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斗狼
老烟记事
【母亲是1951年8月被抓的。那天适逢周末，大哥正在床上午休，却见三名公安推门而入，吓了他一哆嗦：院门平常上锁，怎么悄没声地就闯进卧室里来了？过后一想，应该是同院邻居给开的门，公安抓人哪有不事先踩点的？
为首一人低声喝问：“你母亲在哪里？”大哥条件反射地回答：“在—在—厨房—洗—洗—”公安不等他结巴完，转身就到厨房抓人。大哥只听母亲尖叫：“啊呀，啊呀，抓人啦，老大救我！”紧接着传来洗衣盆被踢翻的声音。大哥体若筛糠，挣扎着从床上坐起，连拖鞋都忘了穿，哆嗦着走出卧室。母亲已被反拧双臂，戴上手铐，押到院子当中。她佝偻着后背，夹在三个大汉中间，就像一只瘦弱的小鸡。发髻散乱，脖子上有一圈明显的指印，当是公安怕她出声给掐的。
为首那人转过身来，对大哥说：“你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见大哥这副模样，又补充道：“你去换身衣服再出来，我在门口等你。”或许是因为抓捕任务已经完成，他态度和缓了许多。大哥慌忙跑进里屋找衣服，大嫂抱着两个女儿坐在床上，惊恐不已。大哥边穿边道：“没事的，没事的。抓的是妈妈，不是我。我陪着去做调查，很快就能回来。莫担心，莫担心！”说完匆匆出门。
院子外面停着一辆旧吉普，应该是当年从国军手里缴获来的。十几个闲人围着看热闹，其中就有隔壁一家。那名公安站在路边吸烟，见大哥过来，便招呼他坐到副驾位置，自己把烟掐了，坐到司机位置开车。母亲则被另两名公安严严实实地挤在后座上，动弹不得；双手已从背后改换到前面铐住，这样能让她坐得住。大哥从后视镜里看到母亲，满脸的恐惧和迷茫，不知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
到了公安局，母亲在一张拘留单上签字、按手印，然后被押往小车桥监狱。母亲离开时，望了大哥一眼，那份乞盼和无助让他一辈子都忘不掉。大哥则被留下来，接受讯问。听了半天，他总算知道了案情。原来我家在於潜有片山林，是外公当年送给母亲的陪嫁之一。母亲很早就雇人在山上种树，等我们从新昌搬来时，树已经成材，每年砍伐一些，拉到外地去卖，成为一笔稳定的收入。为了怕人偷树，母亲雇了一个看林人，名叫文树清，一家四口平时就住在山上。母亲允许他在山林里打猎，采摘草药，每月还派人给他送些粮食。文树清忠厚老实，恪尽职守，母亲对他很信任，一直用了七八年。
后来便出了事。那回二哥放暑假，到山里去玩，在文树清家的后院里发现一棵切割整齐的粗大杉树，心中起疑。顺着地上的拖痕，他在二十米外的林中发现了一堆被树枝掩盖的木材，数一数竟有二十多棵！二哥回家后马上向母亲报告了此事，母亲大怒：文树清只负责看山，不负责砍树，如今出现这一堆木头，岂不是监守自盗？当下就要带着大哥二哥去找他算账。大哥有点害怕，说文树清五大三粗，家里又有猎枪，万一翻了脸，我们仨哪里是他的对手？母亲一想有理，就去县警察所找人。所长原是父亲的部下，当然鼎力相助，亲自带领两名警察，挎着枪，偕同前往。到了文家，人赃俱获，文树清无法抵赖，供认自己已经偷卖了三十多棵树。母亲恨得咬牙切齿，大骂文树清忘恩负义，所长命令警察把他抓回牢里关押。
第二天中午，文树清的老婆余氏领着两个幼子来找母亲，见了面就扑通一声跪下，直说丈夫不该偷树，请太太饶过他。余氏昨天带着孩子从娘家回来，一宿也没见丈夫，心中着慌，下山来找母亲打听下落，刚进县城就听说丈夫被警察抓走了。余氏向母亲哀告，说自己得了重病，治了大半年都好不了。两个月前找到一位名医诊断，开的方子里有灵芝，非常昂贵，家里根本买不起。文树清无奈，开始打起树的主意。她也苦劝过丈夫不要干这种事，但到最后他还是把树给砍了。
母亲一听，觉得不落忍，说有病为什么不找她求助，而要干这偷盗之事？一边让大哥去找警察所长，赶紧把人放了。文树清昨晚在号子里吊了大半宿，浑身瘫软走不动道儿。母亲雇了两辆车，把一家四口拉回去，又送了一些药品给余氏。文树清自觉羞惭，身体康复以后辞了工，带着老婆孩子离开山林。母亲留不住他，便叫大哥送他一大包衣物，最后他也没带走。据说回去不久，余氏就死掉了。
解放以后，文树清起先并未举报母亲。但到土改复查的时候，这件事给捅了出来。他有个族叔粗通笔墨，替他写了份材料，说母亲一贯欺压农民，当年带着警察把他抓进牢房，并且逼死了他老婆，搞得他家破人亡。驻村工作组正在搜集典型材料，当即向县公安局反映情况，要求抓捕“恶霸地主”。于是母亲很快落网。
母亲刚抓进去的时候，非常害怕，以为要被枪毙。审讯人员告诉她，我党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有功，包弊有罪”，于是她就开始挖空心思地检举揭发。但她提供的线索要么没有价值，要么根本抓不着人（已逃往台湾）。眼看一天天过去，自己却立不了功，她越来越焦虑，整宿无法入睡，精神几近崩溃。
就在这时，出现转机。她有一个堂叔，名叫丁克诚，原先在上海做大买卖，十分有钱。据说有次朋友求他办货，他连订金也没收，找了一辆卡车把货拉去。谁知那个朋友财迷心窍，不光把货款吞了，连卡车也给卖掉，卷了钱逃之夭夭，害得司机徒步跑回。丁克诚自认倒霉，掏腰包赔了别人卡车，倒也没有报案捉拿骗子。过了若干年，他的银行账户忽而转来一笔巨款，汇款方却素不相识。旋即收到一信，称自己是当年骗他钱财的朋友，那时穷困潦倒，不得已出此下策。如今在南洋倒腾橡胶发了财，于是连本带利一并归还。虽则如此，毕竟心中有愧，此生不敢再相见，还望丁先生既往不咎。
丁克诚表面是上海富商，暗地里却是军统特务，抗战期间替国民党搜集情报，偷运军火物资。到了1949年，他却被中共地下党争取过来，为和平解放上海立下功劳。之后他被派往老家於潜，策划那里的国民党残部起义，在我家住过好一阵。母亲跟他关系密切，曾经托他倒运过不少土特产，在他的商号里还占有股份。眼下身陷囹圄，母亲顾不得许多，于是把他也给“检举”了。母亲觉得他这么个大资本家，肯定罪行比自己严重，哪知人家是反水间谍，已经加入革命阵营了。她这么一乱咬，倒把丁克诚咬上门来了。
母亲一见丁克诚，吓得直发抖——怎么“说曹操、曹操就到”哇！丁克诚把审讯人员支走，和颜悦色地对她说：“侄女，实话告诉你，我是给政府办事的。这次过来想要救你，但能不能救得了你，要看你的造化了。我跟你打听一个人——谭世昌，你知道他的下落吗？”
谭世昌与父亲生前结拜为兄弟，是母亲最重要的生意伙伴（10章）。母亲的主要投资都是通过他去运作，每次都带来丰厚的利润，甚至让人觉得谭在有意周济我们家。丁克诚能与谭世昌结识，并且成为好友，正是由于母亲牵线搭桥。谭一解放就销声匿迹了，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母亲这回供出不少人，唯独没有扯上谭伯伯。我想一则因为他是至交，母亲不忍心加害于他；二则他也知道母亲一大堆旧事，供出来对她未必有利。
如今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丁克诚点名要这个人。母亲问：“谭世昌在乡间口碑很好，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情，为什么要抓他？”丁克诚说：“这不是你要关心的，你只要告诉我他在哪里就行了。”母亲说谭世昌跑到上海女儿家去了。丁说已找过，一个人没有。
母亲又回想了半天，说：“两个月前他外甥到杭州来办事，顺便过来看我，好像提到他住在嘉定的一个什么‘周家庄’，或是‘赵家庄’。我当时没太留意，记不清了。”
丁克诚一听来了劲，两眼放光：“你赶紧把他外甥的姓名地址告诉我。”说罢把桌上的纸笔推过来。
母亲写完交给丁克诚：“堂叔，我这算立功了吗？政府会放我出去吗？”
丁克诚把纸折好收起，笑了一下：“抓到人，你就立了功。”
于是母亲天天在狱中祈祷，快把谭世昌抓住。
过了大半年，丁克诚终于再次露面，带给母亲一个绝好消息：谭世昌不仅被抓捕归案，而且已经枪毙！母亲听到这消息，差点昏厥过去。她怎么也料不到谭世昌会被镇压。若说余氏的死扯上她还属牵强，谭世昌的死则实实在在和她有关了！
丁克诚对母亲说：“你别看谭世昌平时吃斋念佛，其实坏着呢！上海当时有个地下党员，就是他让供给了日本人害死的。共产党一直调查此案，到今天才把真凶抓获。你说能饶得了他吗？你这回大大地立了一功，政府已经告诉我，会对你进行宽大处理的。”
母亲听罢，心里好受了一点：没想到谭世昌是个汉奸，枪毙了也算罪有应得。又过了半年，母亲终于从牢里放了出来，送到绍兴劳改鞋厂。说她这条命是谭世昌换来的，一点也不为过。
戏剧性的是，谭世昌一案在1980年代又给翻了出来。那时两岸关系开始缓解，谭在台湾的家人很有地位，特向统战部去信，说谭家有亲属被日寇杀害，谭世昌极端仇恨日本人，不可能去做汉奸。倒是丁克诚具备出卖共产党的条件，军统曾经怀疑他是双面间谍，既给国民党做事，又给日本人做事。只是因为日本很快投降，军统的内部调查才不了了之。谭世昌一案的关键证据都是由丁克诚提供的，而丁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嫁祸于人。
那时丁克诚已在政协担任要职，整天忙于对台统战工作，炙手可热，谭家的控告自然起不了什么作用。到奶奶去世时，这桩近半个世纪的无头案，仍然没有结论。】
2013-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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