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胜负在于理---青年时代

                                                                            [青年时代]

1911年，是一个在中国大地上空翻滚着历史大风云，一个难忘的改朝换代的年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取得了成功,从此结束了数千年封建帝制走向共和。父亲诞生在安徽合肥，这个年轻共和国的一个地方官员家中。

爷爷许应午，原是他那并不富裕家庭中唯一耗费了银两去读书的人，因此在兄弟分家时，兄长断言，他所能得到的全部便是家中的童养媳——一个大脚丫头，她即是日后我们的奶奶。爷爷两袖清风地走出家门，而后却走上了这翻天覆地大革命的道路。

奶奶可是地道的贫苦劳动人民，从小寄人篱下的日常辛劳，练就了她的胆略。在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时，革命处于低潮，爷爷曾被官兵追捕，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她毫不犹豫地冲进厨房，操起菜刀，奋不顾身地顶住了大门，让爷爷得以从后门逃脱。之后，又挺过了被抄家后一贫如洗的生活。

或许是依承了奶奶果敢无畏的血脉，父亲自幼冥顽，好舞刀弄棍的，常挂火钳于腰上，手握“马刀”在家中，邻里四处吆喝。甚而跑到他大伯家，立于一镜前说：今天如果你们不给我咸鸭大腿和蛋炒饭，我马上就打碎这镜子。虽是年少顽劣之举，却透出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气，为爷爷奶奶出了一口气，他好生得意了一回。

青年时期的父亲来到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求学，就读于“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          此时他中等而结实的身材，浓发如冠，两道粗眉下，高而直的鼻子挺立在瘦削的面庞上，并架上了一付显得有些学究气的眼镜，而镜片后的眼睛似在思索，并闪现着热情的光芒，少儿时逞“一时强弱在于力”的张扬似趋收敛，然而流淌在血液中的倔强，注定他为着“千古胜负在于理”的信念，却是要付出他大半生困苦的代价。

中央大学即为现南京大学前身，地处城中偏西，东北角紧挨着敦实古朴的鼓楼和建于明朝的玲珑精巧的大钟亭，信步闲游就可到垂柳拂于水面的玄武湖；往西更远处，涛涛长江顺流而下，这儿除了冬季寒冷干燥，常年雨水充沛，故春天的樱花，秋天的桂花点缀着校园而清香飘溢，父亲在这儿如饥似渴地吸取着新知。

应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美的时光，因他认识了在金陵女子大学就读的同乡—-母亲。相对于“暴发户”出身的父亲，她可谓世代书香门第之后了，其外祖父是轰传乡里的金举人，曾在清朝重臣李鸿章家做过管事，当年中举时种种趣事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其父毕业于燕京大学，民国八年考上了去美国的公费留学；其姨父留学日本，小城一时传为佳话，金家二快婿：一个出东洋，一个出西洋，父亲耳闻后竟笑而接口：“横批——不是东西”。虽然是调侃，他不屑附和，口无遮拦的性情可见一斑。

时值三十年代，中国依旧是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山河依然美丽却是破碎的，校园中的年青人有激越愤懑的，也有抑郁忧愁的。母亲从没落的深宅大院中走出，有着淡淡的忧郁；父亲以他年轻的心，诗一般的爱，新贵的热情和勇气，立刻抛弃了爷爷希望他传承中华文化的正统命名“传礼”而改为“道夫”，意为愿像清道夫一样扫除情人的忧愁，清除她人生道路上的一切垃圾。

婚后，父亲曾说：“今后你应把握的是我的理智而不是感情”让母亲始终困惑。殊不知，恰恰是他自己亦无法把握的过于刚直简单，不谙变通的性格，使母亲在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上走得格外艰难。

父亲即将毕业，这一天炎热难挡，树木失却了往日的婆娑，除了阵阵蝉鸣声，已罢课数日的校园显得异常安静。突然传出了巨大的声浪“反内战”“反饥饿”“要求政府抗日”这是学生们在蒋委员长亲临央大“训话”中，忍无可忍地爆发了，一浪高过一浪……

次日新闻报导：赤色分子在中央大学组织暴乱并殴伤了蒋委员长……结果父亲作为“动乱分子”之一，无可幸免地被关进了国民党的大狱。

靠着爷爷的背景和钱财，保释出狱后的父亲受到了全校同学们英雄般的欢迎。然而他在意识上的“赤色”倾向并没有上升到“革命”的高度，也就是自发的“小布尔乔亚”的正义感加上“乌托邦式”的冲动。故这段红色历史也不可能为他在以后的红色政权下加分。

当时青年人想往追求的民主自由、科学进步被形象化称为“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依国情先走“赛先生”道路，所谓“曲线救国”广为认同和接受。父亲出狱后别无选择地被送上驶往英国的轮船。回首故土自是一番难言的滋味，而放眼海上清凉的海风扑面而来，海浪拍打着船舶，像是在催促，快些驰向自由的西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