内部打仗感到很不安，我们早已经接受了解放军是钢铁长城这样的概念，如今钢铁长城也在分裂瓦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看不清形势，但是觉得动荡在愈演愈烈。
我朝思暮想有一件军装，不是因为羡慕军干子弟，那时节穿“军装”是时尚，是对解放军的崇拜，几乎每个青少年都有一身假军装。毛主席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广场上一片草绿色海洋。我一个年轻女孩也不能免俗。我跟小杨说起过自己的愿望，他毫不迟疑地答应给我找一件。几天后，他真的给我拿来一件旧军装，洗得都发白了。这正是我想要的样式，我高兴极了，马上穿上去照像馆照了一张相。
邮电学院同学为首的韩同学某是个工人子弟，看见我穿着军装，问是从哪里搞来的，我告诉他是小杨送给我的。他说，你不应该要。不知道他是指我不应该从“老百姓”那里搞军装，还是我这种出身的人不配穿军装。第二天趁我外出，韩某溜到我的宿舍偷走了军装。
我发现军装不见了，同屋的说是老韩拿走的，我跑去找他要，他却装作不知道，又含糊其辞地说，你就别穿了。我很生气，如果你觉得我不配穿或不应该要可以跟我挑明了说，为什么要偷偷地拿走，还不敢承认呢？我对他的萎萎缩缩和不光明磊落很为反感，和他分道扬镳。
昆明的紧张形势有所缓和，邮电学院的同学都回京了，我一个人留下来，准备去越南战场。一天家惠在汽车运输公司找了一辆去建水的卡车，她哥哥在建水当部队卫生员，她想去看哥哥。正好我一直想到下面去看看，我们两个就出发了。
吴的哥哥是一个相当英俊的小伙子，可惜他对我表现出太多的尊敬，忽视了我的性别和年龄。部队里其他战士也都对我毕恭毕敬，好像我是京城来的钦差大臣，我的每一句话都像是次高指示，弄得我简直不敢说话了。
我回北京后收到了一些战士给我的信和照片。信中说他们想买手表但买不到，希望我能在北京帮他们买5支上海手表，我先付钱，收到表后他们立即把钱寄来。一块表一百二十元，要垫六百元！我家的存折全部冻结，妈妈每月只有生活费25元，我只能和他们说对不起了。
卡车还要去个旧公干，把我和家惠也带上了。在个旧，司机带我们去看了一个燕子洞，那真是壮观。几十丈高的天井状的岩洞里，栖息着成千上万只燕子，叫声震天，一旦飞起来，黑压压遮天蔽日。在我们脚下，则是燕子粪堆积起来的土地。
我开始策划越南战场之行。家惠帮忙找了去云南边界的卡车。家惠也义无反顾地要和我一同上战场，我们就一道出发了。
卡车是专门为我们开的，车上拉了十几个串连的学生，我们都站在车斗里，车斗上有一个帆布蓬遮挡灰土。大家争着站在靠驾驶舱的地方。可以看风景，又不吃土。
车在山里行走了好几天，山高而险峻，公路崎岖，经常连续拐十几个U字形的死弯，与对面来车擦肩而过。司机开车还很野，开得飞快。在悬崖峭壁的路上，转弯时根本看不见对面来车，只是鸣喇叭探路，速度不减。在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对面山腰上横陈着从公路上翻下去的汽车残骸，卡车公共汽车小汽车，什么车都有，不过我却从来没有担心害怕过，到底是年轻。
云南是少数民族集聚最多的省份。有一天汽车在大山里行走，正赶上“赶集日”，十岭八乡的农民挑着背着扛着顶着货物，沿着公路上集。赶集者几乎都是少数民族，穿着各种不同民族的服装，虽然不似我们在电影和舞台上见到的那么簇新华丽，但也多姿多彩，煞是好看。我们尽自己的知识数着：苗族、彝族、布依族、白族、纳西族、景颇族、侗族、傣族……还有的叫不上来，从来也没有见过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聚集在一起。
越往南开，路道的条件越差，路面被援越的坦克履带压得一棱棱的，车子咯楞楞地行进，颠簸得厉害，红色土壤的干尘随气流的旋涡全都扑进车斗，又闷又呛。我晕车也越来越厉害。在到达景洪的前一天，我的耐力已经到达了极限，恶心、不吃不喝，只能昏昏沉沉躺在车厢肮脏的地上，身上盖着一层红色浮土。
文革中出版了一本串联地图，横长大开本，颜色很单纯，底子是白色的，只有黑棕红蓝几种线条。棕色勾出省界和公路，红色是铁路，蓝色是河流，还有黑字。那时在外跑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这本地图是我出门时必备并且最喜爱的东西。我每到一地，就画上一个圈，心满意足地看着圆圈越来越多，分布的范围越来越广，我的心越来越充实。
我的串联地图上，又多了一堆圈圈：滇池、晋宁、玉溪、新平、元江、墨江、宁洱、思茅、景洪。这是我这次行程所经过的地方。
一路上整体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穷，除了那天赶摆，沿途所见农民多是衣衫褴褛，灰头土脸。每个小县城或小镇子只有一条主街，街上只有零零落落的几个商店，里面除了生活最基本的需用品外什么也没有。
一天在墨江停车吃饭，墨江是一个小小破旧的县城，大约这个地区连年遭了什么水旱灾，满街全是逃荒的和要饭的人。饭菜一端上来，立刻被他们呼呼啦啦地围住，你还要小心护住你的吃的，一不留神东西就被抢走了。很多人受不了这个阵势，吃了几口就离开了，一群人立刻扑到剩下的食物上。
行程四五天，终于到达了西双版纳的景洪。我一下车走了没几步，就呕吐起来，吐完后觉得好多了。
比起内地来景洪好像是另一个世界，高脚竹楼在巨大的热带树木中露出边边角角，街上傣族女人头盘大髻，穿着薄纱紧身上衣，彩色纱笼，袅袅娜娜地走路，个个如画中仙女。
这是一个让人斗志完全松懈的地方。不过，经过了那么多天的紧张生活，我也乐得这样放松一下。
版纳的天气闷热，每天下午三点钟左右准有一场暴雨，雨过之后仍是闷热。好在澜沧江就穿过景洪镇，可以在江里游泳。镇子上的傣族男女常在江里洗澡。女人洗澡的方式很有味道，她们穿着衣服慢慢走入水中，随着水面的高度慢慢把纱笼一点点卷起来，卷得很技术，既不湿纱笼，又不泄春光。水过胸后将纱笼盘在头顶，洗浴出水后再按原路将纱笼慢慢放下。我借了一条纱笼，也学她们挽起入水，但是配合不好，纱笼很快就湿了，索性上身衬衣，下身纱笼扑进水里。衣服兜水，游不起来。其实我根本就不会游泳，胆子却很大，在江里扑腾了好一阵才上岸来。不管怎样，我算是在澜沧江里游过泳了。
在景洪认识了一个傣族小姑娘纳翠花，文革中改名叫纳志坚，她个子矮小，圆脸大眼睛，浑身上下都圆滚滚的，不像满街都可以看到的苗条细长的傣家姑娘。她跟我们很要好，带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我们去了景洪最有名的佛教寺庙，那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堂皇漂亮的庙宇，现在却被外来的红卫兵造了反。佛像扳倒，佛器散了一地。地上撒满了抄着佛经的贝叶，不知道是傣文还是梵文。翠花说，拿吧拿吧，都快被人拿光了。我知道这是文物，不敢多拿，我拣了一小片夹在日记里作纪念，保留至今。
（庙堂被砸得惨不忍睹，但这幅画中画得完整无缺，因为我不想对神灵有所不敬）
我很想看看傣家的竹楼。纳翠花带我去她的大爷家，是一个典型的竹楼，下面养着猪，上面住人。楼上的地面是竹片编的，擦得光光亮亮，屋里没有什么家具，空空荡荡。她的家人对我们十分客气，因为语言不通，我们只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镇上有许多芒果树。我知道妈妈最爱吃芒果，北京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卖的了，我要给她买一些，尽管芒果还是青绿色。纳翠花带我去了一家有芒果树的人家，从树上现摘，装满了我的行军包（一个大的绿色帆布包），足有十几斤吧。这么一大包只收了我一元钱。我请正准备返回昆明的几个北京的男孩子先带到昆明，让他们回北京时给我妈妈送去。
我来版纳的目的是取道赴越南，一来就探听去越南的道路。打听了半天，得到的消息是要走走八十多里到中老边境的勐腊，先到老挝，再从老挝过境越南。又说边防哨看得很紧，抓到还好，抓不到在远处开枪打死你没商量。还说有些边防哨比较松的边境，要翻山越岭，穿密林荆棘，道路很难走，还有毒虫猛兽。总之都是困难困难困难。看看我身边只有忠实的吴家惠小姑娘一个跟着我，想想还是算了。（这张图是想象中的路途）
纳翠花和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她送了我一张照片，是很庄重地在照相馆照的二寸黑白布纹纸相片。奇怪的是她穿了一身景颇族的服装，还带满了景颇头饰。她的样子甜美可爱。
每天都有卡车回昆明，可以任意搭乘。回程的车上有一帮昆明的女孩子，还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北京女孩跟我们一起走。她说她叫刘海英，父亲是东海舰队的司令员。女孩很傲气，只和我说话，称那几个昆明的女孩“小市民”，不理不睬，她们也不喜欢她。
不久昆明的女孩们跟我说刘海英不诚实，编瞎话，偷东西。她们丢了很多东西，认定是刘海英偷的。女孩们趁着她不在翻看她的提包，果然各自找到自己的物品，我的东西也在里面。女孩们还说她根本不像高干子女，问她什么都不知道。我问了她一些问题，比如海军大院在哪，海军司令员是谁（我曾多次去海军司令部家访，海军司令员的儿子是我班的学生），她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喜欢这个鬼鬼祟祟的女孩，决定把她甩掉。一天早上，我们早早地起来，趁她还在睡觉，登上卡车离开，把她一个人留在了大山里的小旅店。
后来常想起那个被我们丢弃的女孩，心里总是不安。一个女孩子，恐怕是家中遭受了不幸，一个人出来游荡，也是很不容易的，为了生计不得已而撒谎偷东西也是情有可原的，却被我们丢弃在深山老林。虽然每天过往的卡车很多，她搭车也不难，但是反省自己的行为：我们都不懂得宽容，不仅没有宽容，内心还充满变本加厉的警觉和仇恨，正因人们多持有这种心态才会有文革中如此惨烈的大规模的自己人杀自己人。
到了昆明有一个朋友带我到翠湖宾馆去见一个北京人。宾馆很高级，在翠湖公园里被湖水包围着，古香古色，有廊有厦，雕梁画柱。那个北京人叫李慕，北京某技校的学生，自己一个人支起一摊“北京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当（光杆）总司令，和高院三司不搭界。他身边还有一个“秘书”，是个十五六岁的贵阳女孩。李慕自称高干子弟，我这个北京胡同串大的人搭眼一看就明白，他就是个北京的胡同串子。“司令”对我爱搭不理，但是他的“女秘书”对我挺热情，知道我要取道贵阳回北京，还给了我她家的地址，让我到她家去住。
在昆明我见到了替我带芒果的北京男孩，问他芒果在哪里。那孩子嬉皮笑脸地说都吃掉了，还给我了一个空背包。我气得和他嚷嚷。他说，天那么热，都要坏了。再说芒果酸极了，一点都不好吃。我只好作罢。
我已经没有兴趣再在昆明呆下去了，这时已经是七月份，天气燥热。我的嘴唇因为上火烂得一塌糊涂，我觉得需要回家休整一下了。小家惠还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我决定带她到北京去玩。我们找了一辆卡车，先从昆明搭车到贵阳，再坐火车返京。
汽车在大山里盘旋，路边有小块小块的梯田，忽然间我看见在一块梯田的田埂上躺着一个“人”，用蓆子裹着，穿着黑裤子的小腿露在外面，浮肿的脚沾满泥巴。我问司机那个人怎么了？司机轻描淡写地说：“那是个死人，是看水的，山里缺水，生产队之间常为了截水打架，打死了人就这么一扔，完事。”我感到人命在这里是那么不值钱。
到了贵阳，因为中央早就发出停止串连的通告，免费吃住的接待站已经没有了。我和家惠只好到“女秘书”家去住，她父母都是干部，对我们很热情。火车也不再免费，我手上的钱不够买车票，她妈妈痛痛快快借给了我二十元。
火车上闷热，车窗一直开着，我在窗边坐着，任凭强壮的风吹拂。蒸汽火车冒出来的煤烟黑末子从窗户中扑进来，落得满头满脸。我们的眉眼鼻子颜色都加深了一层。在火车上又遇到了带芒果的那个北京男孩，他见了我，凝视了一会儿，突然像发现了什么：“你像一个话剧演员！”我心里怪得意的，谁知回到家里一照镜子才知道煤黑把我的脸染成了黑老包。
到了北京我立即汇款还钱，没几天收到了女孩妈妈的一封信，说她把钱借给我就没打算我还会还的，想不到首都的红卫兵是这么诚实讲信用，信中千感谢万感谢。
那个所谓的高干子弟李慕带着女秘书也来到北京。收到信后我去李慕家给女孩看信。果然他家就是小胡同里的典型的市民家庭，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他的父母就是所有的胡同里都能遇到的大爷大妈，他们全家正在院子里包饺子，家里小得进不去。他已经和那个贵阳女孩结婚了。
文革中高干子弟是个响亮的名片，引来很多人冒充高干子弟以便为所欲为。这个李慕运气还算好，享受了高级宾馆和泡上一个女孩。有些人可就悲惨了，师院附中一个老师的弟弟被附中的红卫兵活活打死，罪名就是“冒充高干子弟”。
家惠住在我家里，她又结识了一个云南杂技团的女孩小林，也是十五六岁，是演柔术叼花节目的。我邀请她也到我们家住，带着她们一起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
小林七八岁就进了杂技团，演柔术习惯了，在屋里只穿三角裤和乳罩，坦然地在我们家人面前走来走去。妈妈非常生气，对她态度很不好。其实小林是个很天真单纯的女孩。
家惠和小林回到云南后和我一直都有通信联系。1986年我到昆明开会找到了她们。家惠在一个幼儿园当会计。上山下乡时她在农场是一个模范铁姑娘，后来派她开推土机，从当年驾驶推土机的照片看来十分英勇气派，像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或第一个火车司机田桂英那么帅气。家惠因为特别喜欢北京人，专门找了一个在昆明工作的北京人做丈夫。她有一个女孩，四五岁，长得很像她
家惠的哥哥在八十年代已经是有名的整容医生。他在部队时常处理外伤，复员后作起了整容手术。技术高超，生意火爆得很，许多境外华人慕名回国来找他整容。她力劝我在她哥哥那儿做一个割眼袋的手术，对我免费。我没有做。
小林早已离开了杂技团，在一个学院做工会干部，经常组织几个院校联合的交谊舞会。她带我去参加了一个学院舞会，她一个一个地带着那些想跳又找不到舞伴或不好意思跳的男士跳舞，忙得团团转。
写着家惠和小林地址的通讯簿在我到澳洲的第一天就丢了，以后多次查找她们，也没有联系上。目前我正托人到当地的公安局打听。
照片是1986年在昆明相聚时拍的。中间是家惠，右边是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