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百丑图》

19《百丑图》

集训结束，回到了学校，群力中学大大改观了。原来的校舍只是简陋，现在被破坏得惨不忍睹了！除铁工厂和总务处之外，所有的办公室、教室都已面目全非。门窗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天花板被捅开，顶棚被撕破，电线被拆除。办公室里原来排列得井然有序的办公桌，有的被打翻，有的被砸烂，拉扯得东倒西歪，横七竖八。满地抛撒着撕碎的笔记本和打碎的墨水瓶。所有上锁的抽屉都被撬开了，抽屉里的无论是公物、私物均被洗劫一空。我锁在抽屉里的词典、课本、参考书、备课笔记和文具全部不翼而飞。据工厂里的工人们说：是一批批的本校学生来“造反“的结果。工人们保护了工厂和总务处才得以幸免。老师们面对着这一片狼藉，只能面面相觑，谁也不敢置一词。“造反有理”，“革命小将的革命大方向永远是正确的”嘛！

我被指令到铁工厂去“监督劳动”。另有两位教师则是“下放劳动”。其中一位姓刘的老师有先见之明，在运动一开始便算计到知识分子又要受一茬罪，于是当机立断，写了申请书，请求到工厂去当一个真正的工人，彻底剥掉知识分子这张皮。当即受到校长的表扬。另一位则是运动中被揭露有作风问题的。

学校开学，正式上课。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势猛烈，上课不过两天，红卫兵小将和教师中的“左派”就高举起革命的大旗来横扫教师中的“牛鬼蛇神”了。凡家庭成分沾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边儿的，和亲属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一概当作“垃圾”扫了出来。这类人在群力的教师中为数不少，除转业军人和上级分配来的人员之外，凡从社会上招考来的，当初都是因为“阶级路线”使他们不能升学和正式就业的社会青年。其中女性较多。

有一天，我正奉命擦洗学校的铁栅栏大门，听得校内乱哄哄的一片喧嚣，有呼喊声、斥骂声、有杂沓的脚步声，也隐隐有嘤嘤的涕泣声淹没在凌乱刺耳的锣鼓声中，我不知发生了什么怪事，却又不敢探头去张望，支着耳朵谛听也听不出什么名堂来。

不一会儿，高举着彩旗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拥出校门来。我连忙闪在旁边观看，被押解出去游街示众的是一大帮女教师，为首的一位竟然是教导主任刘振华，她已经被人作践得不成样子了，头发被剪得参差不齐，长的有寸许，短的贴着头皮，好像栽了满头高矮不一的毛刷子。身上的一件白绸衫用红蓝墨水涂得一榻胡涂，脖子上挂着的黑牌子上写着：“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牟二黑的孙子媳妇”，腰里拴了一条粗大的草绳。临出校门的时候，一个学生追上来，把多半瓶墨汁泼在她的左脸上，墨汁顺着脖子流下来，染黑了她半边身子。她后边的女教师无一例外都被剪了头发，有的剪成阴阳头，有的剃成了葫芦瓢，大部分人的衣服都被涂抹污染了，有的裤腿被剪掉了一截儿。形形色色，离奇古怪，极尽侮辱丑化之能事，暴露了人性中的最原始、最野蛮、最残忍、最疯狂的一面!

刘振华的罪名来自“牟二黑”。牟二黑何许人也？据说是胶东最有名的大地主，有人说是乾隆年间人，有人说是同治年间人。我始终没有听到一个准确的说法。刘振华即使与牟二黑有关系，不知已经隔了多少代了，而且听说刘振华的丈夫是商业局的干部，一直安然无恙，却让刘振华这个不知该是第几代的孙媳来当替罪羊。

那些年轻的女教师，多是共青团员，都曾响应校长的号召，写过晚婚保证书的未婚青年，她们长在红旗下，从少先队员到共青团员，接受的都是革命接班人的教育，她们必然都无缘见到她们的地主或资本家的祖先们，也必然不曾尝到过“剥削饭”的滋味，她们何罪之有？

“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的会打洞。”这种“遗传决定论”，在一些传单上，快报上，争相传抄、转载，成为风行一时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于是“红五类”与“黑五类”就泾渭分明了。

 

我在工厂里劳动了一个多星期，其间也被揪去在各种类型的斗争会上“陪绑”。不久，我被送往平安路街道办事处。即是说群力中学解雇我了，交由街道办事处管理。在我们这个组织严密的社会里没有“游离”的人，人人都有归属，都被纳入一定的管理系统。可以不给工作，但不可以不加管束。

回到家里，一家人团圆了，但没有团圆的喜悦，整个社会正在经历着持续的政治大地震，每个人的神经都抻得太紧，不敢有片刻的放松。宗和仍在托儿所当保育员，却有着朝不保夕的危险。大女儿初中毕业后响应政府号召，到青海建设兵团“支边”去了。二女儿在铁中上初三，男孩在十八中学上初一，他们在学校跟着红卫兵“闹革命”，革命自然轮不到他们这些被称作“狗崽子”的“闹”，但他们又不能也不敢不参加，个中滋味即使是成年人也很难承受，对于十四五岁的孩子来说，就是一种摧残了！我深知他们的痛苦，怜惜他们不幸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但我不像有些和我处境相同的人们那样，有一种负罪感，感到对不起孩子们。不，我没有。我不认为我对他们的不幸负有任何责任，因为我没有做错事，我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我的工作，也对得起我的良心。我自身的不幸，我家庭的不幸，孩子们的不幸，都不是我造成的，因此我没有对不起谁的内疚。我不像有的人对孩子说：“和我划清界限吧，不要受我的影响，你们应该争取‘进步’，走自己的康庄大路。”我不能这样违心地欺骗孩子。我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说：“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你们的爸爸没有错，一切罪名都是强加给我的，也许你们现在不肯相信或不敢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事实会证明，我没有欺骗你们。我相信历史的公正，相信未来。”我认为“唯成分论”和“遗传决定论”猖獗的时代，我的子女们即使拼命扭曲良知去顺应潮流，他们也逃不脱注定了的命运。我只希望我的子女们能明辨是非，知善恶，识美丑，做一个正直的人，在任何一个理性社会中，他们都会获得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近来似乎“喜事”太多了，不是“报喜”，就是“庆祝”。于是工厂停产，学校停课，机关停止办公。万人空巷地拥上街头。马路上打着彩旗，敲着锣鼓的“报喜”队伍一队接一队，口号声山呼海啸般地响遏行云，各个单位几乎都有“喜”可报，百川归海，浩浩荡荡，从不同的方向奔来，向市政府大楼拥去。“庆祝”则是又获得了一条“最新最高指示”。也许是半夜，也许是黎明，不论是什么时刻，不论其信息由什么渠道传来，立刻普天同庆，寅不待卯，整座城市就在锣鼓喧天中沸腾起来。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小字报、快讯、传单充斥了大街小巷。在我的房前屋后也随处可见。一张快报上刊登着题为《百丑图》的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张北京文化界“牛鬼蛇神”示众的照片。在纷繁的头像中，我看到了一位，竟是田汉。其他的人影就辩认不清了。可以断定，所有的都是文化界的名流。我在心里叹息：几次政治运动像割韭菜一样，知识分子中的精英被一茬一茬地割掉了！韭菜可以随割随长，知识分子却不是短期可以造就成材的。所谓“十年树树，百年树人。”如此割法，中国文化要“断层”的啊！

我久久地凝视着田汉，那被人揪着头发，捺着头皮，低垂着头的，就是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我情不自禁地在心里唱起这首在抗日战争中曾千百次高唱过的激动人心的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

我唱着，唱着，不禁潸然泪下，有多少沉睡的灵魂是被这首歌唤醒的？有多少人在这首歌的感召下奔赴挽救民族危亡的战场的？有多少烈士是唱着这首歌倒下去的……田汉，不必问他有多大的成就，仅就他能写出这样一首不朽的爱国主义绝唱来，他就应该享誉九州，受到全国人民以至后代的子子孙孙的尊重与爱戴。世世代代的法国人都在感谢鲁日·德·李尔（《马赛曲》的作者），他们把《马赛曲》与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人权宣言》并提，认为是法国的骄傲。难道我们不应当以田汉而自豪吗？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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