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思想的四次剧变 (ZT)

中医思想的四次剧变

 

作者：棒棒

 

    一般印象，中医理论是一种超稳定的封闭体系，几千年看不到变化和进步的迹象。实际上，支撑这一体系的医学思想已经历了四次剧变，看似超稳定的理论体系其实早已面目全非。非常遗憾的是，这四次剧变带来的并不是进步。本文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此演变做一梳理。

第一次剧变：《黄帝内经》，从观察到思辩

1.商代医学

《黄帝内经》之前的医学，总体特征是经验加巫术，基调是观察，少有思辩。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医学始于甲骨文。距今大约3300年左右，迄今发现近20万片甲骨，单字4000多，据说破译了一半。

从破译的甲骨卜辞来看，商代的医学虽然还没有形成体系，但是已经有了可贵的原始观察。这种观察首先体现在体表部位，是对人体结构最朴素的认识。如：“首”，象侧面头形；“耳”、“目”、“鼻”、“口”、“手”、“足”、“趾”、“眉”等，皆如其形；“舌”，如舌从口中伸出；“齿”，象牙从口中露出；“项”、“肱”、“身”、“臀”、“膝”、“腋”等，皆在相应形象后加指示符；有骨架和脊柱骨的象形；“血”，象在祭祀时将血盛于器皿之中；“尿”，人前加水点；“屎” ，人后下数点；“泪”，象目下垂泪。“心” 有特殊意义，形态如倒垂之莲花，难得还有心腔结构，这是已发现甲骨文中唯一的脏器名称，其他脏腑和经络穴位之类还没有发现，表明商人的好奇心已经开始深入人体内部，至少剖开了心脏。还有不少反映生育功能的字，如“孕” ，象腹内有胎儿；有左为床形，右为孕妇，表示孕妇待产；“冥”，用手撑开双腿接生；“乳” 状如母乳儿，栩栩如生，简直是一种观察记录。这种由表及里，由结构及功能的客观观察和记录，正是“医”作为“学”的开端。

商人对疾病的认识非常朴素，主要按部位命名。有40种左右，如“疒（疾）目”，“疒首”、“疒耳”、“疒自（鼻）”、“疒口”、“疒齿”、“疒舌”、“疒手”、“疒肘”、“疒胫”、“疒止（趾）”、“疒足”、“疒身”、“疒腹”、“疒项”、“疒臀”、“疒膝”、“疒骨”、“疒心”、“疾子（小儿病）”、“疾育（产科病）”、“疒软”（软弱乏力之疾）、“疒旋”（眩晕之疾）等。这些病名与后世中医辨证完全不一样，不含有病因意义，更没有思辩因素，只是客观描述。对疾病的记载也很写实，没有病因病理的臆想分析。如“疒首”：“甲辰卜，出贞：王疒首，亡。”说商王武丁患有头痛病；“疒目”：“贞：王其疒目。”武丁还有眼病。商王武丁既有头痛，又有眼病，很可能和曹操一样，得的是青光眼。因为对病因病理的无知，又没有建立起风寒暑湿燥火的万能解释体系，商人面对疾病不免疑神疑鬼。“疒耳”：“贞：疾耳，佳有？”耳朵有病，是否鬼祟加害？“疒齿”：“贞有疒齿不佳父乙”意为患齿疾，是否为父乙降祸。“疒舌”：“甲辰卜、古贞：疒舌，佳(有)”得舌病，是否为祸害。“贞，妇好佳出，疒？”妇好鼻子长出肉，是疾病吗？这被认为是世界上首次见载的鼻息肉病例记载。在一片疑神疑鬼中，偶尔会有大胆神奇的想象，如“龋”，形如牙齿长虫，这不可能是实际观察的结果，而是理性想象的结果。中国医学史家认为这比埃及、印度、希腊等文明古国的龋齿记载要早1000年左右，实际上人家早就有此认识。理性思维结合观察是医学进步的不二法则， 字看起来像花盆里长出一朵小花，以观察为基，长出的理性之花，它曾经在古老的甲骨文里绽放过。

放在世界的范围看，商代医学远谈不上先进。早在5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创始者苏马连人对人体的认识已经深入内脏，并建立了以肝和血液为中心的系统的医学理论。4300年前的巴比伦人不仅有先进的外科手术，更出现了惊人的病例观察记录，如肺结核：“病人常常咳嗽，痰稠，有时带血，呼吸如吹笛，皮肤发凉，两脚发热，大量出汗，心乱。病极重时常有腹泻......”这种观察入微的病历记录被希波克拉底所继承和发扬，是西医得以不断进步的根本所在。中国传统医学在甲骨文以后一直到明清，都缺乏足以媲美的基于周密客观观察的病案记录。古埃及的医学更先进，不仅有原始的解剖学，也已经建立了以心脏为血液中枢，呼吸为生命中枢的理论体系；并且认识到寄生物（包括寄生虫、昆虫和看不见的虫）是疾病之源，中国要到明朝的吴有性才隐隐约约猜到这一点；在诊断学上，除了脉诊、望诊和触诊，已经有了听诊；在史密斯（Smith）纸草文（距今约5000年）中，按检查、诊断、预后、治法的规范格式记录了50种外科疾病，其中对各种疾病预后的推算显示了高级的病理观念；已经认识到脑是精神官能之所在，联想到中医直到今天还坚持“心主神明”，令人浩叹。古印度解剖学与中医相当，比较幼稚。但古诗歌集《梨俱吠陀》距今约6000年，已经记载了千种以上的药草（4000年后中国最早的药物著作《神农本草经》才有365种药物），有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以三元素体液病理学说为核心。《妙闻集》距今约3000年，和甲骨文差不多时代，其外科成就已经非常惊艳，记载了101种手术器械，有大量高难度的手术，如白内障摘除，小肠修补，结石切除，尤以鼻成形术著名，几乎达到现代外科水平，令人惊叹。

2.马王堆医书

商代之后，春秋战国时代的医学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可以从14部马王堆简帛医书中一窥大概。这种进步主要体现在观察上，观察突破了体表，出现了解剖学。其中《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实际上是中医关于血管系统的解剖学。以最古老的《足臂十一脉灸经》为例，它观察到位于四肢和头面深部的11条较大的血管（尽管未分动静脉）：足泰阳温、足少阳温、足阳明温、足少阴温、足泰阴温、足帣阴温、臂泰阴温、臂少阴温、臂泰阳温、臂少阳温、臂阳明温（其中泰通太、温通脉、帣通厥）等，并精细描述了每一条血管的起止经过路线。这些血管位于肌肉深部，为肉眼所不见，只有通过解剖，层层分剖皮肤、脂肪、肌肉、筋膜等结构，才能观察得到。如臂少阴脉，“循筋下廉，出臑内下廉，出腋，走胁”，翻译成现代解剖学术语就是，在臂部屈侧肌肉的小指侧缘开始循行，到达肱部内侧的小指侧缘，再向上到腋下，抵止于侧胸部。这是何等清晰的解剖学！以现代解剖学的精确观察，前臂实有8条主要深部血管分支：内侧之尺动脉与相伴的2条尺静脉，外侧之桡动脉与相伴的2条绕静脉，前后2条骨间动脉。《足臂十一脉灸经》观察出了其中5条，实为不易。中医最初的血管解剖学非常了不起！与其他民族传统医学比毫不逊色！

 另一部书《五十二病方》记录了52种疾病，包括外伤类3种、惊厥类9种、动物伤类11种、皮肤病类13种、泌尿系统病5种、肛肠病类4种、中毒类1种、神经系统病1种、消化系统病1种、鬼邪类病1种。大致反映了当时的疾病谱。对病因与商代动辄归于鬼神有很大不同，或基于身体所接触的外物（如动植物、刀剑等），或基于肉眼形态（如痔的形态和尿液的性状），只在特殊情况下才归因于鬼神（如小儿异常羸瘦归因于“鬾”），没有太多玄学思辩的东西。另外，《五十二病方》记载的痔摘除手术可能是中医外科史上的最高成就。

3.《黄帝内经》剧变

中医若沿着甲骨文医学已显露雏形的原始观察和理性萌芽、马王堆医书进一步发展的解剖观察和临症实践的方向前进，未必就不能产生可以和古希腊古罗马媲美的古代医学来。可惜的是，《黄帝内经》出现了，中医发展的巨轮戛然而止，从此转向，朝着深渊狂奔不息，无人能阻挡。

《黄帝内经》实属天才之作！它把之前大量零散如碎片的医学观察材料串联起来，构建出一个庞大完美华丽闭环的理论体系。它的天才构想如此超卓，它的错误才如此致命！错在哪里？何以致命？

我们从经络系统看。《黄帝内经》之前只有“脉”，而无“经”和“络”。“脉”只有11条，11是个很不完美的数字，11条脉缺乏对称之美，11条脉血液流向乱七八糟，11条脉互不相连，11条脉与脏腑不相干，11条脉虽有阴阳之名而无阴阳之奥义、11条脉没有配套穴位......所有这一切，《黄帝内经》均予以完美弥补：首先，补一条手厥阴心包经，11变成12，完美！每一条经脉配一个脏腑，完美！经脉之间全以支脉相连，完美！气血6条向心6条远心，绝对对称，完美！每一条经脉上缀着珍珠一般闪闪发光的穴位，完美！十二经脉至此阴阳、左右、上下、五脏、六腑一一对称的无比妥帖！再扩而广之，奇经八脉、络脉、经别、皮部......一起构成立体网络。这一网络远不仅限血管系统，更与五脏六腑，阴阳五行，宇宙万物全都一一对应。

甲骨和马王堆里的原始医学仿佛零散砖头，一夜之间变成华丽的宫殿。就这么成了。

关键是，这是怎么成的？

是因为实际观察吗？由大量而深入的解剖观察，甚至发明前无古人的生理学实验，而导致这井喷式的系列美丽发现？非也！我们看不到任何观察的记录，我们在后来两千年中也没有在观察中重现那些美丽的结构。这一切，是天才脑袋构想出来的！

这就是致命的错误！

我们把《黄帝内经》放在时代大背景中，可以看出其必然。春秋战国之际，百国动荡，七雄争长，诸子百家，奇花竞放，是中国学术思想大黄金时代。在那样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时代里，诸子百家里居然没有医家的位子，可见，医家在当时还远远上不了台面，顶多是个屌丝；《黄帝内经》不大可能在秦以前面世。至秦汉，大一统帝国成立，但危机仍然四伏，捏合的版图随时会再度崩裂，这时，思想的大一统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秦始皇焚书坑儒，欲以强力的法家思想统一天下，结果秦帝国秒崩。至董仲舒，罢黜百家，吸收道法阴阳之精华，独尊儒术，获得巨大成功。董仲舒的成功在于他构建了一个大一统的宇宙体系，这一宇宙图式以阴阳五行为经纬，把儒家伦常政治纲领“润物细无声”地敷布于天地万物，天与人合二为一。这一体系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真正的“天网”，没有人能够破网而出！这正是帝国君主最喜欢的东西！君主的专制权力与社会的统治秩序，天与人，必须统一！《黄帝内经》顺应了这一时代精神。

董仲舒名著《春秋繁露》中关于“天人感应”一大段描述：“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是故人之身首(上林下分)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为带，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颈而下者，丰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岁终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著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

这一大段我们何等熟悉！董仲舒当然不是医学家，更不可能做过解剖等人体研究，他完全是对着儒家和阴阳家的经典，凭着神奇的想象硬生生敷衍出这一宇宙人体全息图景。《黄帝内经》几乎完全照抄这一大段天人感应的论述。

如《灵枢·邪客》抄得最为忠实：“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七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腘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相应也。”

但是，对人体，靠这种思辩推理是不可能得到正确认识的！关于人体的骨骼，是三百六十或三百六十五节，根本不需要迎合“天之数”。解剖一具尸体，一块块的笨笨地数，远胜于神经兮兮的哲学推理。既不是360，也不是365，而是206！哲学的思辨貌似巧妙无比，貌似无懈可击，貌似自洽天合，可是，事实就是事实，206不因为哲学的“美妙”就会变成365。然而，大势已成。儒家一统天下，内经也一统中医理论，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两千年无数医家，闭着眼睛一齐喊，人体骨骼就是365块。儿科之祖钱乙大师拍着脑袋论证儿童时期就是365块，法医之祖宋慈理应最富有观察精神，也闭着眼睛说，嗯，就是365块。连中医解剖学最高成就的具有改错精神的王清任大师，也没能发现这个错误。这一错误一直持续到西方解剖学传入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纠正，中医不好意思说中医的骨头不是西医的骨头，大家装着没有这回事，不提就是了。

以思辩代替观察的医学就是如此荒谬，荒谬的不仅仅是骨骼而已，而是整个的理论体系；也不是理论体系而已，而是构建这个理论体系的方法，不是基于观察，而是基于思辩。这，才是荒谬的根本。

     天才的黄帝岐伯们，坐而论道，吞天吐地，包囊宇宙，写出鼎定乾坤的万世不易之作《黄帝内经》。与此同时的其他民族医学家们在干什么呢？大家荒谬的程度其实差不多，唯有希波克拉底一派卓尔不群。希波克拉底在老老实实的观察，记录，观察，记录，再观察，再记录。他彻底观察了疾病的演变和预后，在缺乏真正有效药物和手术的古代，得出治疗应该顺应自然自愈的非凡结论，他同时详细观察了疾病与环境与食物的关系，这种精细周密客观的观察方法流传了下来，为临床医学和流行病学奠定了万世不拔之基。希波克拉底的继承者古罗马盖仑之所以能统治西方医学一千多年，撇开神学的利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盖仑理论体系是建立在观察的坚实基础上的。他做了大量的动物解剖，中医全部的历史对脑一无所知，盖仑却已经识别12对脑神经的7对，区别了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区别了脑干和小脑伤害的不同表现。他又是实验生理学的开山祖，他好奇的切断颈神经、肋间神经、喉返神经等等，观察到离体心脏搏动因神经切断而停止，观察到声音因神经切断而变哑......正是这种观察和实验，使得希波克拉底之后的盖伦医学体系已经超越中医甚多。

《黄帝内经》之后，中医对人体基本不做任何观察。皇甫谧一介书虫，没有任何临床实践和人体观察，他写出的《针灸甲乙经》竟然可以成为延续至今的经典。医学著作汗牛充栋，都不过是因因相袭循环注释而已。没有医学家对解剖感兴趣，更没有发展出生理学实验的思想。王莽时代曾有过医官和屠夫合作解剖犯人的事，也没有留下任何医学发现，对《黄帝内经》的理论大厦没有产生一丁点的影响。一直至清王清任，才指出这一荒谬绝顶的事实。王清任说：“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著书不明赃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赃腑，何异于盲子夜行！......连视十日，大约看全不下三十余人，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亦不相符。”并直接剑指《黄帝内经》，“细思黄帝虑生民疾苦，平素以灵枢之言下问歧伯、鬼臾区，故名《素问》。二公如知之的确，可对君言，知之不确，须待参考，何得不知妄对，遗祸后世？......其言彷佛似真，其实脏腑未见，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利己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窃财犹谓之盗，偷名岂不为贼！千百年后岂无知者！”这种批评前无古人，无比痛烈！内经之后，医家的学习和研究一味以经诠经，以阴阳五行作推理玄想，不解剖，不实验，不观察，三千年的中医实质就是在“不明脏腑”的状态中蒙混过来的。其始作俑者，《黄帝内经》也！

 

中医思想剧变2：金元明清 尊经崇古

 

关于人体的研究，从实际观察到纯粹哲学思辨，从甲骨和马王堆医学至《黄帝内经》为一剧变。这一剧变的结果是，中医关于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等基本理论（相当于基础医学）一举定格，成为一种超稳定结构，不再有一丝一毫的变动，一直持续到近代的第三次剧变才发生另一次质变，时长1900年。

基础医学的高度决定临床医学的高度。尽管如此，中医临证医学（相当于临床医学）还是有一定发展。这是因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质，临症时固然要受理论的指导，观察却为必不可少。理论是一种成见，观察却恒有新鲜材料。而成见越深，对观察的干扰就越大。

《内经》而后，临证医学的第一个代表就是《伤寒》《金匮》（统称《伤寒论》）。《伤寒》论热病，分为六经，不脱《内经》藩篱，对后世起了很坏的影响。其所谓热病，包含了今日上呼吸道感染、肺炎、真伤寒、副伤寒、痢疾、肠胃炎、败血症等诸多感染性疾病，而其于疾病临床表现拘泥于寒热、脉证，简略粗疏，观察不广、不细，认病界线不清，失之幼稚。对病因和病理则完全沿袭《内经》传统，思辨而已。如“太阳病”，以“太阳”为病名已然可笑；更可笑的是，后世一直到今天，没有哪个中医说得清楚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等所谓“六经”究竟是什么意思，是经络、脏腑、经络脏腑还是阶段、症候群，还是别的什么鬼，大大小小有二十几种说法。其实，所有的说法都是荒谬的，因为一开始就错了，原因在于，“太阳”之为病，是基于思辨而不是观察的结果，它本身就没有清晰的内涵和外延。也就是说，你怎么说都可以。到了今天，我们知道了伤寒杆菌鼻病毒这样的东西，还再坚持什么太阳风寒之类的鬼话，就不仅是可笑而已。具有发热、恶寒、头痛、项强、脉浮等症状脉象的叫“太阳病”，太阳病又分为经证和腑证二类。经证邪在肌表，张仲景认为外感热病是从皮肤肌肉一步步由外而内侵袭人体的，这也是想当然的思辨；他完全没有认识到呼吸道、消化道的常见侵入传变途径。太阳经证分为三型：中风（发热、汗出、恶风、脉缓）、伤寒（发热、无汗、恶寒、脉紧、体痛）、温病（发热、口渴、不恶寒），三者区别非常细微，仅仅根据有汗无汗，脉浮的基础上是缓、紧还是数等。这些区别实质上是无意义的，有汗无汗并不反应疾病病因或病理的实质；而脉象浮本身就是不靠谱的主观感觉，浮上再辨缓紧数，自欺欺人而已。至于表邪不解而内传于膀胱引起腑证，一样的拍脑袋想当然，没有任何观察或实验的证据。尽管如此，《伤寒论》论病原，描证候，列方药，尤其将汤与证结合观察，不失临症医学的研究规范，比《黄帝内经》之天马行空漫无边际，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伤寒论》而后，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是中医临床医学的杰出代表，陈方之（与余云岫同时代的流行病学家，留日博士）许之为“医圣”“旧医学第一人”“古代医书的模范”。《肘后备急方》作为古代中医的急救手册，主要是收集各种民间偏方验方，杂含有大量荒谬成分和巫术，它的杰出在哪里呢？我的理解，其杰出在于摆脱了玄学思辨，更加注重实际观察。在《肘后方》里，几乎看不到《内经》的影子，它是写实的医学。比如：“沙虱毒”，其观察为“山水间多有沙虱，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着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中，亦着人。便钻入皮里。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这是恙虫病的最早观察记录，丝毫没有阴阳风寒暑热之类的臆想。 又如“虏疮”：“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瘥后，疮瘢紫黑，弥岁方减，此恶毒之气。世人云，永徽四年，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煮葵菜，以蒜齑啖之，即止。初患急食之，少饭下菜亦得，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仍呼为虏疮。”这是天花的最早记载，不仅有症状体征，更包含了流行病学的观察。又如“尸注、鬼注病”的观察，“其病变动，乃有三十六种至九十九种，大略使人寒热、淋沥、恍恍、默默，不的知其所苦，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 这种长期发热、慢性消耗和传染性的疾病被医史家认为是结核病，是难能可贵的观察。这种观察下启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孙思邈《千金方》，张文仲《骨蒸诸方》，崔知悌《崔氏别录》等，实际观察精神不绝如缕的传承，终于在不知道结核杆菌的时代，凭借临床观察将结核病（痨瘵）从种种慢性衰弱症（虚劳、尸注、传尸、肺痿、淹滞、骨蒸等等）中分离出来。这是相当可赞的成绩。

隋唐继承汉晋风格，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为难得之经典。《诸病源候论》专论疾病病因、病理和临床症状，不及方药。其基本精神是实际观察，思辨臆想成分较少，包罗宏富而时有精彩之论。全书共记载了1720种证候，于症状学而言，应该囊括了当时的疾病表现，许多与今日疾病描述相合。如“消渴”之合于糖尿病：“夫消渴者，渴不止，小便多是也......其病变多发痈疽......有病口甘者......此肥美之所发，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令人内热。”如“疥候”之于疥疮：“并皆有虫，人往往以针头挑得，状如水内虫。此悉由皮肤受风邪热气所致也。”看到了虫，虽然也离不开“风邪热气”，看到虫和看不到虫，是不一样的。如“漆疮候”：“漆有毒，人有禀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喜面痒，然后胸、臂、皆悉瘙痒，面为起肿，绕眼微赤......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也。”相当于过敏性疾病，难得观察到了不同人对漆的不同反应。其他诸如癞病（麻风）、脑卒中、泌尿系结石等等，均有相当精确的观察。中医至《诸病源候论》，临证医学达到顶峰。

唐以后至宋，风气渐变。宋儒理学，无极太极，河图洛书，阴阳气运，五行生克等等玄学大盛，知识分子“好为虚空幽眇之辞，以附会事实”，歪风邪气，弥漫神州，杏林固不能免。宋代尚有《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之遗响，至金元四家开始彻底复古尊经，实际观察研究的精神终于逐渐灭绝。

金元四大家生活年代在12至14世纪。当此之时，西方正处于中世纪后期，医学世俗化不断向经院主义冲击，人文主义逐步复苏，人体解剖已经进入大学，文艺复兴正处“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一大批大师正在赶来的路上。这种思想变化的特征就是“复古”，它复的是古希腊的“古”，不是古希腊的经典，而是古希腊的精神——敏锐的观察，理性的推理，自由而丰富的批判精神。

金元四大家自刘完素开始，也是“复古”，复的却是古代的经典，把千变万化的疾病之病因病理全以《内经》之模糊无稽概念解释之。病名不再重要，病因的探索亦不复重要，任你什么病，只需要辨阴阳虚实寒热就可以了。刘完素对《素问》攻读35年，从字缝里提炼出“火热论”，认为“风、寒、暑、湿、燥、火”六气都可以化生为火邪，“火”嘛，当然就用“寒”来镇压，这就是著名的“寒凉派”。

张从正跟着刘完素，亦从《内经》中寻求真理，他把临床各种疾病按病因简单分为风、暑、湿、火、燥、寒六大门类。这种不动脑筋的做法后世中医完美继承下来了，成了定式。比如，不管出现什么非典、甲流、中东呼吸综合症、埃博拉......中医基本就是两个字对付了，“温病”。他对经典中的“补”还是“泻”，“攻邪”还是“扶正”感到困惑不已；仿佛华山派弟子面对“气”和“剑”。最后他认为“攻邪”更重要，这就是所谓“攻下派”；创汗下吐三法，吃遍天下，仿佛傻姑的火叉三招。

可是，《黄帝内经》并不是刘完素和张从正的秘籍，李杲也很崇拜这本巨典。《素问》有《灵兰秘典论》一章，李杲把自己的一部得意之作取名为《兰室秘藏》，要把《素问》藏于灵兰之室，大有金屋藏娇之精神。李杲看到《内经》中一句“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如获至宝，创立“脾胃论”，核心观点是“脾胃内伤，百病由生。”把脾补好了，百病不生，脾属土，“补土派”就这样产生了。李杲躬逢汴京大鼠疫，每日里几千人死亡，他的“补土”理论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用，最终肝胆俱裂的逃离了汴京城。

《素问》好像《九阴真经》，得其只言片语，即可创门立派，横行天下。朱丹溪也不甘后人，建立了“滋阴派”，其理论是“相火妄动”乃百病原因。这火不同于“寒凉”“攻邪”两派的外火，是一种“内火”。一部《内经》养活多少人啊。朱丹溪代表作《格致余论》序中说，“  《素问》，载道之书也......又知医之为书，非《素问》无以立论，非《本草》无以主方。”《丹溪手镜》序二“然大要渊源于黄帝语，非《素问》弗道也。”道明了一个事实，后世医家创立理论非得依赖于《内经》不可。

中医至金元四家，才开始门派林立，看似繁荣昌盛，究其实质，是尊经崇古的恶果。尊经崇古，却又食古不化，摘取内经伤寒中只言片语，动辄创立解释百病的理论，把丰富多变的临床实际往僵化无稽的理论上硬套，离疾病的本质愈来愈远；而面红耳赤，咄咄喋喋，争论至今不休。一入《内经》套内，必陷阴阳五行六气窠臼而不能自拔，封杀一切新研究新理论的可能性。故有识者谓“四子实乃旧医学的罪人”“医学之坏，自河间始，与易水论药，同为吾中华医学界之罪魁也。”“（金元四子）皆崇空论而无实验之过，汉晋唐宋无是也。”

明清医学受金元四家影响，虽有医案和专病研究等起色，其尊经崇古的根本没有变化，或更有甚之，大量的聪明才智被浪费在对古旧医书的无谓注释上。明代温补派代表人物被极誉为“仲景以后，千古一人”，《景岳全书》的作者张景岳这样推崇《内经》：“大哉！至哉！垂不朽之仁慈，开生民之寿域，其为德也，与天地同，与日月并，岂直规规治疾方术已哉！”“经之有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亦岂知难经出自内经而仅得其什一，难经而然，内经可知矣。”

徐大椿，被极誉为“中医史上千百年独见之医学评论大家”。他评《伤寒论》说“仲景《伤寒论》中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减一字。”这种腐儒见识，也堪称大家？还“千百年独见”，徒增笑料耳。

黄元御，历史上的真“黄药师”，曾被乾隆御赐“妙悟岐黄”。他除了黄帝、岐伯、扁鹊、张机“四圣”外，谁（包括张景岳）都不放在眼里，著医书十余种，全是注释素问灵枢伤寒金匮的。《医方解》中狂言“医自岐伯立言，仲景立法，百世之师也，后此惟思邈真人祖述仲景《金匮》之法，作《千金》之方，不失古圣之源。其余方书数百种，言则荒唐而讹谬，法则怪妄而差池。上自东汉以来，下自昭代（本朝）以还，著作如林，竟无一线微通者。”把晋唐以来务实有成之医家一并抹杀。又攻击刘河间、朱丹溪曰“二悍作俑，群凶助虐，莫此为甚!”其实，他自己是等而下之的。

陈修园是遵经崇古派的代表人物，他说：“夫医家之于内经，犹儒家之于四书也。日月江河，万古不废”。他的话到今天还是中医粉的认可的“真理”。

清温病四家在医学史上有较高评价。叶桂温热、薛雪湿热、吴瑭三焦辨证、王士雄集大成，纷纷攘攘，把仲景以来外感热病的“伤寒”一下子变成“温病”。但是，“温邪”究竟何物？自古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偏胜为外感病因；加入“温”，一下子变成七淫了。这是一种创新吗？非也。《内经》有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温病。”温病大家们并没有什么发明，只不过拿着放大镜放大了《内经》中的几个字而已。

真正有一点创新的是明吴有性和清王清任。吴有性认为瘟疫是由于天地间六气之外的“别有一种戾气”，是千古未发之论。王清任则发现《黄帝内经》中的脏腑解剖全是错的。可惜的是，尊经崇古已成定局。“戾气”到今天还活在教科书里，变不成微生物；脏腑虽然早成“异形”，戴着的经典面具却也不肯摘下。

金元明清尊经崇古的同时，西方医学却已天翻地覆，古老经典的至尊地位被永远永远的颠覆了。中西医由此分道扬镳，愈离愈远。“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人家已经跑的看不见了，你还在这里喋喋不休于《内经》，一叹！

中医思想剧变3：恽鉄樵的脏腑虚拟化

中医思想至《黄帝内经》的玄学化和金元以降的尊经崇古的两次剧变，基本奠定了格局，就是玄学和崇古。更直白的说，是极度害怕变革心态下的维稳，只要稳就好了。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必须万岁万岁万万岁。然而，外来医学的冲击一浪更比一浪高，至明清达于极点，稳态终于不可能继续，遂引发第三次思想剧变。

 清以前，外来医学的影响微乎其微，主要体现在“技”的层面。古印度和阿拉伯医学的药物早在汉代就大量传入中土，外科手术尤为引人注目，华佗是其代表。古印度医学的外科异常发达，据大历史学家陈寅恪考证，华佗及其事迹就是印度佛经故事结合中土实际而糅合的产物。甚至有眼科医生来华执业，唐刘禹锡《赠眼医婆罗门诗》说明了这一情况：“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所谓“金篦术”就是“金针拨障术”，影响悠久。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只为金篦能刮眼，更将玉尺付君身。”清程杏轩《医述》：“丹溪立相火之论...至慎柔，乃集先贤之法，以虚损、劳瘵分为两门，而金篦家始煌然添一炬矣。”一直到解放后，据说毛泽东主席的白内障还是“金针拨障术”给治好的。

      
尽管如此，“技”层面的影响不动中医之根本，尽可以拿来；“道”，即理论的影响则不然。

 

与中医理论根本的阴阳五行学说相似，古希腊有四元素（气火土水）四体液（血、粘液、黄疸、黑胆）说，古印度有“四大”（风火地水）说，均曾传入中国。

  
南朝陶弘景《肘后百一方》：“佛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经说：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唐王焘《外台秘要》：“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火风，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骨肉肌肤，块然而处，是地大也；血淚膏涕，津润之处，是水大也：生气温暖，是火大也；举动行来，屈伸挽仰，喘息视暝，是风大也。四种假合，以成人身。”这些佛医学的理论和“五行（金木水火土）”学说有很多矛盾处，但古代中医拿来直接用，并不觉得有何问题。

     
清初王宏翰《医学原始》中采纳了古西医的“三魂说”（草木之生魂，禽兽之觉魂，人类之灵魂），更试图把四元素四体液说和中医五行五脏学说相结合：气、火、土、水对应肺、心、脾、肝肾。把肝肾并为一个以对应水，正如中医于四季中别出一个长夏以对应土，都是生硬的为了对应而对应，是拍脑袋的产物。王宏翰的“四行四液五脏相属论”矛盾百出，最后仍然不得不回到阴阳五行。

     
无论“四大”还是“四行”，与“五行”都是兄弟，貌离神合，没人当他一回事，影响非常微弱。三千年历史上，真正试图中西医根本理论“结合”的仅王宏翰一人而已。

     
直到以维萨里解剖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医学传入中国后，才掀起了惊涛骇浪。科学医学的实质与传统医学的根本是对立的，一个实证，一个玄想。“实证”注定是“玄想”的敌人，前者必欲灭后者而后快。

     
以维萨里为代表的现代解剖学早在明末就传入中国了。最早有二书，《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只影响少数医家。如清温病四大家之集大成者王士雄，一家四代均受《说概》和《图说》的影响，甚而因此怀疑中医脏腑学说。如王士雄之父王大昌说：“人身经络脏腑，虽灵枢素问言之凿凿，然上古圣人...不过以天纵英明，推测其理而已...若非泰西之书入于中国，则脏腑真形，虽饮上池水者，亦未曾洞见也。”这样对黄帝岐伯扁鹊的暗讽极为罕见，只有王清任的直接痛诋可堪匹敌：“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自恨著书不明赃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赃腑，何异于盲子夜行！...其言彷佛似真，其实脏腑未见，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利己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窃财犹谓之盗，偷名岂不为贼！千百年后岂无知者！”

     
自然，相反的反应更多。嘉庆道光年间的大学者俞正燮读了《说概》和《图说》后大不以为然，认为是中西人体的脏腑长得不一样之故。他认为，中国人肝在左边，洋人肝在右边；中国人两个睾丸，洋人四个睾丸等等。一直到晚晴，叶德辉还认为：“西人之论胞胎也，谓儿在母腹其足向天，其头向地……中国则自生民以来，男女向背端坐腹中……是知华夷之辩，即有先天人禽之分。”这些可笑之论并非因为愚昧，相反是太“聪明”了，聪明到完全凭想象就可以产生各种理论，不需要任何实际的观察和实验；胎儿是不是头向下，问问接生婆有那么难吗？中医的问题正在这里，所有的理论都不需要观察和实证。

     
然而到了晚清，西医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但理论完全与自然科学融为一体，实际医疗成就（尤其在传染病领域）也前无古人；中医瞠乎其后。尤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之后，洋务、维新、革命风起云涌，如俞正燮和叶德辉般的愚蠢解释固然无济于事，继续漠视也已不可能。一大批中西医汇通、中西医折衷学派应运而生，如唐容川、罗定昌、朱沛文、陈定泰、唐宗海、张锡纯等等。他们高唱“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西洋智士长于格物”“各有是非、不能偏主”等等论调，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擅长的“中庸”之道。

 

可惜，已经迟了！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精通现代医学的大家，他们的存在已不容汇通和折衷的余地。

 

1910年，东北大鼠疫对中西医是前所未有的具有特别意义的实战考试。历史上，传染病是人类也是中医的主要“敌人”。中医对传染病的理论从《伤寒论》到金元四家，尤其再到清代瘟病学，可以说已经达于中医自认为的“至矣尽矣,蔑以加矣”的境界。以至于直到今天，中医对清瘟病学仍然极其自信。著名国医大师邓铁涛曾经宣称：“中医不怕流感，早在1700年前的汉代张仲景已留给我们有效的学术与经验，加上明清医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胸有成竹!”事实上，面对非典、甲流、H7N9、中东呼吸综合症、埃博拉等等新型传染病，今天的中医确实还在沿用瘟病学说来解决。不同的是，1910年的东北大鼠疫是传染性极烈的肺鼠疫，死亡率接近100%，混是混不过去的。实战考试结果让中医极其难堪：中医在这场“瘟病”面前不堪一击，清政府不得不任命年仅31岁的剑桥医学博士伍连德担当重任。伍连德带着从全国各地召集来的可怜兮兮的30个西医，运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传染病和公共卫生防疫理论，硬是控制住了鼠疫，为中国赢得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科学荣誉。这场战役中医务人员的伤亡数据令人寻味，西医49名（包括医学生）只殉职2名，殉职率4.1%；中医近200名，殉职高达80名左右，殉职率40%以上。中医群体死亡率之所以比西医甚至其他杂役都高得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相信的是伤寒瘟病学说，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结果，他们正气凛然的不戴口罩，然后就被细菌“干”了。

 

这场考试显示了极其显著的差异，其所带来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因为大家都看到了。但中医仍然若无其事的存在着。于是，余云岫出现了。

 

余云岫（1879～1954）和伍连德一样，他们本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最耀眼的巨星，却长期以来被刻意的遗忘了。余云岫27岁赴日本留学,学体育和物理3年后入大阪医科大学预科。期间1911年辛亥革命，余云岫一腔热血，不惜休学回国参加战场救护工作。回国前做饯别诗曰：“一身归国知悲愤，万死投艰在倔强。少别群公休怅怅，男儿事业本沙场。”这首诗是他一生的写照，他毕生的事业就是战斗在反中医的“沙场”上。回国5个月后返回日本继续医学修业，到1916年38岁时归国。1917年即出版批中医的独一无二之经典《灵素商兑》。

 

与自俞樾《废医论》以来的众多中医批评相比，《灵素商兑》是真正刺入心脏的匕首投枪，因为其作者余云岫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职业杀手。从求学经历可知，余云岫读了3年物理，8年医科，加上又精通传统文化和中医，可谓内外兼修中西合璧的绝顶高手。《黄帝内经》是中医的根本，尤其自金元以来，更被视为千秋万代不可逾越的顶峰。因此，余云岫出手就直掏肺腑，把《黄帝内经》批了个稀巴烂。他的目的非常赤裸裸，就是“发《灵枢素问》之谬误也！...撷其重要而尚为旧医称说之中坚者，而摧之也...《灵素》之惑人，两千余年于兹矣！...乃医学之大魔障也。...吾辈以活人仁人为术，急起直追，斩艾余孽，使群趋实学，勿为空论，以登斯民于寿域，天职也，义务也，仁术也。”“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在这部奇书中，余云岫系统批驳了阴阳五行、脏腑解剖及生理、十二经脉和切脉、病原及病理等等基本理论。这种批评与《医林改错》有本质的不同，其所依靠的是强大的现代医学之必杀技。比如十二经脉，余云岫以现代解剖学的精准知识一一予以揭示批驳，如“‘大肠手阳明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中，还出挟口，交人中，……上挟鼻孔。’次指之端者，肺经之所终，而以大肠经承接之也。凡动脉无逆流而上者，其误一也。肺部动脉，无自缺盆来者，自缺盆来，惟乳动脉，其误二也。齿中动脉，皆发自颈动脉，与肺者无关，其误三也。人中之动脉，虽亦从颈动脉来，而与齿动脉不同枝，非由齿而还走也，其误四也。”可以想象，习惯于引经据典说文解字的中医面对这样的批评会是怎样的瞠目结舌。

 

《灵素商兑》出版后，余云岫每天阅读中医典籍，磨刀霍霍，等待着中医界的反击；中医界却仿佛被打蒙了，完全无力还击。这就像令狐冲连出四十余剑，黑白子一招也还不了。一直等到六七年后，恽鉄樵才勉力还上一招。

 

 恽鉄樵(1878年～1935年) 大余云岫一岁，中过秀才，专业是外语和文学，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和《小说月报》主编，纯文科生。因为一连三个儿子死于中医之手，恽鉄樵在38岁时愤而弃文学医。恽鉄樵的学医经历与很多中医大师类似，如金元四大家之刘完素、朱震亨和李杲均是因为母病而学医。恽鉄樵学医的方式与余云岫完全不同，他是从书本而学的医，没有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更没有解剖生理的实验经历；有的是绝顶的“聪明”和“悟性”。1922年，恽鉄樵发表《群经见智录》，代表中医界首次回应《灵素商兑》。没有读过医科大学基础课的恽鉄樵非常聪明，他不是正面迎战，而是施展乾坤大挪移神功，转移敌人攻击的目标。

 

这一招高，真是高，简直是太高了！这一招导致中医思想的第三次剧变，从此彻底改变了中医应对西医质疑的战略方向。

 

这一招就是把中医脏腑虚拟化，概念化，符号化，去解剖化，去实体化。即著名的论断“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意思是说，我大中医的五脏根本就不是血肉实体意义上的器官，而只是功能符号，你西医的解剖再精细再准确，也证明不了中医脏腑的错。

 

余云岫寂寞的等待了太久，“望之如空谷足音，求之而唯恐不得”，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荒谬的狡辩，但他仍然一本正经的回招。针对恽氏《群经见智录》中大谈五行甲子，余云岫以博大精深的现代天文学进行抽丝剥茧般的批驳，如不惜浓墨重彩论证恽氏论点“三百六十日为一气候年”的荒谬。恽鉄樵看了不得不叹服“尊论推步之学，渊博浩瀚，以弟谫陋，不足为旗鼓相当之辩论。”承认“弟固知中国前此推步之学，已为陈迹，若欲求气运之真相，非攻治近顷天文学不可。”然而，他还是坚持“至于四时的五脏，实有至理。”到底有什么至理，只可意会，只可意会。而余云岫不依不饶招招见血封喉：“今以《内经》之五脏与解剖之五脏相较，谬误昭然，不可为讳。不得已乃造一四时气化的五脏之说，以掩其非。然则《内经》所论之人，将非血肉之人，而为四时气化之人？所论之病，将非血肉之病，而为四时气化之病乎？......阁下苦心为之解脱，以为其五行甲子之说持之有效......夫解剖二字，出于《灵枢》，骨度、脉度非空想所能虚构，肝肺青白非目睹不能实指，古人何尝专凭五行甲子，以虚造四时气化之五脏，而不从事于血肉之研究乎？”面对余云岫的凌厉攻击，恽鉄樵几乎丢盔卸甲，回信中甚至说出近乎投降的话来：“总之中医若废，亦需经过一番讨论也。”医学史里恽鉄樵大获全胜的真相原来是如此这般。

 

 恽鉄樵后又写出《伤寒论研究》，进一步发扬脏腑虚拟精神，把六经六气都虚拟化。而余云岫也不厌烦的一条条批驳，直指其说“得读《内经》若和尚参禅大彻悟，皆夸大欺人语，真堪令人绝倒！”“恽氏自此入魔障矣。”“假古人之名，以逞一己之私说而已，对于古人何尝有忠实尊崇之意哉？”

 

 余云岫可能没有想到，“自此入魔障”的并不是恽氏一人而已，而是整个的中医界。

 中医界整体，从恽鉄樵以后，虚上加虚，把几乎一切人体结构都虚拟化了。五脏是虚拟的，六腑何尝不是，不然“胆主决断”何以立足？经络是虚拟的，气血又何尝不是，不然周天如何循环？六淫是虚拟的，痰饮何尝不是，不然怎样“痰蒙心窍”？

为什么现代中医不惜背叛祖宗，也要跟着恽鉄樵，钟爱去解剖化的脏腑乃至一切人体结构？无他，逃避科学检验耳！恽鉄樵以后，中医不单于病因病理是玄学，即人体自身结构也是玄学的。现代科学再发达，也无法检验玄学。

 

中医思想剧变4:中医政治化

  恽铁樵把脏腑虚拟化(说好听点是功能化)，本不过是苦心孤诣、逞口舌之快的感情用事，并不能真的挽救中医。

    废医派的凌厉行动不限于纸上。早在1912年袁世凯北洋政府就制定了《壬子癸丑学制》，明确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这其实也不是新鲜事，自古以来，中医本就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学医对于知识分子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春秋百家争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争奇斗艳，独独没有医家。以华佗医名之盛，也丝毫没有行医的成就感，“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因为医是一种贱业。后世多有在“正规教育系统”出不了头的知识分子差生，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为遮羞布，转行行医，是因为中医行医的门槛自古就低的不能再低，不需要政策来“放宽”标准。比如水浒金瓶梅中，卖茶王婆都可以行医针灸。但时代毕竟进步了，北洋政府并不新鲜的政策使中医界感到羞愤，群起而请愿抗议。偏偏教育总长汪大燮（后曾任国务总理，并参与策划五四运动）一根筋，不为民情舆论所动，坚决顶住，断然表示：“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指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一节，难以照准。”于是，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949年。

    1929年，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一致通过了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当时参与表决的有中国医界名流14人，绝对代表了中国医学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医学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中颜福庆是近代著名的医学教育家，上医和湘雅的创始人，第一任中华医学会会长；伍连德是中国第一个具有世界声誉的“鼠疫斗士”，中国第一个获诺奖提名者，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者，千古一医。这个提案引发更大的请愿抗议，国民党政府肉食者中却再也没有汪大燮这样的硬骨头，提案遂通而不行。

    余氏提案因过于激烈而失败，但影响仍强劲持续。在1946年的新《医师法》中就新增严格规定：中医一律只能称“医士”，不许称“医师”；严禁中医使用西药（该条至今在台湾实行）。教育部则强力取缔了上海三家“擅自设立”的中医学院。这一次南京政府顶住了中医界的请愿。

面对废医行动派的一波波实弹强攻，恽铁樵式的虚拟化狡辩，国粹主义的爱国情怀都无济于事。中医面临生死存亡，需要寻求真正稳如泰山的支持力量；这类似于女人对安全感的需要。这种力量便是政治。

    中医寻求政治“庇护”自《黄帝内经》就开始了。天人合一宇宙图式的本质就是一种强调核心领导和绝对秩序的政治哲学（详见《中医思想剧变1：黄帝内经》），中医一开始就是傍政治而生的，没有独立的科学精神。《内经》甚至把政治融入人体结构和生理学，如赋予不同脏腑以官位，表示贵贱不同：“黄帝问曰：愿闻十二藏之相使，贵贱何如？岐伯对曰：…心者，君主之官也…肺者，相傅之官…肝者，将军之官…胆者，中正之官…膻中者，臣使之官…脾胃者，仓廪之官…大肠者，传道之官…小肠者，受盛之官…肾者，作强之官…三焦者，决渎之官…膀胱者，州都之官”人体生理学，政治说了算。这种原则甚至应用到药物：“主药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药理学也是政治说了算。把政治理论直接用于医学，中医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尽管中医这么“识趣”，传统政治却始终没有赋予它过高的地位。作为对比，西医要幸运得多。古代西医三巨匠之一的古罗马盖仑的医学，一方面具有坚实的动物解剖和生理学实验的基础；一方面又宣扬目的论，认为人体每一个器官都符合造物主的设计思想。这种思想得到基督教的认可，遂成为至高无上的教条，违背者会受到严厉的惩处。一样的政治生理学，命运不同。

    可是，盖仑体系被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医学所摧毁之后，政治和宗教思想便彻底退出医学领域，不留一丝痕迹。真正把医学的归于医学，把政治的归于政治。

    1949年以后，作为旧的医学，中医的命运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改观。改观始于自身努力和贵人相助。

    所谓自身努力，即是把“辨证”“辩证”化，确保了政治正确。新中国的政治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所有的科学必须受这一思想的指导和规范。中医自恽铁樵以后，五脏六腑经络气血，尽皆符号化虚拟化，一切理论都没有实际观察和实验的基础，讲究的是信则灵，彻底唯心，唯物的精神是绝对没有的。那，能不能辩证一点呢？恰好，中医有“辨证”一词可以利用。“辨证”和“辩证”，字形上差别极其细微，语文水平稍低点的都分辨不出来。古代医学著作中，没有一个中医会把“辨证”写成错别字“辩证”，大家都是学语文出身的，丢不起那人！1949年以后就不同了。“辨证论治”本来不过是浅显的道理，辨别病症而予以不同的治疗而已，任何医学都是这样做的。新时代的中医们赋予了它新的奥义，把它说成是一种“思想体系”，论证它具有“优越性”，俨然符合辩证法，他们硬是给古老医学招进了辨证法的魂。此后，中医们开始前无古人有意无意的写错别字，“辩证论治”起来：北京中医药大学大伤寒专家郝万山在《郝万山讲伤寒论》中，把仲景的“辨证”全部改为“辩证”，从头到尾“辩证论治”。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伤寒专家王雪华在《王雪华讲金匮要略》中大谈“辩证施治”规律。“跨世纪的老中医”熊寥笙在《伤寒名案选新注》中阐发“辩证施治”的奥旨。中西医结合专著《女科宝鉴》中“辩证施治”如一地鸡毛。畅销书《人体使用手册》里“辩证”智慧闪闪发光。连工具书《中医名词术语精华辞典》中也辩辨不分。（详见《中医是怎样把“辨证”变成“辩证”的》）

    好嘛，中医具有辩证思想，政治是正确的！贵人来相助了。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主席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尚昆同志：

    此件（指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七十至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副部长）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这一封短信彻底改观了中医的命运，说救了中医的命也不为过。

    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余云岫仍作为特邀代表发言，他改变策略，将“废止”改成“改造”，但坚持“没有旧医继续存在的余地”，提出了“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方案，要“淘汰多数，保留少数，加以改造，变为医助”。

    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和王斌都是受过正规西医教育的老红军，都支持“废医”或“改造旧医”。他们说“中医是封建医，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以人民保健与治疗所需要的科学知识来衡量，他们（中医）都是不合格的，他们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从单纯科学医学来看，取消他们是为了人民”，“开短期训练班经训练合格者给予医助资格，并在训练中启发他们客观的来认识他们的过去，停止其今后招收学徒。”贺诚和王斌采纳了余云岫的建议，曾一度取消中医的行医资格，在全国各地办进修学校，让中医学西医，试图改造中医。然而不久，他们就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一齐撤职。违背最高指示而被撤职的卫生部高官，他们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不会再有了。

   因为，中医已与政治天人合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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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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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不要一代指望一代，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内经肯定不全对，那也要实践检验不是？前两天看到几篇文章从Schrodinger Equation入手讨论，不知所云。不过至少呢些人开始尝试了。大家与其在此进行对呀，错呀的讨论，不如做点实际工作，或者证是，或者证伪的好。
仅供思考，别无他图。

[吃与活]

回复 'youliyou' 的评论 :

谢谢光临，同意看法您的看法。中医有治病有效的时候，但很多情况起到的是安慰剂的作用。真正的大病，就是您说的质变，中医的手段有限。

其实安慰作用也有好处，只要不耽误病人就好。所以在西医治不了的时候，中医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中医给病人以希望，尽管这个希望很可能是泡影。

[youliyou]

中医治疗的疾病基本上都属于是量变的范畴之内的病变！超越了量变达到质变（器质性病变）的时候，中医就是胡说八道，糊弄人了。举个例子，一型糖尿病，基因都改变了，中医还在那里消渴哪？整个不把人忽悠死誓不罢休！西医治疗的疾病基本上都是质变范畴之内的病变。量变的疾病不作为西医的主要治疗任务。比如股骨头坏死，中医中药你再怎么针灸推拿按摩糊药灌汤药那都是白费力气，最佳的治疗就是换人造的骨股头！

[吃与活]

回复 '彩烟游士' 的评论 :

这是个好主意！能发挥你种菜的特长，不过我得恶补本草才行啊 ：）

产品如何卖出是个问题，一般喜欢中药的都反转基因。。。

[彩烟游士]

吃兄又转了一篇好文！我们合伙研究转基因的中草药，如何？哈哈。

[吃与活]

回复 '欲千北' 的评论 :

嗯，只好藏在坦克车里，缩起头来挨砸了。只是砖头都没有分量，有些失望 。。。

[欲千北]

回复 '吃与活' 的评论 : 完全同意。你若要贴到健坛，得坐坦克车，头戴钢盔怕不行。砖头又多又重。

[吃与活]

回复 '欲千北' 的评论 :

谢谢千北兄光临留言。你说的很对，这篇文章没有提中医的可取之处：1）理论上治未病与整体观，联系观都很优秀；2）实践上一些药物，偏方，方法也有效，甚至好于西医。但中医的理论基础和传承都非常落后保守，与实践脱节。

我很犹豫是否要贴到健坛，很危险。

[欲千北]

回复 '吃与活' 的评论 : 说的真好。

[欲千北]

sorry, 以为上贴不成功，写了两次。

[欲千北]

好文，谢谢分享，学到很多东西。原来中医的脏腑概念是这样一步一步变化而来的，虚拟化发生于近代。中医理论类似哲学，但难以联系实际，概念缺乏定义，难以与症状和现代的诊断技术/结果相结合。一些好的中医医生悟性高，对中医概念能够（或许下意识地）自我解读，自我定义，自我把概念与症状相联系。个人感觉此文的缺点是没有肯定很多中药的有效性，一些中医治疗措施的有效性，和少数中医高手的成功实践。青蒿素源自中药，但基本与中医理论无关。中医理论的进步必须与现代生命科学的巨大成果相结合，概念必须与症状和检测结果相结合。有治疗效果但无法解释的就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猜测就老老实实地说是猜测。

兄如胆大，放到键坛，必定跟贴无数。

[欲千北]

谢谢，学到很多东西，好文。中医脏器的概念原来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向虚拟化的。中医理论与哲学类似，但如何与实际对接，全凭中医医生的个人悟性，各人的重新具体定义和解读。很多中药有效，很多中医治疗措施很好，但很难与中医理论挂钩。青蒿素源自中药，但与中医理论无关。中医理论的进步和改革必须与现代生物学，现代生理学等连接，必须把概念与实证相结合。个人感觉此文的缺点是没有肯定很多中药的有效性，和少数好悟性的好中医。

兄如胆大，到键坛ZT，估计跟贴数百，一地鸡毛。

[Diana-Sun]

陈寅恪不愧为大师啊

不像徒子徒孙硬要诡辩：此肾非彼腰子。结果腰子开窍于耳就变成别人的第一发现。这是不是就是大师所说的数典忘祖欤，帮了一个倒忙。

[吃与活]

回复 'Diana-Sun' 的评论 :

中医不是一无是处。我觉得国学大师陈寅恪说得很好：

“。。。然不信中医，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若格于时代及地区，不得已而用之，则可。若矜夸以为国粹，驾于外国医学之上，则昧于吾国医学之历史，殆可谓数典忘祖欤？。。。”

[Diana-Sun]

不过作为医者，拿两者比较不是我的本意，也不符合患者的需要。患者要的是治愈。我知道无论祖国医学如何伟大，现在人恐怕不会再用土法接生。再伟大，肺结核恐怕也不会再去找中医辨证论治。随着现在医学的不断进步，它的市场分额会越来越大。如果中医不思进取，失去市场是历史必然。

[吃与活]

回复 'Diana-Sun' 的评论 :

这倒是个难题：今人知道了腰子开窍于耳的一个小现象，可是古人如何知道肾开窍于耳？古人给出论断，不给论据，让人难以琢磨。我相信古人是观察到了肾与耳的特定的联系的，但把这种联系普遍化，可能就“观察结果不支持结论”了。

[Diana-Sun]

我们就假设此肾非彼肾是对的。现代医学发扬一下风格。我们把解剖学的肾改成腰子。那么假设就变成了此肾非彼腰子。
那么根据你下面说的事实，应该说是肾开窍于耳还是腰子开窍于耳更合理或是更精确呢？

[吃与活]

回复 'Diana-Sun' 的评论 :

肾和耳有联系的情况是存在的。一种情况是两个器官都表达了一种基因，如Barttin基因突变造成肾衰和先天耳聋，因为Barttin主要表达于肾脏与内耳 （见下面文献）。同理，如果一个药物作用于Barttin，也可能同时影响肾与听力。但这种联系不局限于肾和耳，也可能发生于肾和眼，肾和胰腺，等等。

此肾非彼肾的说法其实就是诡辩，对古人解剖知识错误的掩饰。这与某些韩国朋友一样，是底气不足，缺乏信心的表现。

我相信那些古人如孙思邈，葛洪等如果能穿越回来，绝对不会认同现在某些中医的。这些由开创精神的人，与那些因循守旧的人完全不同。在这个方面，的确是今人不如古人。



Estévez R, Boettger T, Stein V, Birkenh?ger R, Otto E, Hildebrandt F, Jentsch TJ. Barttin is a Cl- channel beta-subunit crucial for renal Cl- reabsorption and inner ear K+ secretion.Nature. 2001 Nov 29;414(6863):558-61.

[Diana-Sun]

对于你的二，我也有点想法。既然说此肾非彼肾，那么有肾毒性的药物造成耳聋，就不能用肾开窍于耳来说，否则不是自相矛盾？再说也不是个个肾毒性的药都有听神经损伤。这就是自圆其说，牵强附会。我们笑高丽棒子号称筷子是他们发明的，汉字也是他们发明的。看你看我们现在这种牵强附会和高丽棒子的行为有本质区别吗？古人说了此肾非彼肾，可某肾毒药同时也可以影响听神经时，今天的徒子徒孙就急急忙忙的出来声称我们早就知道了。如果古人从坟墓里走出来，听到他的徒子徒孙帮他和现代人抢研究发现结果，不知会不会羞地钻回坟墓？就像我们替高丽棒子害臊一样

[吃与活]

回复 'Diana-Sun' 的评论 :

是的，中医的理论产生时就套“天人合一”的理念，可惜，人体的确没有按这个理念生长。

中医已经走到了死胡同了，改，就成了现代医学；不改，就慢慢消失。

你对中医的评论很有见地，不过论坛不让讨论，读到的人很少，可惜了。

[Diana-Sun]

所以我在我的第一反应里用了臆想这个词。你不觉得中医基础理论和我的第一反应里的事实有异曲同工吗？
人类认识有局限性，包括自我局限和历史局限。中医理论的产生是历史局限性的必然结果。这个在西医也同样存在。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不断的突破时代照成的局限性。这就是科技进步。只可惜中医有西医相比，科技进步不快，也不多。落后于历史发展演变的速度。也可以说没有跟上时代的节奏
最可怕的是有些中医师竟认为中医是致臻完美的，食古不化。在科技发展上，古人怎么可能超越今人的认识？因为科技是逐步发展的。不可能跳跃发展，更不可能超越式发展。这不仅是普遍适应的哲学，也是事实。抱有这种中医医理无需发展，致臻完美的中医师们是弘扬祖国医学的最大障碍。可惜这和时代的局限性无关，倒是和个人局限性相关

[吃与活]

回复 'Diana-Sun' 的评论 :

谢谢阅读留言。对我而言，得这篇文章说清楚了两件事：

1）中医是何时和在什么社会环境下走向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中医的特点是“医者意也”，以想象代替实际。

2）中医的五脏六腑是何时开始虚化的--即“此肾非彼肾“是如何出台的。

中医不通过实践发现并纠正谬误，而把千年古书奉为规范，只能一步步走向没落。

[Diana-Sun]

读完后第一反应就是旧时中国之自称中国，是因为臆想自己是世界之中心。好在现在总算不说了。
第二个，关于老毛。除了金针拔障可说是中医，他的医疗小组可是完全由西医组成。我记得哪里读到过，他不信中医的。要考古。奇怪的是金针拔障这皇帝老儿试着都不错的活儿，反而没向老百姓推广。对于内科病，他倒是看西医，让老百姓看中医。他最后是球麻痹，运动神经元疾病，西医也没有好的治疗手段，他也不试试中医。而且中医根正苗红，至少不会里通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