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读了七年中学(2)为了赚学费,暑假去打工
在华中师大一附中读初二时,每学期学杂费3.5元,书本费4元,住宿费3.5元,每月伙食费8.1元。我的父亲月薪才50多元,要负担一家六口人(祖父、父母亲、还有我们兄弟三人)的日常生活支出,可谓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于是,我从初一开始,每年暑假都去打工。
实在想不到,因了一篇《寒冬腊月,我与姐夫去挖藕》,与高中学友覃言微信联系上了。他看了之后,说:“从59至62年,冬季的星期天,如果天不下雨,我都要到南湖去挖藕;6月份的星期天去捡麦子;暑假去打小工;9月份星期天去捡稻子;10月星期天去捡红苕(红薯)……”
“我记得,暑假打小工,一天一元二毛八。”
“对的,是一天一元二毛八。”
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都是那个年代的事情。
人的记忆真是很奇妙。七老八十了,有时刚刚说过的一句话,对方也许没有听清楚,问你说什么,你怎么也想不起来刚刚说的什么了。但是,一些年代久远的人和事、事和情,聊着聊着,不期而然,记忆深处的某一件事、某一个人、某一句话,却被激活了,于是,那个人如在眼前、那件事再现原来、那句话脱口而出。
我和覃言都难忘“1.28”。
请年轻的朋友们不要小看“1.28”,更不必拿它与当下的物价相比。当年还没有义务教育之说,一个学期的学费区区几块钱、住校生一个月的伙食费八元一角。对工薪家庭来说也是比较沉重的负担,而暑假打工赚的钱足够用一个学期了。为父母亲减轻了一点负担。
1958年暑假,我曾经去东湖风景区管理处下属的牛奶场打过工。那时我的大哥在管理处工作,大嫂在牛奶场做事。当时我还是“童工”,但能去那里打工的,都是管理处干部的亲朋好友的子弟,也就没有这个概念。只要是中学生来勤工俭学,基本上都安排在牛奶场。那里没有什么重活累活,每天八小时,到草场清除杂草,远处的草场还要坐“小划子”(武汉话,就是小木船)过河,往返路程得一个多小时,中午太阳大,天气太热,吃完食堂的送餐后,就在树荫下休息个把小时,一天也就干四五个小时的活。
1959年暑假,现在也记不清,是跟哪个同学一起去关山打工。那时的关山,是一片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带,许多大型国营工厂准备在那里建厂,我们去的好像是“武汉气发”工地,没有看见什么大型机械施工,平整地基全靠“人海战术”。目之所及,全是人:高处挖土的、往小推车上装土的、用小推车运土的、低处平整土地的、夯实地基的。那么多人在划定的区域干活,管理工地施工的负责人不仅管理有序,而且人性化,让我们这些中学生负责运土,相对其他几项工作,是最轻松的,有力气大的成年人负责给小车装土,我们推小车到二三百米远的低处,打开车把手处的一个卡子,再用一只脚向前蹬一下,土就全部倒出去了。当然,大热天来来回回跑几十趟也是汗流浃背,一天下来,也非常累。好在年轻,睡一觉起来,第二天照样是生龙活虎奔跑在运土工地上。
覃言的经历比我更丰富,他不仅打过工,还贩卖过香瓜、菜瓜。到南湖公社买进,挑到武昌火车站去卖。两地虽然相距只有十里左右吧,但是远路无轻担,尤其对一个未成年人来说。
我们这一代,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是高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祖国花朵,见过反右,用“观音土”垒炉子炼过铁,然后经历三年大饥荒挨过饿,十年文化革命大串联,粉碎四人帮、大改革、大开放。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
我相信,像我和覃言一样,难忘“1.28”的同龄人,一定还有许多,在尽享智能手机之便捷,安享晚年之时,不妨“忆苦思甜”一下!
【附录一】寒冬腊月,我与姐夫去挖藕
2018年“五一劳动节”,国内放假,兄弟们不想赶热闹去旅游,都回葛店二姐家聚会,“杀家麻雀”(武汉人比喻自己一家人打麻将),享受难得的休闲与温馨。
我的二姐今年九十一岁了,昨天视频,看到她那满头青丝、精神矍铄、谈吐风趣,甚感欣慰。她正坐在麻将桌边观战,外孙女把手机给她时,说:“二舅从美国打来的。”她接过手机就说:“你看我这里几热闹,小永他们都回来了。你快回来呀!‘三差一啊!’”
二姐健康长寿,首先得益父母的遗传基因好,其次是她小时候,我们李家花园家境还可以,后天的健康饮食,保证了她成长时期身体必须的营养,再就是她一生心态乐观,再大的难事,她不着急,不怨天尤人,总是积极面对。
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姐夫在武汉工作,她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在葛店乡下,实在活不下去了,就回娘家来,住在我们通湘门外李家花园老宅。
1956年,武昌通湘门外李家花园公私合营后,并入到武汉市青山公园。原来住在老宅的二叔、三叔两家都搬到青山公园去了。我父亲是长子,就只身一人去青山公园上班,留下我们兄弟三人与妈妈一起伺候祖父。我的父亲每到周末,就从青山公园回到李家花园老宅,侍弄房前屋后的几块自留地种的蔬菜。
二姐带着三个孩子回到老宅,孩子们的哭声、叫声,嬉闹,给原本空空荡荡的老宅平添许多生气喝乐趣,也带来了不少困难。没有饭吃呀!原来房前屋后的几块菜地种的红薯等,哪够吃啊!
李家花园公私合营之后,把所有的花木、及其他生产资料,还有拆花房的所有木料,都被搬到青山公园去了,不能搬走的是李家花园周边的生态环境。1957年长江第一桥建成通车前,就在原来的通湘门外任家湾和刘家湾的地基上,修建武昌火车站。穿过长江大桥的铁路线沿着蛇山山腰,经小东门,从长春观后面的无名小山,拐弯向南绕到武珞路再向南到达武昌站。无名小山地势高,过了武珞路,地势不仅低,而且要经过一片藕塘才能到新武昌站。于是,那一片藕塘被填埋,筑成坚实的铁路路基。路基东面的藕塘,与有名的赛湖相通。当时也不清楚那一大片藕塘的主人是谁,似乎靠近路边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藕塘有主,沿着塘堤再往赛湖里面走,就无人管了。三年困难时期,附近很多居民都去那里挖藕。很快,近处的藕塘就没有藕可挖了,只有靠近赛湖深处还有藕。但是,那塘泥烂而深,少有人去。真是像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所言,“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冬天,一个周末的傍晚。二姐夫下班回来,对我说:“叫你二姐搞点东西给我们两个吃,吃饱了好去挖藕。”
饭后,我们背上工具和麻袋,已经出门了的姐夫说;“你回去把你爷爷喝剩下的半瓶白酒拿来。”
“干嘛?你又不喝酒?”
“等一下就要下寒气了,到了藕塘,下去挖藕之前,喝一口,暖暖身子,再下藕塘就不觉得那么冷了。”
我跟着他往藕塘走去,他边走边说:“我这几天,上下班,看到有些人到藕塘深处挖了很多藕。看我们今天的运气怎么样?”
沿着藕塘堤一直往前走,左右两边藕塘都有人在挖藕了,我们继续向前,直到最远的那个藕塘,没有人了。姐夫停下来,说;“就这里吧,先喝一口酒,暖和一下。等我先下去看看深浅,喊你来,你再来。”
姐夫走下藕塘,到离藕塘堤十多米远才停下来,过一会才叫我去。我踩着烂泥,深一脚浅一脚,好不容易走到他身边。他问我:“你冷不冷啊?”也许是喝了那一口酒的作用吧,真不觉得冷。不等我回答,他接着说:“你脚下是不是踩到了藕呢?”
我赶紧试着踩了踩,真的好像烂泥里有藕。高兴地说:“踩到了,好大的藕啊!”
姐夫到底是经验丰富,他让我跟他一起,先做一个围堰,然后,我们站在围堰里面,用挖泥专用锹,把烂泥挖出来,掀到围堰外边去,也不知挖了多久,终于看到藕了,而且很多很多,别提当时那高兴劲了。姐夫又告诉我:“这藕好大好多,不要用锹把它们搞破了,拖泥带水拿回去可以多放些时。”
等我们把围堰里的藕全部挖起来,装好,抬回家,差不多半夜了。妈妈和二姐一直在堂屋(客厅)等着我们,一看挖了这么多藕,赶紧都存放到一个大缸里面储存起来。多日愁眉不展的妈妈,喜笑颜开地说;“孩子们这一个礼拜都不会挨饿了!”
整整六十年了,我和姐夫当年为了一家人吃饱肚子,寒冬腊月去挖藕,难以忘怀。
【附录二】深切怀念我亲爱的二姐
(2019年3月与九十岁的二姐在她新建的楼房家里合影)
我的二姐李冬荣于2022年12月28日凌晨3点40分不幸病逝,享年93岁。
12月18日,二姐对身边的子女说了一段话:“自从去年中风卧床以来,我感觉身体越来越差了。93岁的人了,照这样下去,在人间的时间不多了。
我走后,你们首先不要悲伤、难过,这是自然规律。你们要振作起来,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事情;其次,不要通知亲朋好友,不要收礼;丧事从简,节约,自家热闹一下就可以了;最后希望你们搞好团结,互相帮助,不断努力,共同富裕。你们都好,我就放心了。
关于房子和浮财,我想这样安排:我和你爸住的那套房子,我走后由佩林、佩祥二人均享。我们留下的浮财,为我办完事后的余款,由你们姊妹五人均享。“
当时在身边的长女婿刘显顺认真做了记录,并整理成文《母亲李冬荣的留言》,分发给五姊妹各执一份。
二姐住的那套房子,是他们老两口率五个子女,于2010年共同建起来的一栋三层楼房,一层两套。老两口住在一楼左边的那一套。五个子女各一套。
二姐从葛店卫生院退休后,退休金逐年增加,加上90岁老龄补贴,每月近7000元。还有先走十几年的二姐夫留下的钱,就是她说的”浮财”吧。
二姐从小在李家花园就享受过幸福生活,出嫁以后也吃过不少苦,晚年生活非常幸福。
二姐生于1930年11月5日,她有一次回忆往事时,深情地说,我小时候在李家花园,度过了一段幸福快乐的童年、少年时光。那时候,李家花园红红火火、蓬勃发展,从原址张之洞路,搬到通湘门铁路外一片荒地上,建成了”通湘门外李家花园”。
二姐后来怎样从通湘门外李家花园,嫁到葛店镇喻家的,已经成为无人知晓的历史。当她活到髦耋之年,已经是喻家的”老神仙”时,喻家的儿女们,没有谁想要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现在,她走了,带走了一部“家史”,留下许多遗憾。大外孙女说,”昨天妈妈永远地走了,想到再回家站在门口,亲切喊一声“妈!我们回来了!”却再也听不到妈妈的回应时,她已经泣不成声了。
1958年,二姐是葛店镇一家公立小卫生院的接生员,时值国家卫生部在全国各地举办“新接生法”培训班,尽管当时从葛店到武汉市区交通很不方便,只有25路一条公交线,定时往返,每趟都是人满为患。而且,二姐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为了掌握新法接生,她坚持学习,很快就学成,回到了卫生院,成为那个院里的骨干。正当事业顺风顺水之时,小儿子得病,在当地怎么都治不好,她向院长请假,要带儿子去武汉治病。院长不批,为了孩子,她顾不得那么多了,把两个大一点的孩子交给婆婆照顾,带着儿子去武汉了。
等她在武汉把孩子的病治好后,才得知院长不仅开除了她,而且把她下放到附近的农村生产大队当农民。从此,她就和农民一起干农活。泥里水里辛辛苦苦,一年到头,还赚不到糊口的粮食。家庭唯一的收入,就靠在湖北省第六建设工程公司工作的二姐夫微薄的薪水。
但是,那些年葛店镇的居民及周边农村的农民,早已知道葛店镇上的李医生,接生的技术最好和水平最高,不论农忙还是农闲,总有人上门请她去接生。她总是有求必应,热心助人。她一生也以此为自豪,常说“我们这个镇及周边农村的60、70、80后出生的,差不多都是我亲手接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尽管她当时生活非常困难,但是从不收红包。她深知,大家的日子都不怎么好过,她牢记医生的天职和使命就是守护生命。许多农民为了感谢她,事后送一些自家生产的农副产品以表谢意,她也因此在葛店镇上和附近乡下人缘极好。
还记得,七十年代初,我所在的武汉市水厂路中学,准备为我们年轻教师建一栋教师宿舍,苦于买不到砖和瓦。刘政秀书记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宣布,谁能帮学校买到砖瓦,优先优惠分房。我回葛店问二姐能不能帮忙买到砖瓦。二姐说:”你们学校要买多少?什么时候要?”当时就是农村土窑的砖瓦,也供不应求,现金购买都得排期几个月后。当我和学校的总务主任,跟着二姐去见砖瓦厂厂长时,厂长说:”李医生弟弟单位买砖瓦,买多少都没有问题。按你们的要求,三天后来提货。”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上台不久,二姐多年向卫生部门的申诉,终于有了结果。调到葛店卫生院妇产科当医生。从那以后就更忙了,经常是下班后,回到家,还有附近农村来请她去接生的农民,在焦急的等候。她一如既往,水都来不及喝一口,背起备用的医药箱,跟着来人就走。她是一个热爱接生工作,热心助人的好医生!虽然比不上”万婴之母”林巧稚,但在葛店镇却是人人都认识的李医生。不仅找她接生,遇到在当地难以解决的问题,也来找李医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葛店高中教语文的陈老师,不知听谁说李医生的弟弟,是华师一附中的语文老师,他请李医生带他到学校来找我了解高考信息,并希望提供我们学校的测试试卷。我像二姐一样,热情接谈,毫无保留地提供信息和相关资料、试卷。让陈老师满载而归。
二姐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一生热心助人无数。
二姐孝顺父母,更是我们兄弟几人的表率。爸爸妈妈随着年龄的增长,海不到六十岁就考虑身后事了。他们不能接受城市居民死后火化的硬性规定,早早就在葛店二姐家里,请人用上好木料,定制了两副寿木,做好之后,每年还要刷一次漆。这都是二姐在操持。
(从左至右小弟与弟媳、大哥与大嫂、二姐夫的下排是大姐,右边是我和二姐。在她的老屋门前合影。)
我也不知道二姐家,那一栋老式平房是何年何月落成的,每当我走进那栋房子,就感到特别亲切,因为它与我们在通湘门外李家花园那栋老宅,格局完全一样,只是小多了。走进大门是”堂屋”(即客厅),左右两边各有两间卧室,堂屋隔板后面是厨房。那个年代的老宅是没有卫生间的。茅房在宅子外面,女人方便用马桶,男人晚上用”夜壶”。我的父母七十岁以后,就长住在二姐家。当时二姐的五个孩子都长大成人了,家里平时就四个老人,二姐和二姐夫住在进门左边一间,父母的棺木放在他们隔壁那一间,父母住在右边的一间,隔壁一间是客房。
二姐不仅接生医术高明,在家做饭炒菜也传承了妈妈的手艺,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做事特别麻利。逢年过节,我们兄弟姐妹还有她的子女都回来时,一大家人热热闹闹过大年,二姐指导三个女儿做年饭,欢欢喜喜过春节。菜香扑鼻,情溢满屋,葛店二姐的家成了我们兄弟魂牵梦萦的老宅!
二姐还继承了爸爸妈妈记忆力强、身体素质好的长寿基因。
表弟小我一岁,我因病休学一年,重读高二时与他同班。2018年,他开车来接我去参加同学聚会时,途中闲聊。他问我,是否知道当年到底是李家花园帮严家花园,还是严家花园帮李家花园发家致富?我说不知道,现在我们两家的老一辈都作古了,怎么办?后来还是我离汉来美国之前,回去看望二姐时问她,她非常肯定地说,“是姑奶奶的严家花园,倾情资助爷爷创建的李家花园”。我的二姐当时满头青丝,耳聪目明,思维清晰,与晚辈打麻将输少赢多。李家花园的几十年前的往事,她记得清清楚楚。
谁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的二姐中风后一年多卧床不起,五个子女,特别是芳芳精心护理,特地买了一张医用现代护理床,随时都可以帮二姐调整卧床姿势,武汉这一波疫情之前,我们与她视频时,她的记忆力还是那么强!
又是表弟视频问我:”小时候每次去通湘门外李家花园时,我爸爸总是叮嘱我一定要去问候大舅爹(湖北方言,就是我的祖父。)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们家的二舅爹、三舅爹呢?”我说 :”我从小只知道宠爱我的祖父和姑奶奶,真的不记得你说的那几个舅爹。”
我在与二姐的一次视频聊天时问她,她马上就说,祖父是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幺妹。幺妹就是他的奶奶,我们的姑奶奶。他问我还记不记得旺叔、胜叔、福叔和乾叔。二姐还特别提示我,那个胜叔的头就像宾努亲王一样,记得吧!我搜寻脑中记忆的碎片,终于想起了几位堂叔叔的名字,他们就是祖父三个弟弟的儿子。原来我们李氏百年前还是一个大家族!
12月19日,得知我的数学老师刘世策93岁,因感染病毒去世。立即与二姐视频,芳芳告诉我,他们全家都阳了。不祥之兆上心头。再看二姐,已经在昏睡。叮嘱芳芳随时微信告诉我情况。
二姐一生聪明好学记忆力强;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观念;性格开朗,心态乐观。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无所畏惧。她的许多故事说不完,让我永远难忘的是她在退休之后,邀约我的大姐、小弟媳妇、带着芳芳几个晚辈,不远千里乘坐火车到湛江,转乘汽车到徐闻,坐轮渡,漂洋过海来看我,不住酒店,一定要住在家里热热闹闹玩几天。我陪他们环岛游后,送他们乘飞机回武汉。临别之际,她非常高兴地说:“培永这一步走对了!回武汉到葛店,我们再好好聊一聊。”
(1994年,右起二姐、大姐、芳芳、弟媳,在海口机场合影)
永远难忘我亲爱的二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