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出土《曹魏南部君墓志》看“东晋铭石体”源流

王晓光：从新出土《曹魏南部君墓志》看“东晋铭石体”源流

 

 

曹魏南部君墓志拓片

 

 

从新出土《曹魏南部君墓志》看“东晋铭石体”源流

王晓光

 

魏晋南北朝是书法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时期，其特殊主要体现在：一是从文字发展角度看，这一时期当属我国文字演进之收官阶段，由汉隶系统到新体（今楷、行、今草）的过渡于魏晋间基本完成，以今楷、行书、今草等为代表的新体，于东汉后期趋于成熟并日渐流行于社会书写中，经三国、西晋到江左东晋的进一步发展，已居于书写的主流。虽然如此，但旧体余存仍无处不有，不但存于日常手书体中，更体现于铭刻用书体中，加之政治、地域、书刻场合等诸多因素，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多种多样的书刻景象。二是从社会政局上看，这一时期疆土分裂、战事频仍，一定程度影响书法与字体上的融通进程与统一性，虽然总的说南北书法发展进程大体同步，但仍存有地域上的差异，令这一时期呈现出多样多变的书写风格样式。我们再从书刻遗存两大形态——手书体、铭刻体来审视此期书法发展概况：从手书体方面看，新体楷、行、今草渐居主导，除了士人名家采用新体外，普通书写者也基本以新体为尚，典型例子如近年新出土的郴州苏仙桥西晋简（300年左右），其上墨书已是十分成熟的楷书、行书，与之后不久的东晋名家写法基本一致，但苏仙桥晋简乃地处较偏远且为基层属吏所为，这表明当时新体普及成为大势所趋；但与此同时仍不乏传统旧体孑遗，典型的如南昌出土的东晋《雷陔名刺》，写于东晋永和八年（352），其上书体仍为之前孙吴名刺一类的写法（隶书为主），而与之同时期的《兰亭序》等代表的士人名家书法则已将新体提升至较完美的高度。铭刻体的情形比同时手书体复杂得多，且用体明显迟滞于实用手书体，另外南北铭刻体有时相近，有时则差异较大。

 

魏晋南北朝铭石体形态可大致概括为：汉末碑隶及程式化碑隶体→东晋刻体/北方其他类型刻法→魏碑体→南朝刻体/后北魏时代刻体等脉络。其中，我们把东晋时江左建康附近出土的一批墓志——如《张镇墓志》《王兴之墓志》《刘克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等——为代表的书刻样式暂且称为“东晋铭石体”。“东晋铭石体”是一种特殊铭石体，这种刻体笔画方厚平直，结体平正，或称为“方笔隶书”，是东晋铭刻的一种主流样式，它既属一种“极端”书刻形式，又具有一定承前启后作用；它由汉末程式化碑隶而来，在东晋前后被当作铭石规范体之一种，其一部分形式因素又成为后来北魏体之来源；它既含传统隶体余意，又与新体今楷等有互动关系，刻工因素在其中也起到较大作用，它也可看作广义正书的一种。一般认为，“东晋铭石体”由汉末三国程式化碑隶发展而来，晋室南迁后该种书体刻法大体形成，四世纪前中叶在东晋都城建康为中心的地带最为时兴，并影响到中原及边陲。但问题是，“东晋铭石体”孕育、发展、成型的具体脉络或经过到底如何？“东晋铭石体”于四世纪前中叶出现得似乎有些“突然”——比如它一出现（实际上是今人角度的“出现”）就那样成熟定型，之前一段时间内（东汉末、三国、西晋）它是如何发展而来的？之前很少发现处于此阶段的“过渡性”的实物作品以作为“东晋铭石体”发展过程中的中间环节，这种“过渡性”碑铭是否存在过？2015年5月新发现于曹魏都城洛阳的《曹魏南部君墓志》填补了这一空缺，或可作为东晋铭石体早先发展过程中“过渡性”碑铭之代表，《曹魏南部君墓志》的刻法与一百多年后的东晋建康一带的《王兴之墓志》等众墓志基本一样。《曹魏南部君墓志》的发现，让后汉魏晋南北朝阶段特有的铭刻体“东晋铭石体”有了比以前更为完整有序的发展脉络。

 

张镇墓志拓片

 

新出土《曹魏南部君墓志》与汉末三国铭石体

 

东汉中后期立碑风行，这一时期的碑石隶书蔚为壮观、风格众多、标准规范，被后代视为汉隶之楷模与代表。其实早在西汉中后期汉隶已成熟定型，只不过一直在日常手书体当中使用、尚未入石上碑而已，汉隶八分规范性上石入碑约在公元二世纪上中叶——这不仅是铭石体书体的重要转变，亦含刻石观念、刊刻技术等方面的转变——于是东汉中后期隶体碑刻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各地，成为汉隶辉煌之表征。

 

一、汉末“方笔程式化碑隶”

 

在那些字体时时处于变化演进的时代，成熟规范的极致或辉煌的顶点也往往预示随后的式微。汉隶技术（主要是碑隶）在完备与多元的同时，也渐露格式化、呆板化、僵硬化之端倪。这体现于点画与结构死板地、而非创造性地发挥已有格套，进行单调乏味的复制，越来越多工匠式的生搬和重复，相反地，灵感的萌发、艺术气质及精神情绪的注入则愈来愈少。或多或少具有这种特征的汉碑并不鲜见，并预示了某种趋向，如《鲜于璜碑》（165）、《建宁三年残碑》（170）、《熹平元年残碑》（172）、《巴郡朐忍令景云碑》（173）、《赵宽碑》（180）、《赵仪碑》（208）、《王晖石棺刻文》（212）等，这些铭刻不同程度地将汉隶特征程式化、刻板化、简单化，笔书意味渐渐减弱，刻工因素加大，波磔笔画夸张而雷同，或是较为单一的方笔成为碑体主流，或是横画两端同时出现磔笔，且常两端上翘，结构上也显得呆板划一，笔画上进行以方直为主的简省化，书写性、艺术个性、风格趣味愈来愈少。其中，方笔为主、笔画匀一的《鲜于璜碑》等较具代表性，它在上述诸碑刻中时间属较早的，可以说开后来“东晋铭石体”先声。然而，这些汉碑铭刻体的基本体格仍本于隶书，在字体上与东晋《王兴之墓志》之类碑铭并不相同。自东汉后期到东晋间，后来“东晋铭石体”这种方笔主导并突出刻工效果的铭刻系统发展中，理应存在中间过渡与演变环节，这一环节可以在新出土的《曹魏南部君墓志》上得以体现，《曹魏南部君墓志》属“东晋铭石体”早期作品之一。

 

王兴之墓志拓片（局部）

 

二、新出土《曹魏南部君墓志》可视为“东晋铭石体”早期作品

 

2015年5月，在东距洛阳十余公里附近的新安县磁涧镇老井村北一座古墓中发现了一组墓志，墓志共五方，出于同一墓室，均为灰青陶砖，每砖均纵28.5厘米、宽15厘米，其中四方为单面刻文，一方为两面刻文（第一砖），刻文共六面。墓主“南部君”生于东汉建安八年（203），卒于曹魏景初三年（239），墓志为该年所刻。《曹魏南部君墓志》志文：

 

君讳陵，字子皐，天水冀人也。以汉建安八年春正月七日癸巳生，魏景初三年夏五月十二日丙申遭疾而卒，年卅有七，冬十有二月葬于此土。

 

君之祖父，故上计掾，察茂材，四城令，张掖大守。伯父武陵□城大守。父举孝廉贤良方正，察茂材，高平令，司空府辟举茂材，槐里令，西海大守，议郎，谏议大夫。

 

一从父举孝廉，金吾丞……君在官，惠爱公平，吏民称述。

 

南部君长女字金璧，以魏黄初七年秋九月二日生，至大和三年春三月遭厉气夭折，年四岁，时在京师。

 

南部君第二女字恶药，以魏大和二年冬十有一月廿六日生，至五年秋八月十九日遭疾夭折，亦年四岁，时在都尉官舍。

 

南部君第三女字君寿，以魏大和六年秋九月十七日生，至青龙二年秋七月十三日遭疾夭折，年三岁，时在都尉官舍。

 

由墓志的信息，志主“南部君”姓氏未知，名陵，字子皐，天水冀人，秦汉天水冀县即今甘肃甘谷县。志文简要记叙南部君生卒年月日，祖、父两代数人主要履历，南部君三女生卒时间、地点等。但最重要的信息——南部君的生平和任职简况文字部分似被刮铲掉了（第二砖），只余“君在官，惠爱公平，吏民称述”等褒扬辞，文字何时何原因被铲去不得而知。从现存文字看，南部君在曹魏太和三年他二十七岁时全家居京师洛阳；其第二女恶药夭折时、即太和五年南部君二十九岁时，他已放外任，举家在都尉官舍，此时他已任某郡（部）都尉；第三女夭折时（魏青龙二年），南部君三十二岁仍在都尉任，并很可能死于都尉任上。汉制地方设郡、县，郡级长官为太守、都尉，《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都尉与太守分治郡之军民事，都尉位略次太守。汉代内地每郡只设一个都尉，边郡分置部都尉（如东部、中部、西部、南部、北部都尉）。“南部君”到底任职何地的“南部都尉”，因志文不存无法知晓。从以上信息至少可知，南部君某陵出身仕宦之家，至少三世（含其本人）数人都做到太守、都尉等职，其本人去世前至少任都尉八年以上。其死后墓志并未用规范隶书，而用了这种方笔隶书、也即后来“东晋铭石体”一路刻法。东汉末、曹魏时期国家实行禁碑令，《宋书·礼志二》提到禁碑始于魏武帝曹操：“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除朝廷特许外，不得立私碑，显门仕宦及其他阶层人们不得已由制碑转向墓志。汉末以上单设石砖质墓志较少，此时尚无设制墓志的礼俗，只有偶尔为之，东汉建安后期至曹魏西晋应是墓志发轫时期，曹魏早期的《曹魏南部君墓志》即是其代表，只是目今还未有大量发现。同为曹魏时期的《张普墓砖铭》（260）、《曹植墓砖铭》（233）、《正始九年造作砖》（248）及其他一些砖刻铭中，有的即属墓志之类，它们中有的铭文工整，有的则极草率，从刻法看阳文为多，从字体看以隶体为主，有不少是方笔隶体，但就与“东晋铭石体”相近程度而言，均不及《曹魏南部君墓志》典型。从目前所见实物看，曹魏时期墓志礼仪开始形成，但用材、制作、书刻等方面还显得粗糙、欠精致，用体上规范类刻文仍以隶体为本，也有从其中分化出的更加方平、简捷的程式化隶体，即“东晋铭石体”前身。《曹魏南部君墓志》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它们表明这种铭刻用体在当时越来越受青睐，其观念与技术延用、被带至东晋江左。

 

王闽之墓志拓片（局部）

 

《曹魏南部君墓志》五方六面砖刻文与百余年后的江左建康附近的东晋墓志几无二致。对比一下《曹魏南部君墓志》（239）与东晋时代的《谢鲲墓志》（323）、《张镇墓志》（325）、《王兴之墓志》（341）、《刘克墓志》（357）、《王闽之墓志》（358）、《王丹虎墓志》（359）等作品，可以看出，它们虽相差一百多年，但中原腹地的《曹魏南部君墓志》与江左这些墓志的书体刻法并没有多少差别与变化。《曹魏南部君墓志》的方笔极其普遍，遍布于大多数笔画，这是其主流刀法和表现形式，除了捺、撇、点等笔画不得不做尖笔出锋外，更多的是类似“折刀头”一类笔画；而且，几乎所有的笔画点线粗细基本均匀，很少有线条粗细对比。这些特征也就是一百多年后建康附近所出墓志的书刻样式。诚然，差异不可能一点也没有，比如“辶”部，《曹魏南部君墓志》中的“建”“遭”等字仍显隶体特色，而《王丹虎墓志》《王兴之墓志》等的“辶”部则“楷味”稍多些，但其间的区别仍不甚明显。

 

《曹魏南部君墓志》告诉我们：一是，至少在曹魏初期京畿地区（中原腹地）就有了这类刻法，它或是当时砖石墓志的主流刻法之一；二是，以《曹魏南部君墓志》之成熟并已具备完整书刻体系来看，其大体成型应在东汉末，这种书体刻法是沿《鲜于璜碑》《建宁三年残碑》《张迁碑》等方笔碑隶路数而来，发展成为人们接受的一种铭刻法；三是，《曹魏南部君墓志》与后来江左东晋《王兴之墓志》《王闽之墓志》那样的刻法一脉相承，应有明显的有意识的传承关系，东晋墓志刻文用体仍沿用《曹魏南部君墓志》式的刊刻传统并当作主流的正统的法则，而且一百多年间这种铭石体未有多大变化。

 

《曹魏南部君墓志》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东晋铭石体”发展之大致过程：后汉《鲜于璜碑》（165）、《赵仪碑》（208）、《王晖石棺刻文》（212）、《王威墓门题记》等刻石——三国《曹魏南部君墓志》（239）、《张普墓砖铭》（260）、《谷朗碑》（272）——东晋《王兴之墓志》等作品（四世纪上中叶）——“二爨”（五世纪初）等的演变。

 

王丹虎墓志拓片（局部）

 

三、三国西晋间程式化碑隶成风尚

 

碑隶程式化现象到三国西晋时期愈加显著，比如《孔羡》《范式》《上尊号》《受禅表》《王基碑》《曹真残碑》等。有些碑学家已看出此种趋向，如杨守敬在其《学书迩言》中说：“……然三国之《孔羡》《范式》《上尊号》《受禅表》《谷朗碑》，下笔如折刀头，风骨凌厉，遂为六朝真书之祖。学分书者，从之入手，绝少流弊。”他甚至认为《张迁碑》“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之《始平公》等碑。”他把《西狭颂》《张迁碑》列为开未来（板滞、程式化）之风的刻石，颇具洞见。摩崖刻石中此类刻法如1999年发现的山西晋城《拴驴泉石门铭》，其时间为曹魏正始五年（244），其字迹中方笔、折刀头及程式化刻法不时出现，汉末各种刻法汇聚一碑。西晋祚短，可与三国合并考察。《谷朗碑》（272）处吴地，时代实与西晋同期，与同时北方的《郛休碑》（270）对比，后者尚守隶式，前者已具不久后“东晋铭石体”模式。即便追摹汉碑的《郛休碑》，杨守敬亦指出其“分法变方为长，亦古劲可爱，然已堕入六朝习气”。这一时期铭石体倾向于用折刀头法，圭角显露，刀触外显，装饰性强。同处此期的《曹魏南部君墓志》则走方笔直势一路，从后来碑石墓志用体看，此路刻法渐居主流。永嘉之乱后，中原文化南移，碑石刊刻观念与技术亦随之南迁，于是不久后在江左有了《谢鲲墓志》《王兴之墓志》《王闽之墓志》等刻品，亦是“东晋铭石体”最为流行之时。

 

谷朗碑拓片

 

四、不能简单地以“楷书”概括“东晋铭石体”

 

需要指出的是，“东晋铭石体”不能简单以“楷书”笼统称之，“东晋铭石体”实际是汉魏以来铭石体的自然流变，铭石体传统惯性使其不能与时书时体同步（新体今楷、今草、行书日益普及风行），铭石体相对滞后，又不可能不受到时书冲击，便呈现亦隶亦楷之面目。若讨论之就必须分铭刻体、手书体两个系统加以审视，不能混杂在一起论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手书体本文开始时已简述，此期铭石体总的说是由隶而楷的大趋向，但具体时间段、不同区域（如南北）内情形较复杂。“东晋铭石体”仅是汉魏晋南北朝铭刻体的一个发展阶段、一种样式而已，就像其后北魏体辉煌了一个时期一样，是那一时期铭刻体“多流”并行中的“一流”或其一阶段刻体样式而已。唐代以上的铭石体总是迟滞于同时的手书体，当东晋铭石体盛行之时，社会实用书写（手书体）已大体普及新体今楷、行书、今草了，而铭石体采用新体今楷，还要到六朝后期，今楷全面地真正意义地上石入碑，则要到唐初。

 

鲜于璜碑碑阴拓片（局部）

 

两晋十六国铭石体考察

 

朝代更迭让我们人为地将历史划为不同的时期，就字体演进与书法发展而言则是不间断的进程。两晋南北朝时期王旗变幻、疆土裂变，但字体及书法依其内在规律持续发展之脚步从未停息。此期铭石书刻呈现出多样而独特的面目。在政治社会背景下，因魏晋禁碑，极大限制了碑体制作，刻石技术不再被重视，其影响不止于碑刻剧减，更在于铭碑勒石技术出现大断层。我们见到的曹魏西晋刻石基本承汉末程式化碑隶而下，即前面说的如折刀头式的板滞的隶书，这种隶体被刻匠逐渐改造、变化，程式化的东西愈加夸张、增多，如平、齐、利、粗等点线特征，此外刻工因素也是重要原因。西晋末之乱，随着中原人大量南迁，北方铭石体遂陷入又一次技术断层。于是东晋及十六国时期铭石体实际上呈现了至少两种状况。

 

一、北方（十六国时期）

 

因黄河流域碑石刻匠多南迁，严重影响了本地铭石技术传承，北方刻法大约有两类：一类是凭对汉碑残存记忆来再现隶体，其中掺杂各式民间刻法（有的技术拙劣），比较重视隶书技法的呈现，如《元氏县界封刻石》（后赵，339）、《崔遹墓表》（后燕，395）等。另一类基本依曹魏、西晋程式化铭石体，与南迁碑铭体刻法（如《曹魏南部君墓志》那类）同出一路，但似乎不及江南技术套路那般统一而有定式，而是流变为各式各样的刻法，有的特别夸饰横画之长度和两端，若高耸屋檐，或被称为“北凉体”，其实此法并非仅北凉有之，北凉前后及其地域之外均存在，也可看作地域性书刻特点。地域特征各处都有，如东北地区的《崔遹墓表》《好大王碑》风格互异且不全同于中原主流，等等。同为凉州地区，属后凉—前凉时期（386—421）的《镇军梁府君墓表》更代表那些时候北方较正宗的铭石体——它与同时代江南墓志刻法基本一致，更与《爨宝子碑》形神皆近——而稍晚些时候的属于北凉的《田弘造像塔柱发愿文残石》（429）属北凉体基础上的随意、粗劣刻品。总的看，十六国间由于西晋镌刻传统继承上的缺失，铭石体各自为政、五花八门、地域特征明显，这与西周以下（东周）诸国文字各行其道的情形颇近似。虽然如此，承续正脉的刻法也不时出现，如前秦《梁舒墓表》（376）、后秦《吕他墓表》（402）、《镇军梁府君墓表》等明显合于江左墓志刻法。《吕他墓表》仅早“小爨”三年，两作地隔数千里，却惊人地相似，只是前者字形横扁（当时北方普遍倾向，亦开后来魏碑体横扁斜势之先）而已。与江南铭刻之规模、体貌相对统一相比，北方刻文多种多样——这并非有意识的艺术形式多样化追求，而是技术断层甚至失传、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正是主流和非主流刻法的碰撞与互通，客观上带动了铭石体的变化与发展，随着北魏日渐强大并一统北方，于五世纪中叶逐渐形成的新刻体、即北魏体才日益发展、风行起来。

 

 

 

赵仪碑拓片

 

二、江南（东晋时期）

 

与北方差不多同期的江南（东晋）之铭刻体至少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东晋铭石体”，另一种或可称为“俗笔刻体”。

 

前一种我们常提到的主要有：《谢鲲墓志》（323）、《张镇墓志》（325）、《温峤墓志》（329）、《王兴之墓志》（341）、《王康之墓志》（356）、《刘克墓志》（357）、《王闽之墓志》（358）、《王丹虎墓志》（359）、《高崧墓志》（366）、《王建之墓志》（372）、《刘媚子墓志》（372）……以上基本属于承三国西晋而来的程式化刻法，这种当时主流铭石体也处在演变中，其中一个特征是，传统的隶体元素逐渐减少，方笔及刀刻等因素逐渐加重，刻匠作用显著，先前依傍于（东汉后叶为典型的）笔书体、以忠实再现书丹原迹为指归的铭刻意识丧失已久。造成此等局面的原因包括：纪念性碑石制品不受重视，江左侨民墓志临时性处置心理（暂厝），铭石观念的变异以及相关技术的断代与失传，等等。在下文举出的比较潦草随意的书刻作品（如《谢充墓志》等），能显现出另一种角度的铭石观念与技术的古今差异。

 

梳理四世纪前中期的江左墓志，如357年的《刘克墓志》、358年的《王闽之墓志》等，可看出上面说的时段性变化，这两例墓志与边陲《爨宝子碑》刻法及字迹很有些相近部分，但前两者早于后者近半个世纪，这表明，“小爨”那种形式不是孤立的，而是当时普遍刻法的体现，其实“小爨”仍是承袭由中原而下、兴盛于江左地区的“东晋铭石体”风格，属“东晋铭石体”在边远地区的发展变化；在北方，则有《吕他墓表》《皇帝南巡碑》《邸府君碑》等与南方这种书刻法呼应。“东晋铭石体”这种当时属较“正统”的铭石体于北国、南方“各奔东西”：在南朝，东晋铭石体渐趋衰落，趋向随意粗陋以致式微，同时也与时书（今楷、行书）相杂糅，从而出现较多今楷面目；在北方，东晋铭石体与各式非主流刻法不断融合发展变化，大约于五世纪中叶渐渐形成后来的北魏体雏形。

 

王晖石棺刻文拓片

 

后一种“俗笔刻体”如：《李达买地券》（300）、《颜谦妇刘氏墓志》（345）、《李缉墓志》（357）、《孟府君墓志》（376）、《谢充墓志》（421）、《宋乞墓志》（425）……这一路俗笔刻石（砖）与后汉以来粗率书刻一脉相承，它们大多是砖质的，刻文风格可分两类。

 

一类是砖刻（《李达买地券》《颜谦妇刘氏墓志》《孟府君墓志》《谢充墓志》），承两汉砖质刻文传统，但隶势弱化，楷、行体势凸显，与时书通行体很接近。其实两汉砖、骨、金等刻体就一直与实用通行体关系亲密。总观后汉至魏晋，日常实用书写情况极为复杂，有俗笔隶书、新隶体、早期新体（楷、行、今草）等，古今相杂、似古似今。从《苍山画像石题记》（151）到《刘元台买地券》（176）到《李达买地券》（300），再到《颜谦妇刘氏墓志》（345）、《孟府君墓志》（376），一百多年来似乎变化不太大（再向上可溯到西汉的长安未央宫骨签刻文，亦属类似的刻文精神），这路“俗笔刻法”似乎也作为一种套路或程式在传承着，到了东晋，其与前述“东晋铭石体”刻法形成平行并进态势。但不管怎样，俗笔刻法中隶书成分越来越少，自《孟府君墓志》时代迈进四五十年后，刘宋的《谢充墓志》中江左新体已经跃然而出，之后，该路刻法日渐兴盛且遮蔽了“东晋铭石体”的光芒，成长为新生的势力。另一类是力图表达正统刻法的俗陋之作，如《李缉墓志》，西林昭一评价得颇为到位，认为该作“看起来好像想要用铭石体写，却夹杂有通行体的笔意，和《广武将军碑》是一脉相通的。缺乏笔力，结构上不扎实，不过，风格上却显得宽绰。”

 

这些草率砖刻产生的原因，一个仍是借厝之临时心理引发的行为，另一个也与介质制造有关，往往在未烧制的湿坯上以篾书就，亦有干砖凿刻的，还有重要的传承因素，即汉代流传下来的此类介质铭刻技术。

 

除上述几种刻法之外，拘囿于汉魏隶体的铭石体在江左已寥若晨星，较典型的有西晋末的《华芳墓志》（307年，位于今北京西郊）以及处于明显变异中的部分墓志，在特殊的社会及石刻业界背景下，东汉碑体隶书被异化、被消解、被轻视。较为特殊的是南朝初的《恭帝玄宫石碣》（421）则显现了较多隶书体格，但与东汉碑品已不可同日而语，它虽然竭力追求汉隶刻法，但“左右对称的结构及其横划如牌坊一样向左右上方挑出的笔法等，似乎是与北凉风格相通的书法”，其实不但近似“北凉刻法”，也有当时主流铭石法的掺入。该作以及其他书迹表明，那时候刻工们已较难制作出东汉式的纯正隶体了，未来将有北齐和唐代的复古隶书。

 

拴驴泉石门铭拓片

 

三、“东晋铭石体”在边远地区的流变

 

“东晋铭石体”在东晋被作为正脉刻体风靡江左，也遍及边远之地。如湖南出土的《东晋曹夫人碑》（348）以及著名的“二爨”，正是该种技术在内地及西南边隅发展变化的体现，“二爨”仅是偶然现身地面之物，可以推想广大江南地区仍有诸多六朝刻品藏身地下。就笔触刀痕看，《爨宝子碑》把“东晋铭石体”大幅度夸张，甚至有些诡异的点画结构令后人惊叹，不过这在当时恐怕不一定是孤例，类似的以“刻制”为核心、而不是以书写为主导的书刻意识贯串东晋南北朝。《爨龙颜碑》晚《爨宝子碑》五十余年，时值刘宋间。“大爨”比“小爨”较多铭刻体的规范性、工整性，夸饰、随意成分少得多，依据的仍然是“东晋铭石体”格套；“大爨”散发出一些不同于“小爨”的气息，比如字态普遍斜欹，今楷成分、北朝刻体成分均有呈现，甚至有些局部类似于后来的北魏洛阳体——这并非表明“大爨”中的“魏碑特色”来自或借鉴于北朝，事实上“大爨”时代北方尚未形成魏碑体（或者说处于魏碑体孕育成长阶段）。类似魏碑体的刻法是东晋十六国主流、非主流刻法融合碰撞发展的结果，北方、南方都存在这种趋向。出土于山西的《皇帝南巡碑》和《爨龙颜碑》只差数年，它们之间的近似度显而易见，再对比一下北方刻石与江南的《爨龙颜碑》《梁萧憺碑》《瘗鹤铭》等，更能发现当时大江南北某种趋同倾向。

 

刻于456年的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几乎与《爨龙颜碑》同时，两者南北相距不啻数千里，其间形神之似令人吃惊；北魏《邸府君碑》（462年，出土于河北曲阳县）俨然东晋前期铭石体模样——然而已晚于后者一世纪左右。这也说明了“东晋铭石体”在南北地域的广泛影响，同时表明晋室南渡后北方石刻用体之滞后程度。北方刻品中特别近于《爨宝子碑》的有402年的《吕他墓表》和后凉至西凉时期的《镇军梁府君墓表》，差异在于后两碑横扁的字形，这是整个十六国、北朝普遍的字形取向，仍遵守汉隶横扁字形模式。再早些时候的前秦《梁舒墓表》（376）竟与《爨龙颜碑》体势相类。《梁舒墓表》值得引起注意，它处在四世纪中期稍晚，这一时期北方诸种刻法纷繁复杂，《梁舒墓表》或可看作曹魏间《曹魏南部君墓志》一类刻法在江北的沿续、发展。十六国处于正统的铭石体仍是承曹魏、西晋而来的刻法，比如处于前秦京畿的《邓太尉碑》（367）、《广武将军碑》（368）等，而边远地区的书刻似乎自由随意得多，如《梁舒墓表》一类刻法不在少数，它或开之后“北凉体”格式，发展成《田弘造像塔柱发愿文残石》《沮渠安周造像碑》一类的刻法。

 

爨宝子碑拓片（局部）

 

余  论

 

十六国间北方多种铭石观念、非“正统”、不成熟技法反而令这里的书刻有了多向选择。处在同期的北魏迁都前的《皇帝南巡碑》《邸府君碑》（两者仅距一年，分处山西、河北）用体颇有差别，前者融合了北方诸多刻法（含传统旧格），后者则遵循魏晋以降、至晋室南迁后的主流铭刻法，前者呈现出新的趣尚与体格、甚至未来魏碑体端倪。数年之后的《皇兴造像铭》（471年，位于陕西兴平县）则魏碑体已具面目了。不过《皇兴造像铭》在魏室迁洛前只是个别出现，此外大量的仍是“东晋铭石体”一路及其变化，如《孙恪墓志》（451）、《韩驽真妻王亿变碑》（454）、《曹天度造九层石塔记》（466）、《钦文姬辰墓志》（474）、《司马金龙墓表、志》（484）等，其中的变化主脉就是魏碑体渐渐成型，阶段性标志之作可以《司马金龙墓表、志》为代表，其中新、旧元素均有所呈现。可以说，五世纪中叶是魏碑体形成时期，到五世纪末已基本形成，北魏太和迁都后新体于洛阳周围勃发鼎盛，或称为洛阳体。不能认为北魏体是北方孤立的书刻形态，其源于东晋铭石体及其他多种刻法，这种渊源及融合现象在北方、南方同时存在，南朝亦有同样的刻体发展趋势（手书系统另当别论），比如刘宋《明昙熹墓志》（474）含明显魏碑式的刻法——而此时北方魏碑体正处在酝酿形成期，位于建康附近的此墓志并非模仿北国刻法。

 

东晋曹夫人碑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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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书法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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