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魁北克
魁北克人是加拿大人中的异数，近半数公民赞成独立，年轻人尤甚。每年6月24日的”国庆节” ，只要你到亚伯拉旱平原，便立刻能感受到他们要求独立的狂热气氛，”魁北克万岁!”的口号一呼百应。魁北克人还有高非婚同居率，高分居率以及公开的同性恋。
18 人性大暴露，品格大展览
在我自杀未遂的第二天一早，薛某在宗和住室的屋外大声地向铁二小的教师们宣布：“郭锦文畏罪自杀了，死了，死得好，恶贯满盈的家伙，罪有应得，死一个少一个坏蛋，他自己肯为国除害，还算是明智的……”
宗和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真是五雷轰顶，惊吓，刻骨铭心的悲伤与哀痛，夹杂着愤怒与仇恨的情绪，她像坠入了万丈深渊难以自拔，仿佛在冰水里挣扎，仿佛被无数毒蛇咬啮着她的心。但是她没有大哭一场的自由，薛某正是用这一消息作攻克她这个“顽固堡垒”的武器，怎能留给她片刻宁静独处的时间呢？
她是铁二小这台“戏”的主角，薛某和他的打手们一直没能力使这台“戏”热闹起来，只能编造一些故事来丑化她，说什么宗和原是大资本
由于“战术”不精，“炮弹”不力，他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现在要用“畏罪自杀”这个题目来大做文章。
“他罪恶深重，又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这叫作死不悔改。其实他的犯罪事实，我们早已掌握得一清二楚了，让他交代是挽救他嘛。现在到了考验你的时候了，你用不着再为他保密了，你能交代清楚他的罪恶，也是你立功赎罪的一种表现。”这是薛某给宗和出的题目。于是众炮齐轰，声势浩大。
对于这类无事生非的胡搅蛮缠，宗和除了愤慨之外本来是不动心的，但是此时此刻，逼得她痛不欲生，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了！这些人在她那正在滴血的心上一刀刀地重复猛刺，往她那痛彻心肝的创伤上一把把撒盐，亲人的“噩耗”让他们在口头上一再玩弄，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残忍、更恶毒的手段吗？
斗争会上只逼迫宗和交代我的言行，引起了宗和的警觉，“为什么斗争我却逼问他的事呢？”她悟出其中有诈，所谓“自杀”极有可能是一种逼供、诱供、骗供的下流手段，她联系我向来的乐观性格，她觉得我不可能走那样的绝路。尽管她还是半信半疑，惶惑不安，但这已经给她很大的安慰了，使她有了一线希望，她极力想要听到准确的消息。终于有一天夜里，她在朦胧中听到两名值班的教师窃窃私语，知道我并没有死，她彻底放心了，也对薛某和他的打手们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运动开始以来，对那些无中生有的所谓“揭发”宗和并不心惊，倒是有一件事使她惴惴不安放心不下，那是去年她工作上的一次失误。有一天一个入托孩子的妈妈刘玉兰嘻嘻哈哈地对她说：“昨天我接回孩子去，发现孩子手上有屎，再一看，嘴上也有……”
尽管刘玉兰的态度不曾因此而有任何细微的变化，但现在是在运动中，一些从无瓜葛，甚至从不曾接触过的人，都在搜肠刮肚地编造故事，或四处打探消息，搜寻材料，恨不能创造出奇迹来。像这样现成的事实，还能不添油加醋地尽情渲染，尽情发挥？仅就这一事件本身，扣一顶“阶级报复”的帽子也是轻而易举的。即使刘玉兰本人不揭发，如若当初她也作为笑话讲给别人听过，别人也会如获至宝似地拿来“献宝”的啊！因此宗和时刻为这件事而股栗。但是刘玉兰在运动中不仅不曾提到过这件事，而且在“大轰大嗡”中也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
出乎意料的是托儿所的一个同事魏秀林却给宗和编造了一条致命的“罪状”，她说宗和曾在她面前发过牢骚：“共产党破坏了我的家庭幸福！”这条罪状编造得很有水平，最能击中要害。魏秀林的外貌很像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她与宗和是朝夕相处的同事，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可信的程度就大大提高了。如果这是魏本人造出来的，则此人真是一个深藏不露，很有心计的阴险的人；如果不是她的创造，则创造者不仅造谣的水平不低，选择魏秀林出面，也是极有学问的。
这是一枚重磅炸弹，据此就可以给宗和定罪了。
夜间，宗和有说梦话的毛病。越是心情不好，情绪紧张的时候，越容易说梦话。有一天夜里，她被自己的梦话惊醒了，发现一个值夜
魏捏造的“罪状”，成为宗和唯一“罪状”，纳入她的档案，直到10年后为了办理退休（解决右派问题之前），经青岛铁路公安分处的刘庆鹏处长亲自调查，找到退休在家的魏本人证实那是一句谎言，才澄清了这一问题。这是后话了。
冯派了4个教师押着我去搜查我的家。我不禁想起11年前“肃反运动”中搜查我的人身和家庭的往事来。那时还遵循着一定的司法程序，由公安机关出具搜查证。这次连那样的官样文章也省略了，那时的我，还是一匹奔腾咆哮的烈马，感到蒙受奇耻大辱的愤怒，从心底里燃起了熊熊烈火，把自己烧红了，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的尊严，那是多么令人怀念的气慨呀！经过11年的蹂躏与奴役，我已变成了一匹驽马，低首下心，吞咽着屈辱的苦汁，咀嚼着奴性的悲哀，这就是改造的成绩！
在走出校门的时候，祝组长追出来叮嘱我：“你要老老实实。如果遇到外地来串连的学生问你话，你什么话也不能说，不能把我们搞运动的情况泄露出去。”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实在听不懂他的话，什么“串连”？外地学生来干什么？他为什么怕外地学生？这些没来由的问题，只在我的心头一掠而过，我没有心情去深思。
快走到我家门前的时候，杭州路上走来了一支不很整齐的队伍，前边打着几面彩旗， 一伙人簇拥着一个40多岁的干部，这人头上戴了一顶高高竖起的三角锥体的白纸帽子，活像城隍庙里的无常鬼塑像，脖子上挂着一块用厚纸板做成的大牌子，上边写着“走资派刘XX”5个大黑字，刘某的名字上还打了交叉的红杠子。这人手里擎着面铜锣，一边走，一边敲。他昂首阔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不知这演的是什么戏？押解我的人们似乎对这一怪现象也很感兴趣，驻足观看。其中有两人悄声议论：“这是不是XX厂的刘书记？”“没错，就是他。”我听了越发不明白了。书记也挨整？我联想到前天傍晚，祝组长在院子里和几个积极分子聊天说：“我在这里搞运动，家里不知闹成什么样子了？大字报少不了，我都不敢回去看看。”这些话当时也听不懂，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与眼前的景象不无关系，其中一定大有文章！
集训以来，看不到围墙以外的情况，听不到斗争会以外的声息，我的天地无比狭小，仿佛世界上只有我一人在挨斗，整个世界都和我作对。今天我的天地突然开阔了，我想，挨斗的人决不在少数，这位刘书记就在挨斗，他在游街示众，这是古老的惩治罪犯的一种野蛮方式，在社会主义时代又“推陈出新”了。历史在轮回！
那支队伍过去了，我才掏出钥匙来打开房门上的锁。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家里只留下了两个孩子，他们白天上学，家里的门窗长时间关闭着，阴暗、潮湿、发霉在所难免。屋里虽不凌乱，却像久不住人般地冷落凄凉。我连忙打开窗户通风。那四位在屋里转悠着看看，看样子并不想要翻箱倒柜，只注意到了墙角堆放着的两包捆扎着的书籍。他们掸掉包上的积尘，搬到桌子上来，解开绳子，敞开牛皮纸包装，一本本地查看起来。这两包书是1957年我拿到《青春》的稿费后，为宗和买的一批历史参考书，从上古史到现代史都有。因为她已经由教政治课转而教历史了。可惜这20多册书她都不曾翻过，买到手不久，整风补课就开始了，这批书原封不动地随着形势的变化搬过几次家。那四位宣称：“这些书要带回去审查。”我觉得好笑，国家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的书籍，居然需要你们这些高中毕业生、招考来的民办教师审查，你们狂妄得已经不知天高地厚了！我哪里知道，一个毁灭文化的，疯狂的时代正在开始，书籍已属清剿之列，历史更是文化中的罪魁祸首！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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