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抒怀（一）

                                                                  八十抒怀（一）

2015年7月，我的两个女儿分别从加拿大和美国飞回武汉，为我和老伴做七十岁寿辰。

（左右两边是我母校语文组的同事，右边胡茂良和孙明理，左边甘晓星和他的先生朱学俊）

原来我们只准备在酒店定三四桌，亲朋好友三四十人聚在一起热热闹闹过生日。不知怎么的，后来有一百多人，闻讯赶来东湖“亢龙”酒店，祝贺我们七十寿辰。特别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和幸福的是，华师一附中1982届初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的学生陈云鹤、王艳、陈彩萍、陈薇得知消息后，赶到酒店来祝贺我们生日快乐。我手中的鲜花，是身在海外的学生们打国际长途电话，特地在武汉鲜花店预定，请花店老板准时在寿宴开始时，送到亢龙酒店宴会厅，再请在场的同班同学送给我。我们合影留下了那非常幸福的欢乐时刻！

（左起班长陈云鹤、王艳、李培永、陈彩萍、陈薇。）

一晃十年了，不知不觉已经八十岁了。

特别让我自豪的是，我的人生八十年，当了一辈子中学语文老师。本来读高中时，像我的很多同学一样，坚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考大学读理工科。事不如人愿啊！参加1965年高考，因“不宜录取”而名落孙山，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为中学语文老师。接到录用通知书，在家纠结了一个月，去师资短训部接受培训，将来当语文老师，还是远走他乡，到新疆屯垦戍边。学校团委书记蔡清萍老师多次找我谈心，晓之以“团员必须服从组织”之理，动之以情，劝说我要想一想，自己因肺结核病休学一年，到现在也不到三年时间，这样的身体肯定不能适应寒冷的北方生活。留在武汉当老师吧！父母也耐心劝我听老师的话，去学校报到吧。一个月后，过了国庆节，才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师资短训部语文二班报到。

报到时，二班的班主任黄娉琴老师满腔热情地接待我。年轻漂亮的黄老师是从印尼回来的华侨，对我这个迟到的学生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从始至终一直微笑着轻言细语询问，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后来，她告诉我，一直在等我来当班长。说完，就带我去教室，她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今天李培永同学来报到啦！我们班五十位同学到齐了！他以后就是你们的班长！”

原来决定短训一年时间，没有想到，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学校通知我们立即结束实习，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67年12月17日，才结业分配到武汉市水厂路中学当语文老师。

此生难忘初教时。69届11班的学生，是我走上三尺讲台教的第一届学生，教语文，还是他们的班主任。
自1967年停止大串联，师生回学校“复课闹革命”以来，中小学就没有教材。说是教语文，可是没有课本，教什么呢？《毛主席语录》（当年简称“红宝书”），“老三篇”（毛主席的三篇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这就是那时师生共同学习的全部“教材”。各科都没有课本，也就没有作业，学生想来就来，不想来，老师也没有什么办法。那个年代，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大都如此！

十年文革，我做了两件大事。在水厂路中学征得时任书记刘政秀的同意，与武汉市胜利中学当语文老师的陈培芳老师一起，于1974年创办了三项棋类（围棋、象棋、国际象棋）训练班。后来来从训练班走出去的成名棋手有：围棋七段国手闫安、李杨（女），女子全国象棋亚军陈淑兰等。当年到棋类训练班来的教练有：围棋名人刘炳文、1958年全军象棋冠军陈培芳、青年优秀象棋选手柳大华、国际象棋湖北省冠军刘成万。办棋类训练班的经历，及后来的成果告诉我，“名师出高徒”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再就是到水厂路中学报到时，在学校迎新座谈会上，与一见钟情的聂静仪谈情说爱、结婚生了两个漂亮女儿，在她们最需要陪护的幼年儿童时期，我们全程精心养育，让他们身心健康成长。

待到她们上小学时，我幸遇贵人华师一附中王仕良主任和袁福老校长，历经艰难曲折，从武汉市硚口工业区，调到了武昌文化区，住在久负盛名的千家街华师一附中校园。两姐妹在武昌区中山路小学读完小学，顺利进入华师一附中读中学，为她们后来考上大学继续深造夯实了基础，更为他们后来出国留学创造了有利条件。

回头望这一辈子，历历在目，实在太快了！最难忘的还是回到母校华师一附中的十年。其中六年时间，从初一到高三，执教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分编型《阅读》和《写作》教材改革实验班。

1982年8月28日，华师一附中初一（2）班五十位学生，及大部分学生家长来报到了。他们被告知，这个班是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将使用人教社的分编型语文改革教材《阅读》和《作文·汉语》（1986年修订后，定名为《写作》）。这是建国以来改革步子最大的一套教材，也是试教规模最大的一次教材改革实验，全国除西藏和香港澳门外，各省、直辖市都有两个城市和两个农村的省重点中学参加试教。湖北省有武汉市的华师一附中和武昌实验中学，还有黄冈中学和沙市三中共六个班的学生参加了试教。

教育部高度重视这次教材改革实验，要求人教社每年暑假组织全国的试教班执教老师、省市教研室的专职教研员，参加实验教材备课工作会议。届时，各位编辑讲读教材编辑理念、体例、教学建议。湖北省教研室教研员张良谟老师，每年暑假带试教老师参加全国会议，回汉后组织试教老师集体备课；每年寒假组织试教老师集中阅卷评分总结。我们学校袁福校长，为了保证试教成功，特别安排资深语文老教师汪厚铎专职指导三年。汪老师与我一起备课、听课、评课；还有语文教研组长吴六林和特级教师陈治平督导。

为了不辜负学生和家长的期待，不辜负袁校长的重托，为了自己在教学上快速成长，从试教第一天开始，我坚持每天写“三记”：班主任日记、教学后记、日记。每一节语文课后，写得失，记录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特别记录公开课、示范课的全过程，还有“推门听课”后，那些听课老师的评价。仅初中三年，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听课老师一千多人。

为了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和水平，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我书桌上有两本指导我进行语文教改的“教学宝典”：《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和钱学森编著的《关于思维科学》。

我能从同辈人中脱颖而出，除了客观条件有利于我之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长达六年的语文教改实验过程中，我既没有因一时的成功而陶醉，也没有因暂时的困难而气馁，更没有因人为的阻力而畏缩，始终坚定不移地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摸索。为了不愧对袁福老校长的信任和栽培，不辜负实验班学生及家长的期望，我全身心投入到改革实验中了。每学年起始有计划，结束有总结，每学期有小结，每一单元有安排，每一天有班主任日记，每一课有“教学后记”。我无暇顾及别人的议论，有“争议”就让他们去“争议”吧，每天有干不完的事，哪有时间去听闲言碎语呢!

六年时间内，仅班主任日记和教学后记两项，手写了400多万字。根据这些记录，撰写有关语文教改的论文50多篇，公开发表在《人民教育》、《语文教学通讯》、《语文学习》、《语文教学与研究》、《中学语文》等杂志上。其中，《语文教学要面向未来》一文，参加1985年全国中语会主持的教学论文评选，被该会确认“该文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获“荣誉证书”；《敢说·多说·会说》一文，获1985年武汉市中语会“优秀论文奖”，同时被选为湖北省参加1987年全国中语会的论文，后被选人全国中语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语文教学改革新成果选粹》(广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

初中试教成功，1982年入学时全班50人，只有33人，是按武汉市中招班划定的省重点中学录取分数线录取的。1985年中考，达到省重点中学高中录取分数线的学生增加到37人。

按教育部、人教社、省教研室和袁福校长原定试教六年的计划，因袁校长退休，时任李校长同意继续进行高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但坚持按学校例行规定“抓阄”分班，执教实验班的李培永抓到的那个班，就是高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结果，初中实验班考上高中的学生，只有五人被我抓来了。其他三十二名学生和家中纷纷来学校找校长，要求继续参加高中语文教改实验，都被拒绝。

初中实验班语文课代表孙涵以优异成绩考取华师一附中高中，结果没有被我抓到。孙涵的妈妈多次找李校长反复请求说：“我和她爸爸都是学理科的，他爸是研究、设计船舶的高级工程师，我一直是医生。我们原来是希望孩子学理科，将来接我们的班，但是自从她进了初中语文实验班后，就特别喜欢学习语文实验教材，更喜欢写作。中考完后，一个假期，她写了一部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请校长支持孩子的选择吧！”说完，把孙涵的小说初稿给李校长看了看，校长表示学校对有特殊才能的学生一定会特殊培养。家长说：“我们不需要特殊培养，只要求继续参加高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我的孩子明确表示了，如果学校不同意她继续读实验班，她马上转学到有实验班的中学去！”校长这才答应一定解决孙涵转班的要求。李校长最后只批准孙涵和闻名全国的“小市长”王江两个学生，转到高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

王江初中写的课外练笔文《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作为范文，当时已经编入人教社高中实验教材《写作》第一册，供高一年级学生学习写课外练笔的范文。

孙涵到高中实验班后，继续担任语文科代表。李校长同时把她在中考结束后创作的中篇小说《正值青春年少时》交给我，嘱咐我尽快制定特殊培养计划。

初中语文实验班被拆了，重组高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困难重重，刚开学时，我写信给人教社刘国正先生倾诉苦恼。国正先生及时回信：

培永老师：

来函敬悉。

语文教学必须改革，你有改革的大志，而且扎扎实实地在实践着，积以时日，必见成果。中间出现一些曲折，应在意中。且高中试验另换新班，固然增加了困难，但也会多一点经验，望快然当之。

征途何处无风雨，更望花繁桃李枝。仅以此二句相赠，匆匆，祝

教安。

                                                                                                                                            国正

                                                                                                                                        九月三日

（国正先生在我的书房与我们夫妇合影。）

我谨记国正先生“快然当之”，开始抓紧高中重组的教材改革实验班的各项工作，在湖北省教研室教研员张良谟老师的指导下、在语文组吴六林、陈治平、黄伯宜老师的具体帮助下，实验班很快就步入正轨。

九月一日，开学正忙时，接到湖北省作协的邀请函。请我于九月五日上午，到中山公园参加少儿作家作品研讨会。我第一感觉是给孙涵的机会来了。于是，每天忙完开学事宜之后，坐下来认真仔细阅读孙涵的小说，并记录了一些写得特别好的部分、段落。

1985年9月5日，我在湖北省作协和少儿文学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向省作协领导和与会代表，汇报了我们学校抓学生写作课外活动的一些做法和初步成果。重点介绍了学校“写作爱好者协会”主席孙涵创作的中篇小说《正值青春年少时》。

与会领导和代表们听完后，一致认为孙涵的文笔不错，小说内容真实地反映了现代中学生的生活。省作协副主席刘岱说：“就刚刚听到的小说片段来看，构思不错，文笔也不错。”中午吃饭时，刘副主席还要我把会上的发言整理后寄给他。我送他一本湖北省教育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王江作文选）。
省作协主办的《长江》大型文学丛刊主编田野要求把《正值青春年少时》的原稿带回去看看，然后再联系我。
9月11日收到田野主编的来信，约我和孙涵13日去编辑部面谈。
我们如约到了东湖之滨的湖北省作协，田主编非常热情接待我们，与孙涵长谈近两个小时，肯定了小说的整个结构完整，很多章节都写得蛮好，也严肃指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临别时，送给孙涵一摞稿纸和两本近期的《长江》丛刊，嘱咐她：“你可以随时来我们编辑部取你需要的稿纸、你想借阅的书。我们非常欢迎你常来。希望你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抽空修改好了之后，我们再看看什么时候发表。”

9月25日与孙涵一起去东湖《长江》丛刊编辑部，主编陈龄同志认为孙涵的小说很有生活气息，基础很好，决定修改后在明年第二期发表，要求在八万字以内，11月底交稿。返校后，即向李校长汇报。校长表示，只要家长愿意，可以停课修改。周末晚上去孙涵家谈小说修改问题。10月14日晚上，孙涵的妈妈送来小说修改稿。当晚我就开始审阅修改稿。
孙涵在初中班同学的热情帮助之下，将小说初稿，抄写了两本。在同学中传阅的手抄本，深受大家的喜爱，孙涵主动征求同学们对小说修改的意见和建议，她这种做法，表现了一个青少年作者的勇气和魄力。我建议她再请高中实验班的一些同学看一看，然后在期中考试后，自己主持一次小说《正值青春年少时》讨论会。届时请一些初中实验班的同学也来参加，听听同学们的意见和建议后再修改。
1985年12月13日上午，孙涵利用课间休息时间，通知在其他各班的初中实验班的卢山、李慧、王艳、曹萍等同学，下午第二节课后，到我们四班参加讨论会。
作品讨论会上，发言的同学一致认为，孙涵的这部小说反映了当代中学生的生活，吸引了读者。卢山引述小说中的几段细节描写后，高度评价说：“我觉得孙涵的小说与正在播映的日本电视剧《血疑》一样，与我们的生活‘不即不离’，不是生活又是生活。”
讨论会场非常活跃。
主持人孙涵在卢山发言后，不失时机地说：“我非常感谢初中老同学的热情鼓励，我更想听听高中同学的意见。其实，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汪深看了小说后，就对我说过他的看法。现在请汪深同学给我提建议吧，大家鼓掌欢迎！”
汪深同学站起来，就像他平时回答老师提问一样，先用右手把近视眼镜向上轻轻推一下，微笑着说：“我觉得在孙涵的这部小说中，好像让我看到了她在初中实验班读书时的影子。她正在参加的教育改革，让我深思，老师应该怎么上课？学生喜欢什么样的老师？为什么‘师道尊严’至今还在我们学生的生活中重演？如果大家想找到答案，请去看看她写的《正值青春年少时》吧！”汪深的发言赢得了全班同学的掌声。（孙涵的中篇小说《正值青春年少时》后来发表在《长江》1988年第三期）
晚自习时间，我去教室征求学生对这次活动的意见，他们都说：“太好了！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讨论会，真是大开眼界！”同时，大家由衷地感到初中语文实验班的同学们说话能力实在是强！纷纷表示以后一定要珍惜每一次说话训练的机会（高中开学第一节课，我就宣布每天早自习按学号顺序，请一位学生上讲台说话二三分钟，说什么、怎么说自己决定，就是不许拿着讲稿唸），像初中实验班的同学那样，在大庭广众之中发言，做到说话大胆、大方、大声。
孙涵调到实验班后，继续当语文课代表，除了完成课代表的日常工作外，偶尔还在我外出开会时，代我去班上上课。
1985年12月3日，因为第二天要去参加武昌区语文教研会活动，下午两节课后，请孙涵来商量，可否代我上一节课，她欣然应允。于是，我们开始备课，按教学进度，第二天该上“点读练习四”。课本上已经明确“训练要求”：独立完成二至三题。标点能对70%——80%即可。
语文实验教材《文言读本》，没有教学参考书。我们一起备课，首先解决练习题答案，然后研究课堂教学方法。
12月5日早自习，询问几个从外校考来的学生，对孙涵上的这节课感觉如何，他们反映很好。后找孙涵谈昨天上课的情况，她也觉得大多数同学表现很好，课堂教学进展顺利，按时完成了教学任务。非常感谢我的这位“小老师”，帮了我的大忙。她笑着说：“我要感谢您的重点培养啊！”
可见，不拘一格，因材施教，不仅对才华横溢的学生是一种能力的锻炼和提升，而且对全班学生更是一种激励！也让我对重组后的高中语文教改实验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重组的高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开学第一次全体学生家长会上，汪深的妈妈发言说：“我的孩子能进语文实验班，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小学、初中语文、特别是作文都不好，而一个高中理科学生必须具有较高的语文水平，才能了解中国文化，提高文化素质。而且语文能力强，将来才能研读各种文章，探求自己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李老师刚才介绍了实验教材的情况，我觉得特别好，真是建国以来改革步子最大的一套教材，内容丰富，而且有系统、有序列、有层次。高一学文言，高二学文学，高三学文化。我们在座的许多家长都是知识分子，都知道一个文化人，如果没有一定的文言基础，就谈不上文学鉴赏，也就没有文化可言。特别可喜的是还有一本《写作》教材，这对我的孩子帮助太大了！”

1985年10月5日，班上成立学科兴趣小组，汪深参加数学兴趣小组（他的兴趣非常广泛，语文课外活动小组去采访“怪味作家”祖慰，他兴致勃勃跟着一起去）。教我们班数学的倪政勇老师，让我请家长来一起商量，怎么继续发挥汪深初中数学特别好的优势，强化高中数学，争取三年后冲击奥赛。我和倪老师、汪深和他妈妈，四个人开会制定了一个“三级跳”计划。即第一级，参加湖北省数学奥赛取得一等奖；第二级，参加全国数学奥赛取得一等奖，并进入国家奥赛集训队；第三级，代表国家队参加国际奥赛拿金牌。

当汪深拿到化学奥赛金牌第一名，载誉回到北京后，立即给我们发电报：“三级跃过一步而已”。

他的爸爸妈妈得知喜讯后说：“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诚然，汪深没有能在数学竞赛中实现“三级跳”，非常遗憾。但是，正是三年强化数学的艰苦训练，锻炼了他的思维能力和应对重大竞赛的心理素质，才能在匆匆忙忙强化化学奥赛备考两周后，一路过关斩将，直达化学奥赛国家集训十人团队，最后被选为国家队四个成员之一，去芬兰参赛取得金牌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汪深获奖后，从北京乘火车回武汉。孙涵与我一起，陪汪深的爸爸妈妈，去武昌火车站迎接汪深凯旋归来时，对我说：“当老师如果能遇到一个像汪深这样出类拔萃的学生，真是一生的幸福啊！”

我执教六年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遇到了三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小市长”王江，小作家孙涵，化学奥赛金牌第一名汪深，真是三生有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