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
人人皆知南京是长江流域三大火炉之一,1957年初夏似乎格外炎热,那种渗透的湿热就象是在蒸笼上一样,挥汗如雨,直叫人胸闷窒息;而人们所不知的是一场如火如荼的“反右”运动也正随着滚滚热浪迅猛地向人们袭来。
我在上学的路两旁看到用芦蓆临时搭起的单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大字报,突然‘许道夫“三个字跳入我的眼帘;接二连三的”责问“、“批判”等等,我隐隐的有一种不详的感觉。惴惴不安的我到校后不自觉地将脸深深地埋下,仍然感到四处异样的眼光象箭一样向我射来,我恨不得能立刻钻到地缝中去。那一年我十岁,幸福的童年从此挥手而别,青草坪上晚霞中,与父亲戏玩的景象如美丽的梦幻般,化为清烟消散了。
不久母亲和我们步履蹒跚地离开这大院,来到镇江小城。母亲被调到这刚建立的大学——镇江师范专科学校。
这是“大跃进“的产物。旧县委政府留下了几排小平房,新的教学大楼还在兰图上,将由师生们自力更生在小坟山上建立起来。沿着羊肠小道翻过坟山,三排矮小的红砖平房建立在一个混混浊浊的小池塘旁。这就是教师宿舍——我们的家了。
绕开池塘,穿过种着蔬菜的农田和几个轰飞着绿头苍蝇的大粪坑,就来到了公路,每天步行三十分钟进城去上学。这儿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仅有两口刚打出来的水井,从此打井水的活就由还不到十岁的仁弟担当了。
生活艰苦自不必说,更加苦痛的是心灵深处。天真的我以为离开南京就无人知晓我是“右派的女儿“。却不知道这像烙在脸上的印记一样,永远退不尽。
每次填表格,都羞于在’政治面貌”那一栏填上“右派”二字;直到62年“摘帽”后,胆小谨慎的母亲仍叮嘱我们填上“摘帽右派”。
若干年后。我才得知,因新华日报在六月登载了父亲所写的“谈整风”杂文,被省里点名重点批判。
接着新华日报在7月2日又报导了南京农学院师生于6月28、29日两天举行“声势浩大的批斗会”。听说酷暑下,父亲已修顶的头上泌出豆大的汗珠,顺流而下,白汗衫都湿透了。接着戴上“右派”帽子的父亲被送至南农黑墨营农场劳动改造。
在黑墨营农场,46岁的父亲面对一落千丈骤然变化不知今夕何夕。夜幕降临,孤灯昏幽,窗外是空寂的田野和无边的黑暗,唯有田埂边的青蛙在不仃地呱噪……
父亲难以入眠,心绪杂乱……我只是出于真诚说出些实话,为什么成了“恶毒攻击共产党?究竟为什么?!而理在哪里?
所谓理,应是一个价值范畴,能够产生正面价值的认识才为真理,真理只有与真善美联系起来才能体现其价值……
父亲开始迷惑,昏昏然……
在中世纪人们认识水准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时,宗教可以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价值效应,即相当程度的真理性,而当这种真理性被无限利用,扩大而成为绝对真理时,当政教合一并作为工具来摧残真理时,历史上曾出现了自然科学家布鲁诺被教皇高高架起的柴堆焚烧的那一幕……,
真理,价值又何在?!……长夜漫漫……何时达旦?
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时,父亲清醒地认识到要坚强,要面对!要在境况转换中适应。
他有着乐天的性格,旷达的胸怀,他正值壮年,劳动何所耻何所惧?他更愿将劳动当成一种磨练,而不是苦役和惩罚。
“既然劳动是光荣的,那么为什么要用劳动作为惩罚呢?如果我们劳动是被惩罚,那么,那么多的劳动者,一辈子在劳动,是一辈子在受惩罚吗?”
在农场劳动时他总是认真地学作干活,他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们拖板车的要领:拖板车掌握车把子关键就是要控制住车的平衡,但是在启动时,一定得有爆发力……而真正需要的还是体力耐力,……当然,这是干苦力啊!
大自然慷慨地倘开着胸怀,大地亦无怨地任由耕耘,在自然和天地里,日晒雨淋下的父亲,可以海阔天空地放胆思考。
尤其是当他一个人去看守桃园时,更是天马行空无傍无依地做起精神上的齐天大圣。
西游记中吴承恩写活了孙悟空,其精灵忠勇,豪放不羁,连玉皇大帝都不畏惧的性格,父亲从来情有独钟。
甚而忘却了正是他在“谈整风”中都不忘引用了这个典故,才招至他眼下窘迫的境况。
在这种简单重复的劳动中,父亲忧心的是象流水一样逝去的时间。
生命是有限的,想到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长江黄河流域灿烂文明的来龙去脉,还没有系统地进入农业史的研究,作为农业经济学者,一种责任推动他开始构思中国近代农业史。
“右派摘帽”是五年之后,父亲被调至江苏农业科学研究院。在农业遗产研究室中,他从此可以更从容地按照心中已构思的系统去工作。
这时国家进入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粮食、付食品及基本生活用品都难以想象的匮乏,人人面黄肌瘦。农村更有饿死人的情况。
母亲、我、仁弟均得了当时十分普遍的“营养不良性肝炎”;不幸的我和二位姐姐先后又染上“风湿性关节炎”。到了夏天,因饮水卫生条件欠佳及蚊虫叮咬,我还不时地“拉肚子”“打摆子”。记得那时,已上初一的我,体重只有三十公斤。
尽管如此,每当企盼着父亲该回来时,每见到从不沮丧,乐呵呵的父亲时,一家人围坐笑语,耹听他给我们讲故事‘基督山恩仇记’、‘水浒’等,此时不管窗外是风雨交加,还是冬夜冰封,这里仍是我们心中无比温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