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名人司马光说过“才胜德者，小人也......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历代的书法评价中，书品和人品是一个血肉相连的整体，人品历来高于书品，书法是人的学识、才能、品质高度融合的体现。
蔡京，字元长，福建仙游人，为北宋徽宗朝“六贼”之首。徽宗赵佶对他宠信有加，朝廷中每一次的反蔡风潮，徽宗虽迫于情势，不得不 将其降黜或外放，以抚民意，但总是很快就官复原职。
从崇宁元年，即公元1112年加封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起，到靖康元年，即公元1126年罢其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也就是当朝第一宰相的官爵止，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四次罢免，又四次起用。最后，蔡京年已八十，耳背目昏，步履蹒跚，徽宗依旧对他十分倚重，直到自己退位。
蔡京最大的才能来自他的书法。他的书法自成一格，连狂傲的米芾都曾表示，自己不如蔡京。有一次，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何人最好？米芾答：从唐柳公权之后，就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又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当时“苏黄米蔡”之蔡，原指蔡京，后人恶其奸邪，易以蔡襄。
据有关史料记载，有一年夏天，有两个当朝的官吏极为献媚奉迎蔡京，不停地用扇子为他扇凉。蔡京一高兴便要过扇子，在上面题了两行杜甫的诗句。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两个官吏忽然阔气起来，一问才知道，他们的扇子被端王花两万钱买走了。
两万钱，大约相当于当时一户普通人家一年的花销。而这位端王，就是登上皇位之 前的宋徽宗。由此可见，本身就是书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爱蔡京的作品。北宋亡国，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宋徽宗宠用蔡京、高俅等奸臣的结果。
而宋徽宗昏聩无能，荒淫无耻，最后和他的儿子钦宗成为金兵的俘虏。当时已经八十岁的蔡京野未能幸免，被充军三千里。蔡京凄然写下一首《西江月》，其中说道：
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无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翻成梦话。
此为蔡京《唐玄宗鹡鸰颂题跋》，行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首词正是蔡京风雨一生的真实写照。在其充军发配的一路之上，百姓不卖给他一汤一饭，以致活活饿死。死后也没有棺木，被埋进了专门收葬无家可归者的漏泽园中。
秦桧，字会之，江宁人。宋钦宗二年，即公元1126年，金兵南侵，攻破汴京。秦桧与徽、钦二帝一起被金俘获，后卖身投靠 金朝。被释南归后，他历任礼部尚书、两任宰相，前后执政十九年，为高宗赵构所宠信。他杀害民族英雄岳飞，贬逐忠臣良将，为主议和，坚持投降，实行向金称臣 纳币的政策，成为南宋高宗一朝有名奸相。
秦桧《偈语》帖23行，行2—5字不等，计110字。 首题“秦检书 偈语”尾落朱文“秦”、“桧”二印，另有鉴藏数枚，足见其真。
秦桧状元出身，博学多才，书法颇有造诣。为官早年名声尚好，深为宋徽宗喜爱，被破格任为御史台左司谏，负责处理御史台衙门的往来公文。
在处理公文中，秦桧发现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公文字体不一，很不规范，乃利用公务之暇，潜心研究字体，尤其对徽宗的字甚有研究，后在仿照赵佶“瘦金体”字体的基础上创出了一独特字体，工整划一，简便易学。
于是他开始用自己创造的新体字誊写奏折。这引起了徽宗的注意，令秦桧将其书写范本发往全国各地，要求统一按范本字体书写公文，这一措施很快得到了推广。
这种字体逐渐演变为印刷用的“宋体”。赵佶的“瘦金体”和秦桧的“宋体”一脉相承，以至有人说宋体就是“瘦金体”的印刷体。
时至今日，宋体仍是应用最广的字体，它为汉字的普及、传播功不可没。仅凭这一点，秦桧就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书法家之一。按一般的习惯，秦桧创立的字体应该叫秦体。但是，由于秦桧是奸臣，才把这种字体命名为宋体字。
严嵩在位时，对古人墨宝甚是珍爱。为了获得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不朽之作《清明上河图》，严蒿不惜杀了两个人。嘉靖年间，严蒿得知此图收藏在员外郎王振斋手中，便派蓟门总督王忏去求购。
王振斋惧怕严蒿的权势，又舍不得交出这幅画，便找名家临摹了一幅送给严蒿。严蒿不知是假，公开炫耀时被曾经装裱过此画的装裱 师看破。严蒿怒不可遏，随即以“欺相”之罪缉拿了王振斋。
王振斋供出真迹在自己舅舅陆治的手中。严蒿又利用权势从陆治手中获得真迹。
王振斋最后死在狱中。严蒿以权势掠取真迹的内幕王忏最清楚。严蒿担心起泄密，便以“治军失机”罪名将他杀掉灭口。明末戏剧家李玉根据这一史实编写了《一捧雪》传奇并被搬上戏剧 舞台。
没想到吧，雄浑厚重的“天下第一关”居然出自这位大奸臣之手
后严蒿势倒，其子被处斩，宅邸被查抄，《清明上河图》再次被收入宫。著名的六必居匾也是出自严嵩之手，严嵩书法多是榜书，字以粗大、规矩为主要特点，笔力雄健。有行内人评，这字略显呆板，并不符合如今所谓评论家吹捧的超高位置。
严蒿结党营私，残害忠良，最终落得削籍为民，家产尽抄。其家产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百万亩，房屋 六千间，及无数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画。有一句名言说“字如其人”，但是，纵观历史上的油彩的奸臣并非如此。那么，为什么“字如其人”的说法言过其实？
看来严嵩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浩然正气的忠臣、君子。奸臣这种自以为正义在胸中的心态让他们的字看起来或雄健豪放或清雅高洁，“字如其人”其实只是通过字可以看出写字人的心理状况，至于品行是无法从字里显露出来的。
和珅，出身纽祜禄氏家族，字致斋，原名善保，满洲正红旗人，少贫好学，仪表俊雅。父亲名常保，曾任福建副都统。祖上是今辽宁清原县人。和珅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武官家庭，但他与弟弟和琳从小都受到较好的教育，十来岁时被选入咸安宫官学，接受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文字教育。
和珅天资聪颖，勤奋努力，成绩突出，因而得到老师吴省兰等人的器重。不两年的时间，他就从一个三等的侍卫，进入了军机处，成为当朝首辅大臣。和珅专权擅政二十多年，升迁四十七次，权倾朝野，势焰熏天。嘉庆四年，即公元1799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驾崩；正月十三，嘉庆皇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下旨抄家。廷议凌迟，改赐和珅狱中自尽。其长子丰绅殷德娶乾隆帝第十女固伦和孝公主，免予连坐。至于为什么和珅会得到乾隆的赏识？清代文人薛福成的《庸庵笔记》说的很有意思。其中说：某日乾隆要外出，仓促中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乾隆责问：“这是谁的过错？”众侍卫都吓得不敢出声，只有和珅应声说道：“执掌此事的难辞其咎！”乾隆马上将他升了职。
某日乾隆在轿子中背诵《论语》，忘了下文，和珅顺口接了上去。因此，乾隆从和珅干侍卫的时候就很赏识他，以至于她从 一个不知名的跟班飞升进入了清王朝权力的最高层，成为乾隆皇帝的亲信宠臣。乾隆五十八年，即公元1794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就曾有过“许多中国人私下称和珅为二皇帝”的说法。和珅的权倾朝野的熏天气焰由此可见一斑。至于和珅的书法其艺术成就当然远不能和刘墉比肩的，把他列在此中实则抬举，“字如其人”其为人品行倒是可以从字中窥见一二，相信大多数书法行家能所有意会。
康生，原名张宗可，因政治和其他需要，曾先后叫过张裕先、张叔平、张耘。这是个爱改名字的人，后来干脆连“张”姓都摒弃，改为康生。
说到康生的为人，还需要引用曾是康生秘书的匡亚明的说法：
“康生就是这样一个人，思想‘左’，但要说他存心反党，是不可能的。不能把人说的那么坏。”
但他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员，有预谋的排除异己，迫害无辜，是被牢牢钉在耻辱柱上的。1980年，康生骨灰被迁出八宝山时，其骨灰盒满是被唾弃和焚烧的痕迹。
很少有人知道，康生在书法、文物收藏和鉴赏上有着极高的成就。康生真草篆隶众体皆能，尤善章草，自成一体，堪称大家。
当时人将康生、郭沫若齐名，因二人皆在书法上有名气。康生很不服气，曾放言：“郭沫若那字，也叫书法？我用脚夹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的强！”他还把这话写了出来，公开叫板。对于自己的书法水平，康生一向相当自负。
康生书法（传）“若论书法，我用脚根夹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的强。”
他对书法自负不是没道理的。康生双手都能写，他经常左右开弓书写梅花篆字，水平十足高超。他的书法中，时不时来一招“康生左手”落款，“嚣张”了得！
康生不仅拿书法“嚣张”，更是凭借书法保命。康生对党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在国民 党“白色恐怖”迫害下，好多革命前辈牺牲。而康生正是靠着自己的书法，得到当时控制上海银行和船舶航运业巨头虞洽卿的青睐，以上海中华商会会长虞洽卿私人秘书的身份，统管上海大部分地下党组织，为输送情报做出大贡献。
60年代，荣宝斋出版的《宝晋斋法帖》封面上的题签，以及1965年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曹全碑墨迹》，都是康生题写，寥寥数笔，意趣很高，至今为人所仰。
论收藏鉴赏能力，鲜有人及之。文革前，康生曾送田家英一套明天启丁卯年刻本《醒世恒言》。这套书存世仅有4部。一部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一部藏于日本吉川幸次郎处，一部藏于大连图书馆（现已轶失），而这最后一部就是康生这套从战争中收缴的衍庆堂刻39卷本，共20册。
因后两页缺失，康生自己动手裁纸画格，用仿刻宋体字补齐。没有严谨态度和毅力，这事根本做不来。
康生生活简朴，而好多年前就已经领着当时全国最高工资，一个月400块钱。他用这些钱，买了不少文物。他对古今中外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甚至用笔批他看到的文字材料，每日如此。他自称“今圣叹”，意在与明代著名批评家金圣叹争锋。他工作的闲暇就是玩赏文物，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司机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拓片、制砚、木工，都能做。
首都博物馆现在有一方绿色砚台，当年纪晓岚说是宋代名贵的“绿端”，并在砚上刻“端溪绿石上品晓岚”。后来康生鉴定后认为此砚并非“绿端”，兴致勃勃地在砚堂上写下：“纪晓岚自名为识砚者，还刊行《归云砚谱》，其实他对砚连基本常识也没有，他把洮河石当作绿端，把青州红丝叫做红端，他不知端石为何物，更不必说识别古砚了。康生1970年2月”。现在专家鉴定结论也是明代云龙洮河石砚。
北师大谭厚兰带人去砸孔庙，康生说孔庙不能砸。那天有人报告，正好他在值班室，为这事甚至拍了桌子，态度很坚决。
有的书上说康生热衷从故宫拿文物、热衷抄收藏大家的家自己中饱私囊。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后来的欲加之罪。康生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唯独在文物收藏保护上没犯过错，不仅没犯，还有功。他在去世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收藏品上都打上了“交公”。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都捐献给了国家，一分钱都没要，一件都没留给他儿子。
康生的秘书黄宗汉说：康生临终前，我们曾问他，你要不要留给子女几件文物？他说不要，一律交公。康生给子女分文物没听说，也没听说康生的子女拿走了他什么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