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以忘忧
古稀之年，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寻其乐！
说三道四（33）由“外调”而越想越多
人的思维实在是非常奇妙，那脑海如同一池平静的湖水，扔一颗小小的石子下去，就可以看到一圈一圈涟漪，以那石子击出来的中心为原点荡漾开去。于是，我由“万寿无疆”想到了《姚监复政治笑话50则》，其中一则说：
文革中贵州省第一任革委会主任李再含在任时，曾经允许在群众大会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和“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祝福口号之后，加上一句“敬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周总理曾让纪登奎从贵州调来录音审查，证明确实喊过此口号。
这则笑话是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亲口对姚先生讲的，而且调查属实。
仔细一想，其实并不可笑。
姚先生说的政治笑话，关键还是在说政治。何止笑话，就是童谣也是政治的反映，如文革时的童谣“红灯绿灯，爹爹婆婆下农村”，就像前段时间C书记驱赶城市低端人口一样，就是驱赶城市老年人到农村去的前兆。
说政治，就离不开谈历史。一部中华史像这则笑话所说的事实举不胜举，说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是专制社会的必然。据姚先生的朋友告诉他，李再含属下的县革委会主任要求，在呼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比较健康”之后，再呼“祝福县革委会主任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勉强健康！”
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更朝换代兴替必然，中外古今，概莫能外。近代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至今已经100年了，遗憾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还不是中国人的先生！
先说“赛先生”，通俗一点说，就是“科学精神”。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说：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利害”就是功利，而只要追求“功利”，必然放弃质疑、屈从权贵。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学生参加国际奥赛能拿那么多的金牌，至今却没人问鼎若贝尔？我们的中小学教育教学就没有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对学生以“听话”教育为主导，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学生不敢质疑，不敢提问。一位从武汉来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朋友，带儿子来半年不到，我问正在这里读八年级的孩子：“你感觉在这里上课，与你在武汉的那个学校上课，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他脱口而出：“在武汉是我们听老师一个人讲，而且要坐得端端正正地听讲；这里上课是老师听我们大家讲，我们可以坐着讲，也可以站着讲，还可以到老师身边去讲！”
这个初中学生说的是自己亲身经历和感受，说明中美基础教育本质上的差别。美国从小就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和质疑精神。而我们呢？师道尊严，当学生的就得恭恭敬敬地听老师的，不能质疑，也不敢质疑。一般中学有些老师也也听不得学生的意见或建议，甚至有个别教师明明自己错了，也不接受学生的正确意见。还记得八十年代初，一位老师读报时，把“别墅”的“墅”读成“别野”。有学生举手说：“陈老师，这个词应该读别shu。”陈老师说：“我们家乡就读别野！”，这是多么典型的文过饰非呀！
我在执教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时，为了鼓励学生敢想、敢说、敢问，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首先用毛主席的话：“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鼓励学生质疑；用陶行知先生的诗：“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激励学生质疑；还告诉学生，孔子当年“入太庙，每事问”，要求学生不论学习什么，都要敢于质疑。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是，只要我们对学生从小就进行科学思维训练，是完全可以让学生具备科学精神的。
再说“德先生”。上述那位陈老师哪有一点民主意识啊！他还是受过高等师范教育的，那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甚至文盲，更没有哪怕一点点民主意识。这也确实难怪老百姓。我从五十年代读小学起，学生干部都是老师指定的；到十八岁成为有选举权的公民，但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活动。那些从地方到全国的人民代表，没有一个是“人民”选出来的，你怎么可以指望他代表人民呢？有一段时间，“父母官”之称，甚嚣尘上，让百姓当儿子，在中国这块封建土壤肥沃之地，那就是“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了。后来又是“人民公仆”了，说来说去，都是“官本位”思想！当官的为了保住本人已得到的位子，都是只对上一级负责，就像那位在大庭广众之中抢记者录音笔的官员，公开叫喊“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哪有丝毫民主意识啊！他的这种言论比文革时期的“三忠于”“四无限”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老百姓期待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一定会到来的！借用毛主席的名言：“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结束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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