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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果园队显山露水，处处遗墨，确实有吸引上层关注的用意。我来农场已经5年，一直混迹于基层，尽管和农工们相处融洽，并且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劳动经验，但我始终没有把自己当成他们的一分子。我是个“小知识分子”，虽然这名头并不响亮，却是我愿意归属的阶级，因此总希望从事一些脑力劳动。马克思的《资本论》我看过，知道脑力劳动是劳动的一种，并且属于复杂的高级劳动。按照这个逻辑，小知识分子也是劳动人民，哪怕在现实中并不怎么“高级”，但也算不得丢脸。所以当别人给我贴上“小知识分子”的标签时，我一向不以为忤，反觉名副其实，心安理得。
归根到底，我不想当一辈子农工——苦累倒在其次，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总是为了换一种活法。如此碌碌于田野，老死于阡陌，与耕牛又有何异？我不相信这是天要降以的大任，更不觉得自己与农工相结合，就能变成农工。我是吃文字饭的，再怎么改造也改造不掉这个习性。从大湫洼到农校，再到良种站和果园队，我就像一只蚂蚁，在农场的底层苦苦挣扎，爬上去，掉下来，接着再往上爬……。我曾经试图用蚂蚁的理想打动王露婷，想来真是可笑，但这对我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目标。现在不为了她，我也要往青卫山上爬，否则我就和关在劳改厂的母亲一样没有什么指望了。
果园队的确是一方宝地，在被我弄成公园（人们确实开始这样叫）以后，前来参观的“游客”日益增多，我在总场部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到了1963年3月，命运终于出现转机。我写的一份报告几经周转，最后落在计划科长黄琦的办公桌上。他是总场部里唯一没有逛过“公园”的科长，但他看完这份材料以后，马上认定我就是他一直想要找的人——一个脑子够使、笔头够硬的写手。
其实黄科长对我早有耳闻，但此前只把我当成一个浪得虚名的小人物。眼下他动了心思，就带着两名手下到果园队视察工作，并向队长点名要我作陪。一路上他问了我许多问题，诸如土壤墒情、栽培计划、肥料选择、果树过冬等等，这都是干统计员要接触的事情，因此我对答如流。我陪着他转了一个愉快的下午，临别时又领着他上了一趟厕所。在茅坑旁边，他打开天窗说亮话，问我想不想到计划科工作，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一拍即合，下周我就去新单位报到了。
蛟龙终非池中物！我终于时来运转，脱离了农工队伍，成为总场部的一员。这对我而言，有如土八路打进县城。如果能够再早半年，我给王露婷写信时会有底气得多，她也未必真就孔雀东南飞了。可是话说回来，所谓“情场失意、职场得意”，我不与她分手，能这么快等来“上山”的一天吗？我要是继续呆在良种站，靠着陈洪谦那样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能有出头之日吗？调往果园队是决定性的一步，看似与我的失恋没有直接关系，然而“时也、命也、运也”，谁知道上帝怎么摆弄我的剧本？——说来说去，我就是不想为泼掉的牛奶而哭泣，宁愿把王露婷的离开当成我时来运转的触机，这样可以让我摆脱无尽的烦恼和遗憾。
山上的待遇一下子变得好很多。我的办公条件相当优越，拥有一张农场自制的“一头沉”，虽然做工略嫌粗糙，却是完达山里的真材实料。抽屉带锁，桌面摆放着墨水瓶和蘸水笔，旁边是一沓崭新的办公信笺。我的宿舍也不错，二十多平米，两人合住，比大姐一家在首都的人均面积多出好几倍来。砖墙很厚，门窗结实；顶棚是木架结构，外包铁皮；檩条刨得方方正正，完全不像生产队那样瞎对付。
在867农场，青卫山已经进入城市文明。山脚建有砖瓦厂、木材加工厂、农机修配厂，缓坡上则分布着百货店、照相馆和电影院（礼堂）。鸡西发电厂的电3年前已经送达这里，所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不再是陈洪谦把我们诓来时的谎言。就算大湫洼那样偏远的地方，最近也享受到爱迪生一百年以前的发明。
农场的发展艰辛而曲折。就在人们逐渐忘却水粉画里的那些超现实美景时，实实在在的进步却在身边悄然发生。各分场已经很少再见到马架子了，就连拉合辫房也开始逐步淘汰，新建房通常是砖瓦和土坯的混合结构。农场一旦从三年困难中缓过劲来，其巨大的生产力是石清镇那样的自然村落所望尘莫及的。不过，田间作业的强度仍然很大，农工的辛劳透支着他们的健康和寿命。第一代垦荒者的大多数，注定要像耕牛一样在黑土地上被榨干所有劳动力。】
2021-2-28
这种客观冷静的描写，和白鹿原、刘震云不一样。
给人更多出离的感觉。
同时兼具天地不仁和上天好生的味道。。。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