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他是做事而不是做官

13 他是做事而不是做官

 

一所民办中学——群力中学招考英语教师，条件是，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水平者均可应试。我壮着胆子走进了这所学校的大门。是一位姓侯的教导主任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我。我首先自报了右派身份，然后问：“听说贵校招考英语教师，我来应考可以吗？”他笑着说：“我知道你，你是老教育家了，用不着参加考试。我把你的情况向校长汇报一下，有消息的话，我派人去请你。”他一直把我送出校门握手告别。4年来，我第一次受到了人的待遇，我由衷地感激这位侯主任。

我走出群力中学不久，看见从校门里走出一位中年干部来，他特意侧着头看了看我，就匆匆地向区委的方向走去。我猜想这位一定是群力中学的校长，他到统战部请示去了。是的，任用一个右派当教师，这是一件政治大事件，校长是作不得主的，须要请示上级，了解政策才能作出决定。我为了证实我的猜想，放缓了脚步，眼看着他走进了区委那栋楼。看来群力是用人孔急，有意用我，全看统战部的态度了。一想起田秘书对待我的态度，我的心就凉了，统战部连一般的劳动机会都不肯给我，还能同意我去担当为人师表的职务？统战部的态度早已写在田秘书的脸上了。

不出所料，群力中学没有消息。

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使阶级斗争的弦又拧紧了几个扣儿，右派的处境立刻起了变化，由统战部管理转到归公安局管理。原来右派还算统战对象，现在一变而为专政对象了。与“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并列为五类分子。从此每逢重要节日，民警就来召唤我到派出所去与管区内的四类分子一起枯坐一日。从此我也就不再去讨田秘书的反感了，也不敢到公安局去要求工作，只能安心呆在家里料理家务了。

接近春节的时候，集上开始摆出卖春联的摊点来。我想：何不也写几副春联去卖，若能赚几元钱，也给春节添添彩。如果这条路能走通，日后还可以卖字为生，这不也是历代一些没落书生的谋生之道！于是我首先到派出所去请示。我问：“我一点收入也没有，可不可以写几副对联到集市上去出售？”所长说：“只能写新词，不许写旧词。”我说：“当然，我按报纸上新公布的新春联写。”得了许可，我立刻买了大红纸和墨汁，回家裁出大小几十副对子，伏案用心地写起来。正在写的时候，派出所的一位民警走进来，背着手在屋里转了一圈，把晾在地上写就的春联看了一遍，又默默地走了。这是特意来审查的，我的第一步总算走得顺利。

上学的两个孩子早已放了寒假，帮着我到四方集上去摆摊卖春联。别人的摊子都很气派，背后利用电线杆子或树干拴上绳子，把春联一副副挂起来，排列得像一架屏风，前边用铺板搭成柜台，铺上塑料布，上边也排满了春联，红彤彤一大片，醒目而壮观。我只能摆地摊，春联数量相对太少，排列在地上显得过于寒酸，在整个春联市场上，我的摊子从气势上看，已处于绝对劣势。别的摊主显然都是老专业户，顾客多是老相识、老朋友、亲戚、邻居。不少摊主都有固定的老主顾。摊主与主顾一见面，寒暄握手，气氛热烈而融洽。有的早有预约，主顾一到，摊主就捧出包装好的一大卷递上去，主顾不查看不点数就掏钱数票子；摊主总要再三推让才肯收钱，最后热热闹闹拱手告别。这类顾客对于我的地摊当然不屑一顾。更重要的一点是，虽则各摊点上摆列出的春联都是新词，但那只是糊弄“官家”的幌子而已，藏在案子下边的全是旧词，那才是真正的货色。主顾们根本不要那些革命标语口号，他们要的是“吉祥如意”。有人走到我的摊前看看，问一声：“有旧词吗？”我说：“没有。”人家立刻就扬长而去，我才悟出其中的奥妙来。其实我即使早知道这一秘诀，也没有胆量做这样的手脚。还有一点是，顾客买春联都要配以“福”字斗方，和“出门见喜”、“抬头见喜”等小条幅，我却不曾准备这类东西。所有这些条件凑在一起，我的春联生意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天寒地冻，我和两个孩子瑟缩在凛冽的寒风中，不停地踱步以取暖，羡慕地看着别的摊位上的热热闹闹，更显得我们这儿的冷冷清清了。眼巴眼望地盼来了一位顾客驻足观看，我的心就攥紧了，屏息地注视着他的表情，期望着他能相中一两副，然而往往是默默地站定又悄然离去，我的心就不由得直往下沉。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竟让我如此牵肠挂肚，我才领会了“贫贱”一词的真正含义，“贫”与“贱”原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孪生姊妹！

有一天傍晚，来了一个民警通知我：明天到四方区公安分局参加学习。这是右派归属公安管理后的第一次集合学习。学习会由一位李股长主持，上午读了一个文件，下午组织座谈，让大家谈思想，谈感想。人们多半都是表决心、谈改造和如何感激党和政府关怀一类的话。轮到我发言了，一年来失业在家的苦恼，憋了一肚子的怨气，虽然不敢直截了当地抒发出来，但仍觉有些话应该说，可以说，于是我就毫无顾忌地讲起来了。我说：“反右运动已经过去5年了，我还戴着右派帽子，比起那些早摘帽的右派来，我改造的速度是慢了一点儿，落后了。不过，我经过了3年的劳动教养，改造的成绩政府还是认可的，承认我已改恶从善，因此解除了教养。当我离开教养所返回青岛的时候，我对我的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我有决心在无论什么样的工作岗位上，都会竭尽全力做出贡献，来弥补我的过错，以报答党和政府挽救我的一片苦心。然而我回来一年多了，却找不到任何可以奉献力量的机会，一直赋闲在家。我还年轻，还有能力工作。日前群力中学招考英语教师，要求的条件不高，高中毕业生就可以应试，我却被拒之门外，当然就因为我有右派身份。其实，右派即使是废物，废物不是仍可以利用吗？我想改造的目的就是为了回收和利用，而不是为了作为垃圾抛弃掉。我自认为还不是废物，就拿教英语来说，我不会比一个高中毕业生差。我接触的英语在年限上，深度与广度上都超过了高中毕业生。除过中学学过6年英语外，在大学我学过一年普通英语和一年专业英语，另外还有两门学科是用英语讲授的。可用的废物何必一定要弃置不用呢？何况党对右派已然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敌我矛盾用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办法处理，右派不曾被剥夺公民权。那就是说我依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劳动权。所以社会就不应当抛弃我，应当给我以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的情绪有些激动，一讲起来就收拦不住，有点儿豁出去了，不顾后果地任情发挥，这是我被打成右派后不曾有过的一次痛快淋漓的发言，占用相当长的时间，讲得与会的右派们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李股长一直专注地听着，间或他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

第二天，我仍去摆摊卖对联。下午收摊回家，刚进门，群力中学派了一位女教师来找我，说：“明天请你到学校去一趟。”显然是事情有了转机。虽然我还不知道结果将是什么，我却已兴奋得半宿没睡好觉。我在心里不断地感念着那位素不相识的李股长，在阶级斗争的弦拧得很紧的这个时刻，他能为我的问题做出如此快速而理性的反应，足见他是一位有胆识、有魄力、有思想、有见解、有社会责任感的干部。他关心的是社会问题和群众的疾苦，他是做事而不是做官，是治事而不是治人，他在维护道义，维护礼与法，维护宪法的尊严，在主持公道。这样的干部实在不可多得！他这样做，在左得发狂的时代是要担风险的！

我想得很多，李股长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出于我对他的感激之情，也基于我对他的理解和认识。

翌日上午，我如约到了群力中学，接待我的是教导主任刘振华，一位中年女性。想必前次见到的那位侯主任已经调离了。刘主任很谦和，表示了对我的欢迎。她把课本和备课本交给我说：“下学期请你担任三年级3个班的英语。”并向我介绍的一些有关学校的情况。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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