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澳洲華人之“站隊” (7)

这一次还得说联益堂，主要原因是大多研究澳洲华人史的学者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说联益堂在1903年解散。

联益堂的主要召集人李益徽早在前两场官司时有回国的打算，事因其母已92岁高龄，是该回去侍奉老人家的时候。李益徽是在1903年待官司完全完结，将其铺交儿子管理后在8月17日起程回华。

然而保皇党并不因此而放过他：

“本埠自同种兴讼以来，自去春至于今日历岁一周，其中一波已息一波又起，纷纭搅扰殆无宁日。迄于本月十一日而全案始结胜负，始定局中人几倦怠矣。局外人亦如阅历战场者之渴望太平，今之歌之﹑舞之，固其宜也。夫讼事之肇兴果何由乎？本报不欲深论。要其近因，则所谓华人商会内政之轇轕，内体之竞争，其余波遂及于东华新报；其远因则同种不睦，自相摧残，八字可为铁案。至于东华新报者初固欲保存大局,代表公论也。….所不幸者，蚌鹬相持，渔人得利.种种相争之事，非愚则妄，过屠门而大嚼者则状师而已。当局者天良发现之时，反复思之，宁毋自悔耶？夫自去春兴讼以来，至于今日所费何下数千镑，使以此数千镑创一学堂﹑兴一善举，或当天灾流行时出以为赈饥之助，即不能博一项戴之荣，而举国之重视我者，固当何如矣。舍此不为而为，此愚而且妄之事，残同类而益外人，怀小恨而忘大耻，卒至事出破绽。助我者亦骂我，仇我者亦笑我。天地虽宽，俯仰无以自容。然则愚而且妄者，且不出此最下之手段矣。有心与人寻衅者，曷以为前车之鉴耶？非本报饶口舌也。（东华报1903年3月21日第3页“试看同室操戈见结局”）

东华报由“东华新报”输案后摇身一变而来，仍是原班人马不变。然上一段则跳出三界外，以外人身份来评价这一段事，有点可笑。从追讨70镑捐银（只能说无理，非得以“爱国”之名连人家的家底都取个清光）到陈寿殴打李益徽，再到吴济川公开声讨及东华新报连串的报导，都是这班人马导演或摇旗吶喊的。“伟大而光荣”归自己，历史上早就有这类“英雄”。

于是乎在李益徽回华后的两个月，东华报又出了一段新闻：

“西十月廿五号，本埠西报言雪梨华商联益堂，今将该堂存款约银二百镑经何广﹑孙俊臣﹑司徒千三人之手，分送本埠西人各医院﹑善堂。兹开录列下：捐雪梨医院六十镑半，捐鸟汤医院三十五镑半，捐盲人院一十镑半，捐童子病院一十镑半，捐癫人院一十镑半，捐那梳病院一十镑半；又捐善堂六所，每间五镑零五员。捐中国善堂银二十镑，总共捐银一百八十九镑半。又据联益堂值理标贴长红于街坊，亦谓将该堂存款一百九十余镑，或助善堂，或支各数，已经尽数开销云云。按联益堂系本埠华商所共创，人莫不知。该堂会员述及近数年来未有集众算数，动用公款，皆由值理自为。此次捐助各善堂经费，固属善举；然亦未经公议，但由值理擅自私为，与该堂之定例实大相勃谬。此该堂存款，前年曾在永利栈集议声明捐助回唐贫老人舟资银每人两镑。吾华人之贫老者，得此分润，实有厚幸。即在共认施济之梓友，亦妥洽舆情。今该堂值理将公款全数支消，日后贫老华人因此舟资不济，不能旋里者，必将呼吁无门。该值理徒知捐济各善堂而不顾贫老之华人，其所以安誉于异族而损同族之利益者，其居心太不可问矣。或曰如某某者固外国之顺民，而同种之罪人，敢诸质乎心？众梓友其以为然否耶？（东华报1903年10月31日第3页“联益堂解散之情状”）

大多研究澳洲华人历史的恐怕是因这段文字而作出联益堂解散于1903年的结论。

说实在的话，东华报在这一段中又在混水摸鱼。

1．“广益华报”早在10月24日第6页的“联益堂告白”就刊登了类似文字，东华报则说引用西报报导并作删减增加。且不说东华报大多股东是华商，不会联益堂解散密不透风的这些人都蒙在鼓里。另外，“联益堂值理标贴长红于街坊亦谓将该堂存款一百九十余镑或助善堂或支各数已经尽数开销云云”（ “长红”即红色招纸，将事情公告并贴在街上），何须“引用西报报导”。

2．重提“前年曾在永利栈集议声明捐助回唐贫老人舟资银”，那一次集议是议轮船公司削减病老华人的特价位数量，已辞去值理职的刘汝兴推举欧阳庆为会议主席，期间吴济川发难攻击李益徽“九不是”。

3．借联益堂将堂中余款尽数捐出，既挑起华人贫老人不满，又以道德高点指联益堂是“固外国之顺民，而同种之罪人”，规格够高的了。

4．在“广益华报” 10月31日第6页的“联益堂告白”有一段是颇堪回味的：“另有存在银行停止旧数积纸银七十五镑”，这是怎么回事？或者只能这样解释，当保皇会索取70镑时，何广已开好支票50镑并送到保皇会，而刘汝兴嫌少不收。但谁能令银行Close Account？当时联益堂还在运作，不大可能自己封停，唯一解释的是外人（非值理者入禀要银行停止该户头的操作）。这一推论没有证据，有待资料的出现了。

那么联益堂解散是怎么回事？

假如联益堂在银行停止户头（Account）操作的情况下，只能将原户头的资金挂起，另开户头操作，这在商业中是常见的行为，要不企业立刻垮台死翘翘了。

即使是这样，联益堂并不能担保顺利运作，内部的几个人依然可以干扰，唯一可做的是解散原联益堂并立刻重组。这在“广益华报” 10月31日第6页的“联益堂告白”有所交待：“现本堂亦是照旧代理写船位之事。惟有日前本堂帮助银二镑与贫老人写正位回唐一节，今因存款支清，嗣后贫老人欲帮助银二镑写正位者，要待至他日本堂稍有积存，然后布达”。

换言之，联益堂没有解散，仍照旧代理写船位，只不过是在重组。原有联益堂的存款全数支清，并用在慈善方面，无论中外都没有太大指责的可能，尤以取得雪梨社会主流的同情与声援及船公司的继续支持，恐怕是原有联益堂将存款全数支清的原因。当然，原送给保皇党的50镑也没有了。

联益堂没有解散并照旧代理写船位，佣金照收，却与保皇党没有任何关连了。于是乎又一间代理写船位的公司迫不及待地横空出世 – “鸟修威华商会社”。

启者 本会社代理劫行﹑太古行﹑日本船行写船位回港，已经本会社公举总理义益号，副总理新昌盛，书记安昌号，协理泰来号﹑和兴号﹑合和号﹑源泰号﹑永安号﹑永和兴。贵客搭船荣归者，祈到本会社书记安昌号写船位是幸。鸟修威华商会社谨启。The New South Wakes Chinese Merchants Society, George St North, Sydney（东华报1903年11月7日第3页“鸟修威华商会社”）＊該會社總理為劉汝興。

而联益堂重组后的值理成员是：新兴栈，广和昌，安益利，广茂安，利生号，均利号，新遂和，广荣昌，依然是八家。

两公司同时写船位的情况持续到1917年。是年雪梨华人筹办“中澳轮船公司”并在后来攻击其它轮船公司不公平竞争，四家外轮收回代理权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