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娃·哈格伯格·费舍尔(Eva Hagberg Fisher)生活在加州伯克利,在一名在读博士生,同时也是建筑评论家和作家。她刚刚出版了第二本书,一本关于友谊的回忆录。在过去的八年里,费舍尔一直在忐忑不安中度日,她始终不知道自己还会活多久。
2008年时,哈格伯格·费舍尔生活在纽约,她慢慢的开始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在这段时间中,她常常感到头晕,口渴。一月的一天,她睡醒后起床走向厨房,她感觉“地板好像在上升,越来越高,要么就是我倒下来摔在地板上,”她在之后出版的一本有关求医经历的电子书中这样描述当天的情形。“那种感觉就像地板上掀起了层层热浪,席卷我的身体,空气中有一种沸腾的金属的酸味,小提琴琴弦发出的高音。”纽约大学的医生让她去做了核磁共振检查。医生认为或许是因为长在她耳朵后面的一个小肿瘤,使她失去了平衡。她之后进入康复中心,每周两次进行内耳治疗,但效果有限。
也许是因为生活在纽约这样令人疲惫的城市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哈格伯格·费舍尔在2009年搬到了波特兰(Portland)以减少生活压力。“我基本上每天都骑自行车,吃了很多奥利奥饼干,一年都过着这样清心寡欲的生活,”她告诉我说。在波特兰期间,她申请研究生学位并在2010年搬到伯克利继续建筑史博士课程。
但是就在她开始在伯克利攻读博士学位不久,她就注意到自己又开始出现一些不寻常的症状,她又开始头晕了,心里总是很焦虑,并且开始胡思乱想。旧金山市的一位医生给她开了一种抗焦虑药物。他们说,焦虑症状在研究生中很常见,很有可能导致了她的晕眩。药物暂时麻醉了她的神经,但是并没有中止症状。“药物使我更容易接受自己出现的症状,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慢慢地,一切都开始变得越来越难了。她出现了盗汗,并且很难集中注意力的症状。她经常发脾气,在厨房摔玻璃,忘了学生的名字。她说:“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了意义,内心也很难理解任何事情。”
然后她晕倒了。在瑜伽工作室的走廊里,正说着话就昏了过去,倒在地板上。在学生健康服务中心,医生给她做了心电图,并诊断她患有一种叫做沃尔夫-帕金森-怀特氏症候群(Wolff-Parkinson-White Syndrome, WPW症候群,预激综合征)的疾病,这是一种心脏传导的异常现象。医生告诉他,这个症状的其中一个风险就是“猝死”。第二天清晨,哈格伯格·费舍尔醒来后发现自己无法行动。“任何事情都难以说通,我真的很困惑。”
而急救室医生都认为她只是单纯脱水,经护士劝说后允许她住院治疗。她在医院住了六天,医生们试图弄清楚她的病因,他们排除了糖尿病、梅毒、艾滋病、肝癌、和莱姆病。他们也不认为是沃尔夫-帕金森-怀特氏症候群。一位住院医师认为这是抑郁症。另一位认为可能是来势凶猛的肿瘤。奇怪的是,因患肿瘤而死这样的想法对她来说几乎是一种解脱。“我一直在想,我只是需要更努力的生活,呼吸,更好的做瑜伽,突然间他们已经在讨论一种肿瘤,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说法,我马上想到的是验证了我的想法,因为我一直尝试自我努力改善身体状况,但是始终无法做到。”
最终她说服医生给她的大脑做一次核磁共振。几个小时后,医生们首次带回来了一个目前能够确定的结果:她的脑下垂体位置的某个病灶部位在出血。但这个结果仅仅是一系列混乱的医学诊断,确诊,推翻诊断等的开始,哈格伯格·费舍尔开始了一段在死亡边缘的生活。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哈格伯格·费舍尔求诊经历就像是美剧《豪斯医生》中的剧情一样具有戏剧性。医生认为她患卵巢癌,脑肿瘤,然后又是卵巢癌,慢性疲劳综合征,霉菌病等等。其中一些疑似症状之后被确诊,一些被确诊的又被推翻。她因卵巢里长了可疑物质动了手术,但结果又什么都没发现。当她的钠水平接近脑干死亡水平的时候,她差点死在救护车里。“我记得当救护车驶过金门大桥时,我抬头从后窗看往大桥,我心想,这将是我所能看到的最后的风景,”我很平静。那种人们常常讨论的内心宁静,我感受到了。当时我觉得我很平静,因为我内心坚强,但现在我知道是我的大脑停止运转了。”她被重新诊断出患有沃尔夫-帕金森-怀特氏症候群,并接受心脏手术进行治疗。之后她搬到亚利桑那州居住,躲避她所认为的过敏症状。但并未奏效。婚后,她搬到加利福尼亚居住,一名她称为“豪斯医生”的外科医生诊断她患有肥大细胞活化综合征(mast cell activation syndrome),一种由于某些细胞分泌过多化学物质而导致的免疫系统的紊乱。
现在,这么多年来的第一次,哈格伯格·费舍尔终于不用再面临一个不确定的诊断了。她目前按照严格的计划接受治疗,定期进行细胞激活检查,而且她说这个治疗起到了作用,她感觉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她对于自己的健康状况仍然不确定,不知道是否会再次确诊为癌症,也不知道体内是否藏着什么物质尚未显现出来。但她说,这种对于生命的不确定性,能活多久的担忧,彻底改变了她。
科学家们认为对死亡的思考可以在潜意识中极大的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一些研究表明,任何资源越稀缺,人们往往对其越珍视,例如剩余的活着的时间。另一位研究者发现,当学生们以死亡为主题进行写作一段时间之后,抑郁和焦虑的程度会降低,自尊与上进程度会提升。
研究表明想象自己的死亡有助于改变偏见和政治。
心理学上有一种理论叫做恐怖管理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当人们意识到自己面临死亡时,他们的行为会变得不宽容,更具攻击性。这一理论中的一个典型案例研究涉及一名法官当面临在一场官司中为被告设置保释金的限额的情况。在虚拟庭审中,当法官并没有被告知死亡相关信息时他们普遍设置额度为50美元的保释金,当被告知死亡相关信息时法官判定的保释金额平均在455美元。
所有这一切都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可能性:如果在未来,人类可以通过医学的进步了解到准确的死亡日期,那么这个信息会在更多的我们意识不到的方面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然而,将死亡看作是遥远的抽象的事情与真切面临今天就会死亡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同的。哈格伯格·费舍尔把这种事情类比于一个亲密的朋友或家庭成员的死亡。你可能会知道他们会很快死去,你也许会努力准备,但你永远无法准备好的是当事件发生时所带来的真正的悲伤。有些事情你无法真正理解,直到它发生。
对于哈格伯格·费舍尔来说,死亡的可能性已经在她身边挥之不去将近十年了。很多时候没有人能告诉她确切的是“癌症”或者“肿瘤”。而当她再次被诊断出患有沃尔夫-帕金森-怀特氏症候群时,有可能面临猝死的恐惧席卷了她,在做瑜伽时她几乎不敢扭动身体,恐惧使她无法行动,唯恐会由此导致死亡。
很多著名的至理名言指导人们珍惜当下。史蒂夫·乔布斯曾经说过:“我每天早上都在问镜子里的自己:”如果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想做我今天要做的事吗?”当答案是“不”,一连几天都是这样,那么我知道我需要做出改变了。”这些名言听起来似乎很俗气,但哈格伯格·费舍尔说,长期在死亡的阴影下生活的确改变了她的人生观。她坚持活在当下,很少做出几个星期以外的计划。
当她每次大笑的时候她说自己一定会记下这个时刻。“每一次我发现自己歇斯底里的大笑时,我一定会特别的注意到这个现象,我症状经历欢笑和快乐这些美丽的瞬间,我要充分的享受这样的时刻,因为我深知不能够欢笑的痛苦。碰见低点的时候,就会更悲伤,但是碰见高兴的时候,就要更高兴,因为这些高兴的时候才是真正美丽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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