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正当全国人民刚刚从经济灾难中步履艰难地走出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浩劫又开始了。一时间神州大地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都被震动,每一阶层,每一个人都被痛触灵魂或肉体,象是经历了一场刀山火海般的狱练。
1966年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刹时被狂热盲从,自我澎胀武装起来的“红卫兵”象孙悟空拔一根毫毛一吹即变出千千万万个小猴一样,天南海北无处不在;亦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他们:“破四旧”,砸烂“封资修”,高呼‘红色恐怖万岁“,欲将“玉宇澄清万里埃”……
父亲首当其冲地被关进“牛棚“,他急中生智将多年心血所写的手稿索性明放在办公桌上,而躲过翻箱倒櫃的搜查。接着一批又一批的“学术权威”教授学者被关进来,不需任何法律程序,不依任何宪章大法,均是凭“革命小将”经“革命觉悟”判定,即可采取的“革命行动”。
口吐三字经国骂成了时尚,草绿色军装加红色袖章成了时装。暴力成了革命的必然行动……
苏联十月革命时,高尔基曾对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说“我们今天革命就是要用暴力去铲除世界上一切恶!”然而托尔斯泰愠怒地说“而暴力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恶!”
试问,若以新的不公平去替代旧的不公平,世间的公平又能在哪里?只能是恶的循环!
霎时间,被贴上革命标签的人性中的恶与弱,苍天之下万里江山的人生大舞台上被演译发挥到了极至!
父亲他们只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白天被批斗,强制劳动;晚上睡大通间地铺,还要绞尽脑汁写检查,为自己编织莫须有的罪名。
这种将人的灵魂掏尽肆意践踏,失却了尊严的个体生命似乎已是无意义的了,身边有人相继自杀,他们“拒绝改造”,“自绝于人民”似乎得到了个人肉体上的解脱,然而却至家人陷入更加悲惨的绝境。如若有灵,他们既使到了天国或地狱也不得安宁。可悲啊!
接着“文革”进入了党内与“刘少奇主席的修正主义路线”——“唯生产论”的斗争阶段。一大批各级领导干部列入了“走资派”的行列。经受了甚至更为残酷的斗争。堂堂国家主席竟惨死于迫害劫难之中。人们的信仰轰然崩溃,工人不上班,学生不上课,干部不办公,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
此间,看管相对宽松。得以机会回到家中的父亲十分焦心,神情凝重地对我们说“一个国家、民族是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的,人类进步是离不开科学知识的。
我担心的是你们正在浪费人生最最宝贵的时间,到有一天,国家需要人材时,你们却拿不出本领来……时间和精力是财富,要珍惜善用。就目前而言,首先数学和外语是完全可以自学起来的。”
他的一番话象一声响雷,惊醒了我们已近麻木的头脑,可心里仍在嘀咕:唉!这一套已经过时了,猴年马月才会有那一天。
“文革”仍在继续向纵深发展……,造反派、保皇派、走资派、消遥派……;或激进狂热、荒谬虚妄;或丧心病狂,失去良知;或身不由已、随波逐流……。派与派,人与人,或斗人或被斗,或文斗或武斗。个个象困兽犹斗,这真是人类文明的倒退,民族的浩劫!
父亲又长时间音讯全无,母亲忧心如焚,万念俱灰,彻夜难眠,日渐消瘦;深陷失神的两眼直视前方,幻化出种种的恐怖的景象……一会儿说水已被毒化了;一会儿说有人要杀害她,喃喃自语道:不如自己去死……深夜独自在江边徘徊……从乡下急急赶回的善姐和我们将她送到精神病院。
在那儿为数不多的医生们,被楼道里无数哭哭笑笑痴痴呆呆的病人,以及焦虑的家属包围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母亲于二个月后才被送进住院治疗。
这期间,姐姐天天坐在诊室门口一言不发,只是流泪。被她哀伤的眼神,无声的泪打动了的医生,在面对校革委会领导时,以他的专业知识,成功地说服了这位根正苗红的善良女教师,她批准了妈妈住院治疗。
我们立刻如获至宝地狂奔着,终至劳动工地上找到了母亲,压在她头上大草帽下,又黑又瘦的脸上,一双惊恐万状的眼睛,在帽沿的阴影里迟迟疑疑……
当看着母亲缓缓地走进被重重关上那医院的铁栅门时,我们呆立着,不觉悲从中来,任凭泪水滂沱……泪中有不尽的辛酸,也有些许宽慰,尽管世态炎凉,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正直、善良最终还是冲破一切黑暗,闪现出不可抗拒的美丽光芒。
江南的冬季照样北风凛冽,天寒地冻。
在我们去看望父亲的山路上,远远地看到一大排人在被训话,寒风中都低落着头,唯有一人不卑不亢地抬着头,那竟然是父亲!几乎脱光了的头上犹见稀疏白发,万分不忍地看着已明显老态的父亲。
训话结束后,他缓缓活动着早已僵直的腿脚,而这时竟有痞童向他扔石块……亲眼目睹这一幕,内心真如撕裂般疼痛!泪水止不住地涌出……
他冲着我们露出浅浅的笑容中,掩盖不住疲倦和苦楚。“我没有罪,为什么要低头?”
这是他说出的第一句话,经过了多少年年月月的人格侮辱和肉体摧残地揪斗,他不屈不改的痴心和对于‘理’的信念,支撑着他以超人的毅力,承受着种种非人的折磨。
看见他心力交瘁,并以一种奇特决绝的眼神定定地注视着我们,善姐带着莫名的恐惧慌乱地恳求道:“答应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千万不要自杀!千万……千万……”
父亲红了眼圈,眼角深深皱纹中闪着泪光,哽咽道:“不是为了你们……我早就……不想……活了。”生平第一次见到总是乐观、坚强的父亲如此绝望,泪水被心中压抑的愤怒一点一点地熬干了。
父亲最终沉重地低下了头,承诺要继续坚强地活下去。
就这样仁、勇弟和我在三地不同的农村接受‘再教育’,已经工作的姐姐们省吃俭用接济家用,全家人相扶相持艰苦地熬着,这一熬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三年五年,而是整整十年!
历史终于翻过了最最沉重的一页。
重获自由的父亲回到家中,当听说母亲在精神病院,立刻不可揭止地咆哮起来:“……你们干脆把我也送进精神病院得了!”太多年月的压抑,精神几乎崩溃,终于在亲人面前,不可理喻地爆发了。
而当见到即将康复出院的母亲时,他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