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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烟记事(141) 劳改厂

(2015-02-14 19:50:09) 下一个

【当天晚上,我和大哥在旅馆住下。之前他已向劳改厂去信,请求看望母亲。厂方回信表示欢迎,并说家属探望有助于改造工作的进行。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去劳改厂,先到厂办找到接待员,递交了速中开的介绍信。为了办事方便,我还特地换上了一身军装。接待员给我们倒了两杯水,然后出去找领导。我俩在沙发上坐下,环顾四周,墙上全是锦旗和匾额,显然这是个优秀单位。其中不少锦旗是家属送的,感谢劳改厂让自己的亲人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在心里琢磨,是不是也该送面锦旗,写上点“旧社会把人变作鬼,新社会把鬼变作人”之类的话,或许更加“有助于”母亲的改造。

 

接待员带进来一位女领导,向我们引见道:“这是二车间书记,林美云同志。”林书记约莫45岁,中等个儿,体型偏瘦,穿一身灰色列宁装。她态度友好,并没有期待中的居高临下,让我心里感觉温暖。林书记在对面坐下,向我们介绍了厂里的基本情况:“这个厂由两个分厂组成,一分厂是男职工,二分厂是女职工,位于不同的厂区,平时不发生来往,便于管理。我们这里是二分厂,下面有两个车间。一车间搞纺织加工,使用机器设备,职工大都比较年轻;二车间是手工作业,分为制鞋、制袜和编织三个组,职工岁数比较大。”我注意到,林书记在谈话中从来不提“劳改犯”,而一律称为“职工”,仿佛这里与普通工厂没什么区别。

 

母亲以前在绍兴劳改鞋厂干过,于是分配到了制鞋组。她身体较弱,车间就给她安排点轻活,捡捡棉花布头什么的。林书记说她表现还可以,只不过旧意识比较重,有时爱搬弄点小是非。这次我们能过年来看她,厂里很照顾,给了她一天假,让与家人团聚。我和大哥连连称谢。

 

接下来林书记带我们去二车间制鞋组。说是车间,其实与解放前的手工作坊没什么分别。一间大平房里,三十多个中老年妇女分作四五堆,手中捏着锥子针线,正在和鞋底子鞋帮子较劲。母亲拿着块抹布,东抹抹,西蹭蹭,确实显得比较轻松。林书记把她叫过来,告诉她今天不用干活了,好好陪陪儿子吧。她鸡啄米似地点头鞠躬,这才转过身来,仿佛第一次看到我,愣怔地说:“啊,六顺,你来啦。你还、还好吗?”说着眼泪就流了出来,手抓着我的胳膊哆嗦个不停。一屋子大妈都停下手中的活计,注视着我们。其中有一人冲我们挥挥手,我认出是谢伯母。有林书记在场,我不敢整出太大动静,赶紧和大哥把母亲带离车间。

 

阔别八年,与母亲这次相见,让我深受震撼。她的相貌已发生极大变化:原先丰满而有弹性的身体,现在变得干瘪萎缩,罩在最小号的蓝色工装里面,仍然感觉像副衣架;原先灵动顾盼的一双眼睛,现在则显得混浊呆滞,好像吃过药的精神病人。脑子也变得有些迟钝:原先说话声音悦耳,语速很快,现在则絮絮叨叨,颠三倒四,完全失去了她那标志性的爽利与自信。我心里非常难过,知道她这些年受了很多苦,否则不会脱胎换骨成这副模样。

 

在厂区我不敢显露出来,只能揽住她的肩头,让她挨着我一起走,大哥则在另一边默默地抽烟。我参军以后长高了许多,她现在只够得着我的胳肢窝,再也不是先前那个能够呵护我的母亲了!她边走边用手绢擦眼泪,来到一棵大树下,终于抑制不住,抱住我痛哭起来。父亲去世那年,她也这样搂着我哭过,只不过那时我在她怀里,现在却是她在我怀里。她的身体变得如此单薄,我都不敢使劲搂她,只能轻轻拍她的后背,哽咽道:“别难过,别难过,妈妈,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良久她才缓过劲来,抬起头望着我说:“六顺,你都长得这么高、这么大了!在我脑子里,你还那么小、那么小呢!”说着用手在眼前比划了一下。我笑了起来:“哪儿能呢?我参军的时候,个头已经超过你了。你脑子里装的,应该是初中时候的我吧!”她也笑了:“我是老糊涂了。你走得太久,我都记不起你离开时的模样了。越是近的事情,现在忘得越快,越是远的东西,反而忘不掉。”我想起自己看过的心理学教科书,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选择性记忆”——忘掉的都是痛苦,留下的都是欢乐。

 

母亲哭过一场,平静多了,于是我们边走边聊。她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说谢伯母在工厂外面租有民房,这次特地借给我们用。我感到很诧异,劳改人员还能租房子?她说不是自己住,而是招待客人。原来谢安仕跑去香港,一直下落不明;但谢伯母还有个堂叔,曾在国民政府做高官,到台湾后没多久,便退休移居美国。他属于元老级人物,虽已赋闲当寓公,仍有不少门生在国民党担任要职。统战部想要拉拢他,便通过特殊渠道找上门。那人十分谨慎,没有对中共的橄榄枝直接做出回应,却漫不经心地问及谢伯母的下落。

 

劳改厂这边得到指令,迅即做出反应,让谢伯母写了一封信给他,说自己得到人民政府宽大处理,目前衣食无忧,生活有保障,盼望堂叔早日归来相聚。堂叔并未轻信,上月派侄孙从美国经新加坡、香港,辗转来到大陆,请求与谢伯母相见。劳改厂为谢伯母租了房子,布置一新,用以接待来人。谢伯母忠实完成了组织上交待的任务,向侄子介绍了祖国的巨大变化,并带着他参观了劳改工厂(当然是样板车间和样板宿舍),谒拜了祖坟,游览了双龙洞,临别还送他两只上等金华火腿,一只自己享用,一只捎给老人。这次接待工作完成得不错,目前只等对方反应。倘若真有效果,谢伯母脱离苦海已经为时不远了。

 

这件事的某些细节是若干年以后才知道的,不过母亲当时已确信谢伯母交上了好运,因此艳羡不已:若是九叔能想起自己来,她或许也会有出头之日。大哥马上向她严肃指出:“你这就属于‘落后思想’,厂里要是知道,你日子又好过不了。对劳动改造不能存有侥幸心理,要知道自己作为剥削阶级,在旧社会是犯过罪的。如今政府让你自食其力,从寄生者变成劳动者,应该感恩才对,哪儿能想入非非呢?九叔是替反动政府卖命的,我们与他划清界线都来不及,怎么还敢巴望他把自己给捞出来?”我觉得大哥虽然有些严厉,但道理是对的,于是也劝母亲老实改造,她只好收起这个危险的话题。

 

这时已到那座民房跟前,母亲掏出钥匙,把门打开。里面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地方不大,但是窗明几净,被褥崭新。厕所在门外,用起来也挺方便。由于当初不知美国来人的确切抵达日期,劳改厂便把这房子租下3个月。现在还剩一个月租期,厂里并没有“人一走茶就凉”、把钥匙收回,而允许谢伯母周末到这里来住。对一个“劳改犯”来说,这已经是莫大的荣幸。】

 

201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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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烟斗狼 回复 悄悄话 说的是。暴民政治往往比独裁政治还要可怕。
木火 回复 悄悄话 可能在劳改厂还是因祸得福, 要是留在老家,文革的时候也许免不了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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