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抒怀（二）

八十抒怀（二）

1984年9月中旬，一个周一的上午八点，上课前几分钟。湖北省教研室的谭爱旭老师带了十几位老师来到我的教室门口。我正准备上第一节课，他回头看了看吴主任后，对我说：“吴主任带海南农垦系统的老师来我们湖北听课学习，省教育厅安排他们到华师一附中来，教导主任说第一节课就听你的。”我马上表示欢迎，立即安排他们到教室后面就坐。

现在也记不清当时上课的内容是什么，反正我一贯坚持的原则是，不论谁来听课，我都按教学计划该讲什么就讲什么。下课以后，听课的老师们非常兴奋，谢谢声不断。带队的吴主任对谭老师和他们听课的老师们说：“我们这样突然袭击式的推门听课，听到的、看到的都非常真实。李老师教态自然，讲课要点清晰，重点突出，学生主动学习、思维积极、课堂气氛非常活跃！感谢李老师为我们上了一节很好的非常真实的语文课。”吴主任握着我的手说：“请你在方便的时候，一定到我们海南来，给我们农垦局的语文老师讲讲课吧！”

吴主任是海南灵山人，高高的个子，健壮的体魄，典型的海南人，说的是标准的海南普通话，为人特厚道。他回海南后，请他们教研室的语文教研员李德雄老师经常与我联系，互相交换教学教研信息。每年快到放暑假之前就发邀请函，一定要请我去海南讲学。

（2023年12月回海南，专程去看望吴主任。）

非常遗憾。那几年，每年暑假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都安排了全国性的实验教材改革工作会议，1984年在兰州，1985年在青岛，1986年在太原，1987年在上海，1988年在西安。每次会前要准备写论文和总结材料，会议结束以后，回到武汉，省教研室教研员张良谟老师，还要组织四个学校参加实验的执教老师集体备课。从1983年到1988年，六年寒、暑假都在忙实验教材改革的事情。

1989年暑假，吴主任又一次邀请我们去海南讲学，并说，如果这次不来，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大家都知道那一年发生在北京的震撼全球的事件之后，所有全国性的会议都取消了。唯有海南可以举行大型会议。于是，湖北省教研室的谭老师就组织我们去海南农垦总局讲学。

我们一家四口第一次有机会一起出行，而且是到海南岛，两个孩子特别兴奋。上岛以后，吴主任安排我们住在农垦总局第四招待所，讲学时间是一周。

我主讲语文，结合六年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的实践，介绍了全国及湖北省的语文教学改革的大趋势、具体做法及取得的初步成果。还借海南省农垦中学初中部曾建仪老师班上的学生上示范课。上完课后，再结合那节课的教学内容，讲我是怎样备课、怎样设计教案，在课堂上如何根据具体情况实施教案等等。农垦总局教研室组织全局一百多个农场中学的语文老师来听课。他们对我的报告和示范课非常满意。其时，海南农垦中学的赖瑞光校长也来听了课。听完课，他盛情邀请我与家人，第二天早上去海口华侨宾馆喝早茶。

华侨宾馆是海南刚建省时海口最豪华的宾馆，喝早茶时，赖校长满腔热情地极力说服我调到农垦中学来工作。赖校长是一位非常善于做思想工作的领导，他见我不为特区的工资待遇、三房二厅的新建高级教师公寓住房福利所动，看着我的两个女儿，笑着对我说：“如果你调到农垦中学来，她们两个，你的两个宝贝女儿将来一定可以考取理想的大学。”然后，详细介绍了海南建省初期高考招生的许多优惠政策。赖校长这一招，真是一语中的，击中了人到中年之我的软肋。我立即紧紧握住赖校长的手说：“赖校长，为了您强烈的事业心和如此求贤若渴的诚心，为了我两个女儿的美好未来，我会考虑到农垦中学来助你一臂之力！”

讲学活动结束了，我们一家从海南回到学校。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当时也在华中师大一附中执教数学实验班的游丽昭，问我海南之行有什么收获。我重点向她介绍了海南省高考的有关政策和赖校长的盛情邀请，她问我的打算，我说为了两个女儿的未来，我去海南！她向来处事果断，马上说，我跟你一起去！当我把这个信息告诉赖校长后，赖校长非常高兴，立即邀请她去海南农垦中学考察一周。她回武汉就更加坚定了去海南的决心。

于是，我和游丽昭两家一起，于1990年9月率先调往海南，接着，水运生和张重谨夫妇、胡承辉和王孝模夫妇、李国光和李更仪夫妇，他们几家也相继调来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虽然都在武汉教书，但是少有联系。机缘巧合，我们四家（从左至右先生都站着，前面坐着夫人：李国光和李更仪夫妇、胡承辉和王孝模夫妇、水运生和张重瑾夫妇、李培永和聂静仪夫妇。）还有游丽昭夫妇、吴多星夫妇一起接受农垦中学赖瑞光校长的盛情邀请，调到海南省农垦中学任教。

再说，我们这群武汉人调到农垦中学以后的情况吧。

我们都是湖北省重点中学的高级教师，三个语文老师、两个数学老师、两个英语老师、两个化学老师。一到农垦中学引起的震动就不必说了。

只说赖校长当时决定，让我们到应届高三去抓升学率，我对赖校长说，您这样安排，可以说，我们这群武汉人去抓一年，明年学校的升学率肯定可以上去一些。但是我恳请您从长计议，我们都是正式调来的，不是只在这里工作一年，而是一辈子，如果现在把那些教了两年毕业班的老师撤下来，我们去教，就算明年升学率上去了，别的老师，特别是那些被换下去的老师服气吗？我建议，您考虑并组织学校主要领导，研究制定一个三年计划，初中高中都从起始年级抓起，三年后，我们这群武汉人不仅让其他老师对我们刮目相看，而且一定会让农垦中学在海口市乃至整个海南省引起轰动效应！

赖校长不愧是优秀校长，不仅能礼贤下士，广招人才，而且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他尊重我的建议，制定了一个把农垦中学建成全省一流中学的六年规划。而且，安排我们这群武汉人都从起始年级教起。

我和游老师任高一年级的班主任，她的班偏重理科，我的班偏重文科，我们两人互教对方班的语文和数学，胡承辉老师教教两个班的英语。也就是说湖北省两个顶尖省重点中学的三位高级教师负责的两个班，三年后要是不出成果那才是怪事！

三年后，果然不出所料。我们这一届的高考升学率，名列海南省第二名。直逼年年第一的海南中学，轰动全省，引起省教育厅的高度重视。时任教育厅长谢锋逢会必讲：“低分进高分出”，是农垦中学的成功经验，比“高分进”的海南中学更值得各学校学习。

1991年教师节，海南省政府决定评选第一批特级教师。按省政府规定农垦中学可以上报民主推荐前四名的个人材料。学校民主推荐第一名是赖校长，第二名是党委书记林尤鎗，第三名是副校长赵建南，第四名是李培永。赖校长当时在大会上说：“我自从当校长后二十多年没有上课了。感谢大家推荐我，但是我不够格当特级教师，以后评特级校长时，你们再选我吧！”当场依次补上一位老教师，上报农垦总局教育处研究，报省教育厅的两位申报人是赵建南（数学老师）和李培永。

1991年12月26日，省教育厅通知我到该厅电教招待所报到后才知道，这次负责考评语文特级教师的是省教研室田厚谦主任、海南中学语文教研组长杨俊良老师和三亚一中特级教师梁启圣。

这次全省各县市和农垦总局，上报参加考评语文特级教师的共有十位，除我和海南中学的吴荫华老师之外，其他八位都是校长。

十位申报人全部报到之后，田主任主持会议，并宣布这次考评程序。所有参加考评的老师都必须上两次课：第一次考评课，今天就在这里抽签决定上课的内容和上课的地点。内容是三本高中语文课本中，专家指定的篇目，抽中哪一篇就讲哪一篇，就在这里准备，不能回家。明天上午，上课地点分别在海南中学、海口一中和侨中，抽中哪个学校就在那个学校，不得调换。第二次考评课，在参加考评的教师所在学校，听课时间由考评组决定，不提前通知，考评组随到随听。

田主任还没有讲完，有三位校长问他，是否可以不讲课。田主任说，可以不讲课，但是不上课就不能参评。那三位校长说他们二十多年没有上课，不参评了，当时就走了。他们三位与赖校长事前就主动退出相比，简直是天渊之别呀！

田主任接着讲，在教学业务方面，考评小组还要检查教案和批改学生作业的情况。在教学研究方面，必须提交至少三篇，在国家级学术专业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在德育工作方面，要考察班主任工作的业绩。最后，还要到学校开座谈会，听取师生的意见。

 我抽的课文是高二的自读课文《警察与赞美诗》，要求一课时完成教学任务，地点在海口一中。

听课的只有三位评委，但是，海口一中教导主任没有听清楚上级的电话通知，把我要去上课的那个班的学生，调到学校一楼很大的阶梯教室等候。等我和三位评委走到四楼那个班的教室门口，一看教室空无一人。田主任立即打电话，该校教导主任马上去阶梯教室，带学生回自己的教室上课。尽管这节课来回折腾了七八分钟，还是上得非常成功。三位专家打的平均分为95.7分。我的教案平均分是95分；作业批改平均分是89.7分；教学研究得分97.7分；德育工作95.3分；群众意见84分。上述各项分数分别乘以“加权系数”，最后总评实得分为94.11分。“专家学科小组结论”：“完全具备特级教师条件”。

1992年教师节，海南省政府举行庆祝教师节大会，给首批特级教师颁发《特级教师证书》，在《海南日报》上公布首批特级教师名单，语文特级教师共五名。

1991年，我被评为海南省首批特级教师以后不久，接到海南省人力资源厅职称处的公函，聘我任海南省中学高级职称评委会的评委。该评委会负责每年评审全省各市县和农垦教育系统报省厅审批的高级教师资格。

当评委评审别人，不由得想起自己当年被别人评的时候。此时，尤其需要换位思考。

当时，我虽然到海南时间不长，由于工作需要，也经常到下面农场去，亲眼目睹那些常年工作在农场的老师们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深感他们能几十年如一日坚守之不易。因此，我只要看到来自农场或农村中学老师的材料，审阅后，没有原则问题，一般都予以明确结论，签名同意。也曾几次与有的评委发生过争执，比如有评委在申报人“自述”材料中发现几个错别字，便大发感慨，这么简单的几个字都写错了，怎么当语文高级教师？我就说，中国汉字浩如烟海，语文老师也不能保证自己就不写几个错别字，不能因为几个错别字就全盘否定一个人。特别是那些在边远地区的老师，年过半百，好不容易能有这样的机会参评，即使我们这里通过了，评上高级教师了，也许他所在的地区财政，一时还不能兑现他们的职称工资。仅仅只是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我们何必去伤害他们善良美好的心愿呢？

海南省中学高级职称评委会每年参加高级评审的评委，由电脑随机抽取。每年参加评审的评委不尽相同。但我当评委多次，每次都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经我评审的申报老师的资格一般都通过了，也因此被有的评委称为“老好人”。为了那些长期坚守在边远农村的好人心想事成，我愿做不为他们所知的老好人！

1993年，我在海南高考阅卷点作文组当组长，副组长是海南中学的教导主任，也是海南省首批五位语文特级教师之一的吴荫华。

海南省第一次评特级教师时，与吴荫华主任相识，后来成立海南省中学语文教研会，经常联系，相处和谐。吴主任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再后来，我和吴主任都被海南省人力资源厅聘为中学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联系更密切了。我们在语文教育教学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分歧。

我们第一次在高考作文阅卷组合作，吴主任说：“你坐镇办公室，负责全面工作。我懂海南话，负责巡视各小组阅卷动态，每天上、下午最后半小时时间碰头，研究阅卷进度和阅卷质量。”

头三天阅卷平静结束，平安无事。

第四天上午，吴主任巡视时，发现一对搭档为一份试卷的评分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请他们到办公室来谈谈具体情况。

这一对搭档，一个是中年教师，一个自报是海南师院硕士研究生。中年教师认为研究生给那篇作文评分太低了，请研究生考虑是不是再看看，可否提高一两个档次给分。研究生认为没有必要了，说这个学生的作文就不能称之为作文，给他最低档次的分数都高了，拒绝改分。中年教师就拒绝签名。

我和吴主任仔细看了那篇作文后，吴主任说：“我先说说个人看法，这篇作文确实写得不怎么好，但是，对照评分标准，我同意他（指中年教师）的看法，至少提高一个档次，最好提高两个档次。为什么呢？第一，这个学生的书写比较规范，卷面比较整洁；第二，所写的内容是健康向上的。当然，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文章结构比较乱。所以给40分左右，即三四档次之间，比较恰当。李老师的意见呢？”

还没有等我说话，那位研究生说了一句：“怎么都是这种水平？”不辞而别。

我请中年教师先回去继续阅卷。

吴主任也说了一句：“我们这种水平，当他的导师都绰绰有余，你说，我们两人是不是有带研究生的资格？不就是一个硕士吗？”

我请吴主任不要与他一般见识，再请他来好好谈谈吧！

我去请来那位硕士，请他先听听我们的意见，真是没有想到，他真的好有个性。就站在办公室门口那里，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你们看着办吧！”

怎么办？我和吴主任商量后，请示考试局李大维副局长，为了对考上负责，把他调去评改阅读题吧。经局长批准同意，我去通知那位硕士，又没有想到，他再次不辞而别。

我和吴主任都认为，这不仅仅是他的个性问题，哪个人没有一点个性？从他所受教育的程度来看，应该说是我们基础教育的失败，是我们没有重视从小，对孩子们的“规则意识”的教育醸成的后果。在社会中，与人交往基本礼节古已有之；在工作中，必须尊重他人的意见或建议，必须遵守公共规则等等。

我们现在的教育，就是从小为孩子选学区房，读重点小学、中学，课外请名师“一对一”辅导，上兴趣班，特长班等等不一而足。家庭教育如是，学校教育同样忽视对学生的品德教育。所以像这位硕士生不懂礼仪的现象，真是见怪不怪了。他开始在阅卷中与“中年”老师发生矛盾，就是不懂在工作中与他人合作的基本礼节，言语中明显表现出高傲态势，拒绝合作。接着对吴主任和我仍然不可一世，完全没有一点规则意识，更不懂为人处世的常识。最后，他的结局当然是咎由自取。

我们的高考作文阅卷组没有因为少了一位硕士生，而影响了阅卷进度。我希望硕士生反思一下，这个地球，少了谁都照样在转，不论你是伟人，还是所谓“能人”，如“硕士生”那样的！建议中文系毕业的硕士生，有时间的话，读一读管仲写的“礼义廉耻”,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以礼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