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思泉 - 香谷先生

学者,诗人,书画家,一级美术师。职业认证网球教练。现任“北美中红书院”主席,”中华文化交流大使“等职。号白水道人,老泉,画泉(多用于画款),西邑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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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是怎样评价任伯年和张大千的

(2016-02-04 09:40:35) 下一个

 

徐悲鸿先生四十岁时评说张大千为“五百年来第一人”,比《任伯年评传》早了十四年,显然赞赏之余,缺乏周密思考、逻辑论证。

评任伯年
 
 

 

在刊发徐悲鸿1950年冬所写《任伯年评传》时,墨迹图照、文字誊录是徐先生弟子黄养辉先生提供的。黄先生在《徐悲鸿与任伯年评传》中说,徐先生一生重视实践,摈斥空谈;对艺术持论极严,不肯轻以一言评人。徐先生在该文中,定任伯年“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并且断论“殆非过言也”。自1982年以来,我总觉得,徐先生对中国画史上评价最高的似乎有两位:一是晚清的任伯年,一是现代的张大千。

 

 

徐悲鸿自童年时,见父亲一次进城,回家忆仿任伯年《斩树锺馗》一画,始知任伯年名头,一生酷爱任氏的绘画艺术;并于1930年起,对王一亭、黄震之、吴仲熊、黄君曼、陈之初、章诚望,以及任氏子女任堇叔、任雨华等,先后作了持续耐心深入的访查核实,更研读任氏杰作,分析思考,历时二十年,才写成《任伯年评传》。这在今天急功近利的浮躁年代,很难做得到罢?这篇学术性的艺术家评传文字,史论结合,辨析精辟,中西兼顾,严谨生动,绝非一般泛泛空论者可比。

 

 

该评传高明处还在于,徐先生于本文,以法国老师达仰先生的法文题赞译成诗意般中文作为结语,时间上还早了四年,而立意立论也达到了令人信服、甚为有力的完美境地:

 

?多么活泼的天机,在这些鲜明的水彩画里。多么微妙的和谐,在这些如此密致的彩色中。由于一种如此清新的趣味,一种意到笔随的手法。——并且只用最简单的方术,——那样从容的表现了如许多的物事,难道不是一位大艺术家的作品么?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师。(达仰·巴黎·1926年)
 

 

徐先生这种层层推进、臻于高潮的论据论断,所引用的可是外国大画家的难得的评论推许!而且是徐悲鸿1930年访谈王一亭之前,在法国留学时期的1926年!

 

 

我的想法是,徐悲鸿的这篇评传文字,是深入调研、深思熟虑、长期积累形成的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性、文献性,值得我们后人高度重视的学习范本。我大约估算了一下,如以仇英生于1494年计,那么到任伯年1895病故,恰好有四百年历史;仇英卒于1561年,可以盖棺定论来说,则到1950年也将近有四百年历史。因此,徐先生说,任伯年是仇英以后四百年来中国画家第一人。

 

评张大千
 
 

 

多年以来大家都熟知的,徐先生又评述过张大千,是“五百年来第一人”。这个说法,见于他为中华书局1936年版《张大千画集》所作《序》。第二,这个“五百年来”同仇英以后“四百年来”相交有所重复。所以,是否随感而发、随意而说,有点捧场之嫌?那么张大千和任伯年,究竟哪一位是第一人?

 

 

据2015年5月1日《文汇报·笔会》刊陈长林《名家自矜 何必当真》一文,说张大千颇有自知之明,对“五百年来第一人”没有照单全收——他谦虚地回应:五百年来第一人,说得太过了,太过则近于开玩笑了。但他对自己的鉴定能力,毫不谦虚地自称“五百年来精鉴第一人”。还得意地说:“一触纸墨,辨别宋明,间抚签赙,即知真伪。”该文作者并对张大千在自身厨艺、画艺比较上,定厨艺高于画艺,未必没有“开玩笑”的成分。

 

 

自然,徐先生与张大千为好友,对他是很了解的,可以说深知张的生活习性脾气与绘画习性风格,在张大千1950年出国后是否回国等问题上,是很有识见的,也是一种评价。据王震编《徐悲鸿书信集》(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版,259页),致陈从周第二、三封信中,徐悲鸿称:“闻大千先生在川派到一千份公债,此事甚为难!”(1949年10月28日)“大千先生返国之事,我与同人皆在商讨,因为既归便难再出,必须计划妥善,方可去信,既去信,必求省效,以是迟迟。”(1951年元月12日)

 

 

2013年4月,“一纸飞鸿——上海图书馆藏尺牍文献精品展”开幕,并出版《中国尺牍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新见到徐悲鸿1950年致陈从周二信墨迹。前者10月21日提及:

 

?“大千先生至印度恐系无可如何,我们希望他来北京与我们同样生活,若照他以往之豪华情况则不可能矣。”后者元月25日信中强调:“我则标榜任伯年,我之评价尚较足下为高。我以为中国自有画以来,若伯年者不能过二十人,因彼于人物、写像、山水、花鸟皆第一等也。特彼为抒情诗人而未为诗史耳(上海吴仲熊家藏伯年《八仙》四幅中,韩湘、曹国舅幅实是仙笔,古今所无)。其花鸟为大地古今第一。八大、石涛不过在极恶劣之董其昌后,反其作风而已,实未尝创制一幅极头等之作(八大有一幅好荷花,石涛有一幅墨团团,确是好作品,其外多未见成功)。当然此乃我个人意见。二人确有奇才,特学力未充实耳。又石涛文笔甚佳,有奇思妙想,此则伯年所不能。吾人就画能(论)画,正不必牵涉其他问题。惟当年欣赏绘画之人,仅为文人一个阶级(层),其他人皆无份,是以致其范围如是之窄也。”
 

 

 

 
 
 
 

 

在这封信中,徐悲鸿坚持强调人物画、写像艺术的重要,形象思维写实的重要,才气之外学力功夫即绘画技巧能力的重要,而且他自己也是一直这样实践的。因为他秉持一种理念:“绘画之重点在人”,要多加研究。这封信也再次证明,徐悲鸿对任伯年的评价发自内心,非常辩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比较,论其长短,真诚而严谨。并且他认为,中国自有画以来,如任伯年全能特异卓绝者,仅二十人以内而已。这可视为徐悲鸿撰写《任伯年评传》的预演和前奏,酝酿已久。到是年冬天,已趋于思考成熟,他走笔成文。

 

 

在《任伯年评传》中,徐悲鸿指出:

 

?“学画必须从人物入手,且必须能画人像,方见工力。及火候纯青,则能挥写自如,游行自在。……故举古今真能作写意画者,必推伯年为极致。”“伯年于画人像、人物、山水、花鸟,工写、粗写,莫不高妙,造诣可与并论。盖能博精,更借卓绝之天秉,复遇渭长兄弟,得画法正轨,得发展达此高超境界。”徐悲鸿接着强调:“但此非徒托学力,且需怀殊秉。不然者,彼先辈之渭长昆季曷无此诣哉?”徐悲鸿记任伯年杰作,也较信札为详:“首推吴仲熊藏之五尺四幅《八仙》,中之韩湘、曹国舅幅,图作韩湘拍板、国舅踞唱,实是仙笔,有同(陈)之初藏之《何仙姑》。……此等珠圆玉润之作,画家毕生能得一幅,已可不朽。矧其产量丰美,妙丽至于此哉!此则元四家、明之文沈唐所望尘莫及也!吾故定之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殊非过言也。”并说,只是“伯年为一代明星而非学究,是抒情诗人而未为史诗,此则为生活职业所限”;方之古天才,近于太白而不近杜甫。
 

 

 

综上所述,关于任伯年的评价从信札到评传,徐悲鸿这些论证,并非心血来潮,更非表面应酬——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讨好已故的海上画坛领军人物任伯年。何况,徐悲鸿还尽其心力,以油画妙笔作《任伯年画像》,让人们在研读《任伯年评传》时,一并领略到任伯年的独特风采。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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