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魁北克

魁北克人是加拿大人中的异数,近半数公民赞成独立,年轻人尤甚。每年6月24日的”国庆节” ,只要你到亚伯拉旱平原,便立刻能感受到他们要求独立的狂热气氛,”魁北克万岁!”的口号一呼百应。魁北克人还有高非婚同居率,高分居率以及公开的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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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人皆争做戏,愈假愈堂皇”

(2009-02-01 17:44:36) 下一个

27 “人皆争做戏,愈假愈堂皇”

 

1968年的春天,有一天群力中学派人来通知我,叫我回学校去劳动,不能这样长期流落街头。我只好结束了拉崖儿的生涯,回群力铁工厂去打杂——扫地、整理工具和杂物,搬原材料,比较固定的一项工作是清理炉渣炉灰,用小车推出校外,倒在铁二小东边的垃圾场上。劳动却没有劳动报酬。当年劳动教养在管吃之外,还有每月的18元补贴,现在比劳动教养更降了一等。

区里任命了一位姓焦的干部来当校长,刘仁民就搬出了作为革委会办公室的原校长室,回到了教师当中去。没有宣布撤销革委会,也没有宣布撤销刘仁民的副主任职务(这时我才知道刘仁民是副主任,还有一个正主任是学生,不过从来没管过事)。实际上革委会已经不复存在了,刘仁民也就下野了。

那个学生主任是个调皮孩子,带着他的一帮儿伙伴盘踞在原来的教导处。白天在教导处玩儿,把顶棚撕掉,不知从哪儿弄来几块大木板架在房梁上当吊铺,夜间就高高在上地睡在吊铺上。

焦校长50多岁,老诚持重的样子,他好像很忙,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很少见到他,也不曾看见他主持过学校的什么活动。学校不上课,教师们来上班,东一群,西一伙,聊天,晒太阳,呆不多久就各自散去,学校工作显然处于瘫痪状态。

学校处于这样无政府状态的时候,为什么要把我叫回来?是什么人下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我只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干活儿,而且预感到这将是暴风雨袭来之前的暂时宁静,似乎在酝酿着什么,等待着什么。

有一天,学校里突然热闹起来了,教师、学生都到校了。我刚进校门,就有两个学生把我叫到教导处里说:“你就呆在这儿,别干活儿了。”他们出门的时候,把门上了锁,这使我大吃一惊,显然是要开始一个新的斗争高潮,还是拿我来开刀!

教导处的前门在校院内,后窗临着平安路,可以望见校内外的动向。教师、学生匆匆忙忙,出出进进。有一群教师到马路对面的墙上去张贴大字标语,一整张大红纸只写一个大字,一张纸一张纸地往墙上糊,这是多么长的一条大标语啊!他们在一个字一个字地贴,我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等待着往下看。至少费了20分钟的时间,这条十几米长的大标语才出现了全貌:“揪出四方区滕献忠右派翻案集团黑干将郭锦文!”我的名字自然要照例打上十字交叉的黑杠子。我骇异什么人又为我封了这样一个“官”?这“官”究竟有多大?滕献忠是何许人也?我还不曾听说过这个陌生的名字。我望着像是流淌着鲜血的长河似的大标语,心惊肉跳,坐卧不宁,猜测着我的命运,后悔这次回青岛来,真是自投罗网,更不该如此不识时务地赖在这里一年多!

院子里扯起了大横幅,上书“清理阶级队伍动员大会”,教师和学生们按班级顺序排列在会场上。大会开始了,有人在讲话,没有扩音器,讲话的声音不响亮,听不清在讲什么。有人来开门上的锁,我知道轮到我的节目了!

门敞开了,涌进一群学生来,为首的两个扑向我,一人抓住我的一条胳膊,向背后只一扭,疼得我冷汗淋漓,发出一声惨叫,好像胳膊被扭折了。这两个学生真算得上是训练有素,经他们这一扭,我就不得不把腰弯成90度,不必捺头,头自然就垂下去了。

我被推搡着保持着这样不变的姿势进入会场。会场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留给我的一条通道是弯弯曲曲的,像迷宫一样螺旋盘行,两侧的学生都一律用“红宝书”(《语录》)的书脊狠劲地砸我的后脑和脖梗。作为会场的院子本来不大,但是这条九曲连环的通道却仿佛是无止境的!

最后我被扭到一间教室的门前的一小片空地上,这儿摆着一张讲桌作为“主席台”,我发现立在这儿的,都是运动开始时工作组倚重的那几位“革命左派”教师,一个个金刚怒目地瞪视着我,仿佛眼睛里能喷出火来,我明白了,他们是要把他们在反资反路线中所受的“委屈”,尽数发泻在我的身上。

主持会的是个大个子学生,却不是那个主任。他命令我交代充当“滕献忠右派翻案集团黑干将”的罪行。我说:“我从不曾为我的右派问题翻过案,我也不认识滕献忠这个人,滕献忠三个字还是第一次看见和听见的。”

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我的胳膊被扭得更高,我的腰弯得更低,我的头上身上落下了更多的拳头……

这是一次造声势的会,除过我受到了一次暴打之外,没有更多的内容,他们并不想从我的口中得到什么新鲜的素材,也不想费唾沫来批判我什么,只宣布我的唯一的一条新罪状就是“为了丑化社会主义,给社会主义抹黑,居心叵测地到街上去拉崖儿!”

“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全市展开了,一连好几天都开大会,有四方区的,有青岛市的。我被三次押解到大会上去。四方区的两次批斗大会,都把我揪上台去跪在台前,台上跪了一大片。全市的大会参加过一次,在第三公园的体育场上,我没有被揪上台,而是坐在群众当中“接受教育”。

白天,我坐在教导处里,夜间在教师办公室里睡觉,不许我离开学校。教导处仍是那个主任学生和他的伙伴们的据点。他们并不在意我的存在,该说什么说什么,该怎么玩就怎么玩,不理会我,也不难为我,好像我只是这屋里的一张桌子或一个橱子。我注意到他们从不参与对我的“革命行动”。

他们之中最活泼,最喜欢说话的就是那个主任。他喜欢夸耀他在夜间的英雄业绩,他得意地宣布:昨夜他又用弹弓打碎了哪条马路上剩余的几个电灯泡,于是那条马路完全变成了黑胡同。他模仿灯泡炸裂时的那一声脆响,像打枪一样,学得惟妙惟肖。他笑得很开心,大家也笑得很开心。然后他从尼龙绸袋里掏出一个大灯泡来,这是他爬上电线杆子摘下来的战利品。他把灯泡递给身边的一个同伴,让他上吊铺去把屋顶的小灯泡换下来。夜间,群力中学除铁工厂外,到处是一片漆黑,只有教导处大放光明,全赖这位主任善于偷灯泡了。

他总是嘻嘻哈哈大说大笑,好像心里充满快乐的蜜汁。但是有一天,他愁眉苦脸地从外面走进来,唉声叹气的。他的同伴们关心地问他:“怎么了,出了啥事?”他压低声音说:“明天开大会,叫我上去揪刘振华!我真不愿意干这种事!真糟糕,偏偏找到我头上来!”问:“谁叫你上去?”答:“还不是区上的!咋办,我咋说呀?我真张不开嘴……”

没想到这个调皮的孩子还保留着一颗纯洁而善良的心!

夜间,我躺在教师办公室的一片黑暗之中。明天要揪斗刘振华了,是不是前一阶段被伤害的人们都得受二茬罪?是不是所有反过“资反路线”的人们都要受到变本加厉的报复?在工作组进驻群力中学之前,老师们相处无嫌隙、无芥蒂、安然无事。现在,教师间充满敌意和仇恨,没有一个人能保持平静的心境。我不明白何以要如此频繁地在人间播种敌意和仇恨的种子?!

我带着这些纷乱的思绪刚刚进入梦乡,又被一阵锣鼓的喧嚣惊醒。院子里已是人声鼎沸,旗幡招展。这正是午夜时分,我猜到这是电波传来了最高最新指示的缘故,事不过夜,人们已经训练有素,闻风而动,立刻奔赴自己所属的单位集合,整队出发到市委去报喜。

就在这嘈杂声中,我听到一声高昂的“咏叹”:“啊,伟大啊!伟大!……很明显是刘仁民的声音。我从窗口望出去,在教导处射出的灯光衬托下,我看到了一个清晰的黑色剪影,昂首挺胸,两臂伸向天空,很像银幕上一个呼天抢地的特写镜头。正是刘仁民立在教导处门外的台阶上做出的一次杰出的表演。他的咏叹竟触发了我这个不善吟诗的人的创作冲动,我在心里默吟着:

舐雨全城醉,餐风举国狂!

人皆争做戏,愈假愈堂皇。

报喜的队伍离开了学校,锣鼓声远去。四方八面的锣鼓声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推来拥去,整个城市沸腾了。

 

©郭锦文 2009

(转载、出版需经作者书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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