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斗狼
老烟记事
【开完座谈会后，总场工作组的四个人便分头蹲点。我按照计划先去一队，当晚和“北京青年班”一起劳动，制作过磷酸钙颗粒肥料，用于机播。北大荒的黑土经过七八年耕种，肥力大不如前，尤其五分场十地九涝，失去草皮后水土流失得很快，不靠施肥已经不行。当时各家各户都要积肥，定额是两吨，挖一个十米见方的大坑，往里面填充各种粪尿。知青没有家，又不养鸡鸭鹅猪，贡献不了这么多粪尿，就制作化肥。这活不算太累，昼夜都搞的话约可出产五吨。制肥机是土造的，用“东方红”拖拉机带动，马力有些浪费。操作上也就是过筛难些，不过我很快便学会了。
这些北京青年去年来场，属于北大荒接收的第一批知青。我在《工作手册》里写了一段话，记述与他们相处的感受：
“每当我看见这些富于幻想的青年学生在从事极其琐碎平凡的劳动时，我就会想起我的作品所要表达的东西。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能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平凡与伟大、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统一。这中间有一个痛苦的磨炼过程，有一个从不自觉或不太自觉到自觉或比较自觉的过程，这也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过程。只有让自己投身到劳动中去，才能重温这些过去感受和探索过的东西。这是一切发展的基础，一切基础的基础，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人人都应该愉快地把它承担起来。”
这与其说是我的感受，不如说是余抱一的感受。我希望作品中的那个“我”能够完成向农工的美丽蜕变，并且写出这种美丽来。至于现实中的我，已经逃离苦海，绝无兴趣再受二茬罪。不过蹲点能够起到“忆苦思甜”的作用，提醒我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在总场部把根基打牢，不能被两三年搞一回的“精简机关”再弄到生产队里去。事实上，我调入总场部后并非整天写小说，而是花了很大精力做好本职工作。我那时已经系统学完了《国营农场会计核算》、《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学》和《农业统计学》三本教材，这是计财科的规定读物，但我读得尤为认真，做了很多笔记和演算，并经常向两位科长请教，他们都对我的好学表示认可，陈其得甚至说我能够成为农业管理专家。
除此之外，我还认真研究了总场部下发的各种文件，努力吃透政策。我这样做，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对学问的兴趣，而非机关人员例行公事，所以我很了解农场改革的来龙去脉。现在实行的这一套，都出自“小脚女人”邓子恢。这个人很神奇，论资格算是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曾经在朱毛进入福建时帮过大忙，被毛泽东称为“邓老”（其实他比毛还小三岁）。不过他对新中国的主要贡献并不在打仗方面，而在农村经济体制的建立上。
邓子恢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部长。这个部1953年成立，1962年撤销，从头到尾就他一任部长，用毛泽东的话说——“十年来没有干一件好事”。但实际上，邓子恢在其位善谋其政，制定了适合中国农村发展的一整套经济制度。在合作化运动中，他因反对毛泽东向人民公社快速过渡，被后者扣上“小脚女人”的帽子。不过等到“大跃进”捅出大窟窿，毛泽东又把他召回，让他在谭震林手下主持农村经济的恢复。邓和谭都是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但谭多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头衔，所以邓只能向他汇报，这也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可谓“输理不输面”。
在“大跃进”中，谭震林是毛泽东的忠实拥趸，有很多过激之举。事实上，“大跃进”这个口号就是谭搞出来的。不过1960年邓子恢复出之后，谭震林对他倒是鼎力支持，几达“邓规谭随”的地步。这固然得益于两人在一起打游击时的交情，但恐怕也与谭本人对“大跃进”的反思有关。至少谭得承认：在农业问题上，他这个“下属”比他懂得多，比他内行。早听此公的话，何至于饿肚皮？
于是邓子恢利用台上的剩余时间，迅速在农村推行“三自一包”，直到1962年再次触怒毛泽东。就在“永革不用”之际，他着力推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也称“农村六十条”）终获通过，其中明确规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并且罕见地保证：“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这个关键条款几乎是邓子恢向毛泽东劝谏的原话，它在很大程度上把“大跃进”期间毛泽东搞出来的巨型人民公社拉回到了合作社阶段，并且真的一下子管到了改革开放前。可以说，没有“小脚女人”的最后努力，新中国的农村经济制度不可能就此稳定下来。
饶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对邓子恢的刻薄话都是在内部说的，从未像对刘少奇那样公开批判过他，所以全国人民很少注意到邓子恢的存在，他也没有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蒙受大难。不过凭心而论，“刘邓路线”里面，实际上包含着两个“邓”，并且“老邓”掌权以后，搞的就是“邓老”当初那一套。现在不少人认为，80年代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杀头风险搞出来的，其实属于“民间传说”。这套制度早有顶层设计，而总设计师就是邓子恢。若无邓子恢在60年代留下的包括承包制在内的一整套理论和实践，邓小平不可能任由小岗村的做法在全国迅速铺开。当时不提邓子恢，更多是出于策略考虑：在党内极“左”势力眼中，这属于“资本主义复辟”，所以还不如让若干贫下中农再“发明”一回。
我之所以会注意邓子恢，是因为在60年和61年夏天，他先后两次视察黑龙江垦区，并作了长篇讲话。这两次讲话均属于内部文件，我因工作需要得以接触，并由此知悉：后来搞的一系列改革，如“包定奖”、“两结合”，事实上都是他弄出来的。他的报告不光有理论阐述，还有具体指导，非常务实，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邓子恢虽然戎马征战多年，关于农村经济的学问和见识却达到了特级大师水平。他思路缜密、极善表达，如庖丁解牛一般能把非常复杂的问题分析得清楚透彻，令我深感佩服。那时刘少奇当家，所以他这一套得以大行其道，甚至在他下台之后仍在垦区继续推行，直到文革开始才收场。
大概因为邓子恢是个“问题人物”，垦局正式下发的文件从来不会提及他的大名，因此没几个知道这些五花八门的改革到底出自何人之手。】
202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