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更有梦书当枕
从上海到西雅图，从新闻采访到中文教育，唯一不变的是对文学的热爱。爱读中英文好书，爱听古典音乐，爱看惊心动魄的影视剧，爱美食，爱烹饪，这一切都融入笔端，和同人切磋。
中国文人讲究喝茶，自陆羽以下，嗜茶者无数，善品茶者也颇能说出其中奥妙。而咖啡作为舶来品似乎就没有那么富有书卷气了，有点像旧上海作为殖民地亦步亦趋模仿外国风格。周立波自称“喝咖啡的”，原意大约是想标榜自己的洋气，但是更多人觉得好比“上海瘪三”自吹自擂。就是在国外也有同类意见，英国人就一向把茶奉为高雅的饮料，如斯汀那首《英国人在纽约》的歌劈头就是：“我不喝咖啡，我喝茶，亲爱的。”
我生于在中国比较封闭的时代，长于上海附近的小城市，咖啡这玩意儿开始是听妈妈讲故事，她大学读过的巴尔扎克小说里提到贵妇的沙龙里喝咖啡，觉得洋气扑鼻。最初喝到类似咖啡的山寨货是纸包着的咖啡糖块，热水一冲，甜味胜过苦味，有点尴尬。后来看到《围城》，才知道这种本土咖啡在三十年代的穷乡僻壤早已有之。
到了启蒙读书时，开始有铁皮罐密封装的“上海牌咖啡”。是磨碎的咖啡粉，家里就用长柄的牛奶锅煮开，然后也不用滤网，就沉淀一下，倒出黑黑的汁液，扔去渣滓。这咖啡既浓且苦，一般人不敢直接入口。我家是加了热牛奶和糖，做成法国人所谓的“
café au lait” -- 奶咖。这种煮法在上海其实流传久远，我公婆家，我小外婆家都在上海，一直到现在去做客，他们都是煮原装咖啡，只是咖啡品种高级了，大多是外国进口的，就连上海牌，都改头换面，出了很多新品种。
当然会有人觉得煮咖啡太麻烦，于是速溶咖啡就应运而生了。到了八九十年代，雀巢咖啡的广告铺天盖地而来。电视里、电台里整天是那首腻得像糖和咖啡伴侣加得太多的咖啡一样的歌曲：“啊--从什么时候我们一起享受这份情意，在这温馨世界里，陪伴我们--是雀巢咖啡。”然后还要嗲嗲地加上一句广告语：“雀巢咖啡，滴滴香浓，意犹未尽，味道好极了。”最后尾音拖长，袅袅不绝。
说实话，雀巢和麦氏等速溶咖啡除了快捷方便，在当时中国大陆寥寥可数的选择中，味道还是不错的。我上大学时为了写作提神，桌上永远有一瓶雀巢咖啡，一瓶咖啡伴侣。听说我就读的外语学院有位著名教授有咖啡瘾，天天喝雀巢，一个月要消费一斤白糖。我住宿，就买盒装方糖，每一大马克杯一汤匙咖啡，一汤匙伴侣，两块方糖，配方相当固定，打乱了比例就觉得口味不对。
那时候咖啡店也开始在上海兴起，良莠不齐。听说过小咖啡店用万年青饼干配速溶咖啡的笑话，也领略过外滩边外国人聚集的咖啡店所售冰淇淋咖啡的昂贵。我的上海岁月，和咖啡密不可分。
九十年代末，我来了美国留学，第一次尝到咖啡店的espresso，惊为天人。说起来还闹过笑话，我跟一位美食达人说：“我觉得速溶咖啡就挺好喝的啊！”被他赤裸裸鄙视了，马上就带我去Berkeley的Caffe Strada体验手磨咖啡，非逼得我认错不可。看到一位新闻学院的同学写的星巴克在中国遍地开花的报道，才知道国内和国际已经在咖啡文化上接轨了。
我不算星巴克的拥趸，它的咖啡我从来觉得太甜，或者奶太厚。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家Urban Coffee Lounge，咖啡制作精良，barista们都是俊男靓女，光顾的客人不是穿着得体的中老年人就是充满青春活力的上班族。我有空就去坐上一阵子，翻阅带来的《纽约客》杂志，最妙的是经常看到别人手中捧着的书的封面，回去查一下，很多时候就是我的所好。这家店不仅咖啡好喝，还有一粒粒装在瓶中的咖啡豆零食，苦中带甜，咖啡香在舌尖萦绕不绝。虽然瓶子上有个标签：“每杯咖啡仅限一颗”，但还是常常看到有馋嘴的顾客抓起好几粒离开。店里供应的甜点是季节性的，我最爱秋天的梨派，清新的果味和奶酪的醇厚正好配咖啡恰到好处的苦涩。
今年，终于在我喝咖啡的日历上划了一个大大的记号。我先生给在家工作的我买了一台Breville半自动咖啡机，可以制作意大利式浓缩咖啡。他手把手、一步步耐心教我磨咖啡豆、蒸馏咖啡、打奶泡，做出我最爱的卡普奇诺。我也不负他的用心，手艺日渐熟练，以至于后来居上。我尝试过几种咖啡豆，来自非洲的带着热情鼓声，印度尼西亚的有海风的滋润，巴西的摇摆出桑巴舞的节奏，哥伦比亚的有丛林般的色彩。但是最后我还是和当初一勺咖啡、一勺伴侣、两块方糖一样固定了自己的口味，选择了最家常，最中庸的Dunkin Donuts medium roast，就像一个游客走遍了世界，回到家里才心安。
早晨，在我的计算机前，我会依靠一杯手磨咖啡、一块自制小点心提起一天的斗志。周末，我会懒懒地在咖啡香中醒来，听先生在楼下为我磨咖啡的声音。我不需要茶的高雅，我只眷恋咖啡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