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触 目 惊 心

11 触 目 惊 心

根据铁路教育事业的发展要求，济南局教育科升格为教育处，徐智清晋升为处长；路局创办了一所铁路技术学校，徐智清兼校长。1951年暑假，我被调往技校任副教务主任，宗和随之调来技校任电务科信号班班主任。

铁路技校位于济南南郊，与济南铁中毗邻，学校的南边有铁路宿舍，是日本侵华期间盖的日本式小洋房。我们住进了一所这样的房子，有大小两间卧室，我们把母亲从北京接来住在一起。

当年11月，报纸上披露了一则特大新闻，即中央批准把天津的大贪污犯张子善、刘青山枪毙了。这是使全国人民振奋的大事，贪污腐化早已为国人深恶痛绝，国民党之所以丧失民心，贪污腐化是其主要原因之一。现在中央对高级领导干部采取如此果断的严惩，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大公无私、廉洁奉公、严于法纪的精神。不论是多大的干部、多老的资格、多卓著的功勋，一旦触犯刑律，该杀的就要杀，决不容情，表明人民政府是清正廉明的政府。

这一新闻吹响了“三反运动”的号角，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形成迅猛的狂飙席卷了中华大地。

济南铁路局召开了“三反运动誓师大会”，会场设在路局机关大院里，各单位的干部职工整队入场，席地而坐，会场的景象肃杀、森严。路局领导做了气势凌厉的简短讲话，接着宣布首批“大老虎”的名单，念出一个名字来，立刻就有武装警察从群众中把那人揪起来当场戴上雪亮的手铐押上囚车。第一批大老虎竟然装满了好几辆囚车。谁能想到运动刚开始就清查出来如此多的贪污犯，警车、囚车一片呼啸而去，真是惊心动魄！

誓师大会后，技校成立了“三反运动领导小组”，由辅导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张佩之任组长，下设打虎队和算账组，打虎队队长由张佩之兼任，我担任算帐组组长，打虎队的政治力量雄厚，由党团员组成，以辅导处的辅导员为骨干力量。算账组的技术力量雄厚，由财务科的教师组成，除我之外，都是熟悉会计账目的专家。审查的对象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总务处王主任，一个是张会计，至于两人是否是贪污犯是不需要考虑的，搞运动就得有审查对象，“三反运动”是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凡是与金钱、账目有瓜葛的人，都是审查对象，所以王主任和张会计就在劫难逃了。

王主任50多岁，是入城干部，老党员，显得忠厚朴实、老诚持重，很难设想他会贪污。张会计是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干部。算账组把会计室的全部账目查了好几遍，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点，因而对张会计只能采取隔离反省的办法，等待他一旦觉悟自行交代问题，或者有群众检举揭发，然后再进行斗争。

不过打虎队不能按兵不动，运动也不能搞得冷冷清清，必须要轰轰烈烈才够味儿。打虎队的任务就是开斗争会，斗大老虎，于是就只能在王主任身上开刀了。

打虎队经过了日夜鏖战，战果却并不辉煌。王主任简直是铁嘴钢牙，任你打虎队的炮火猛烈，总也撬不开他那张嘴。

我一直陪着算账组查账，不曾去参加斗争会，及至算账组无账可查了，我不能躲在运动之外，所以有时也不得不去参加斗争会。平心而论，我是极不情愿看见那种场面的。漫说对王主任的斗争毫无根据，即使他是真正的罪犯，按律治罪就可以了，何必兴师动众对一个人进行人格上的污辱和肉体上的摧残呢？我的这种思想自然与运动的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我不仅不敢表露在言语中，也不能显示出消极情绪来。所以在找不到借口的时候，只好去旁听斗争会。

会场里充满了愤怒的声浪，打虎队员们一个个都显得气愤填膺，拍桌子、砸板凳、训斥、怒骂，暴跳如雷。只有张佩之显得有涵养、政策水平高，不急不躁地启发、规劝王主任：“你每天晚上都要喝一壶老白干，喝酒就要有酒肴，是不是？光这一项，你要花多少钱？你的工资是多少？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嘛，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总得给它找出个来龙去脉吧？是不是？你参加革命不少年儿了，没少受党的教育，是不是？你入党的时候的誓词你还记得吗？一个共产党员对组织应该抱什么态度？只要你老老实实交代出来，党的政策你是熟悉的，坦白从宽嘛！交代了就没事儿了，是不是……”真够得上苦口婆心了，王主任依然像一块石头，纹丝不动。

打虎队里不都是李逵，也有智多星。不知是谁把王主任的老婆和两个大姑娘叫了来。三个女人哭着跪倒在王主任面前。两个闺女抱着王主任的腿摇晃着，一口一声叫着：“爹，你快坦白吧！你不坦白，我们受不了啦……”王主任的老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着：“她爹，快坦白吧！党的政策是抗拒从严，你不坦白，就是抗拒运动，要是严办了，我们一家子怎么活呀！你坦白了，争取宽大处理，一家子回老家种咱们的地去，死活也能在一块儿，这城里的事儿你就再别干了……”

三个女人都是声泪俱下，王主任紧闭着眼，眼角渗出混浊的老泪。突然，他一跺脚，忿怒地大吼一声：“我交代！”人们不禁一怔，哭声戛然而止，会场变得异常安静，仿佛是一声霹雳过后暴雨降临之前的片刻宁静的旷野。

王主任终于开口了：“我从头交代。1942年，我在野战军医院当司务长，领导上派我带着300块现大洋越过封锁线送到兖州联络点去，这是医院里筹措了很长时间才筹到的一笔买药品的费用。但是敌人的封锁线十分严密，巡查得非常紧。我在封锁线上转悠了三天四夜，一点指望也没有。我不敢冒险，丢了我的命事小，这款子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丢的，我只好回去请示咋办，我回去把302块现大洋原封不动地交了回去……”有一个打虎队员打断他的话讥讽地问：“刚才说300块，现在变成了302块，你那现大洋还会生崽子？”王主任圆瞪着两眼铿锵有力地说：“那两块钱是领导上给我路上的花销，我没舍得花。”

张佩之一摆手说：“老王，这是搞活动，不是你评功摆好的时候，少讲你的‘过五关斩六将’，还是讲讲你的‘走麦城’吧！你的那点儿功劳比张子善的功劳怎么样？你的觉悟比刘青山的觉悟又怎么样？历史是老账，现在要先算新账。当然，有老账也得算。”

自从参观过那次斗争会，我总是借故逃避这样的斗争会。我实在不忍听那母女们的哀哀的哭诉，我也不愿再看到王主任眼角的泪光和那一脸的诚实中流露出的愤怒与痛苦。我也无法理解反贪污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

类似“誓师大会”那样具有巨大威慑力的大会开过4次。每次去参加大会，王主任和张会计都被打虎队员们环绕着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的目光常常被他们吸引了过去。王主任低垂着头，那张古铜色的脸拉长了，也发黑了。每当主席台上宣布“下一个”的时候，他的双肩就会微微一震，大概他时刻准备着下一个就轮到他了。张会计的白皙的脸更白了，白得像一张纸，眼睛也大了一圈儿，眼神儿有点游移、涣散。他时不时地要动一动身子，真是如坐针毡啊！我不知道这坐满会场的人群中有多少和他俩一样的人，估计不是个小数目，他们一次次地来“陪绑”，这是多么残酷的精神刑罚啊！我相信他们的大多数是清白的。建国才两年多，哪儿有那么多的贪污犯？

每次散会回到家里，我和宗和都一时难以摆脱那种心惊肉跳的恐怖感。我们对自己可以放心，此生都不会与财经工作沾边儿，我们一再互相叮嘱着“告子告孙，千万不能与财经工作发生任何关系，实在太可怕了！”我们哪里知道，政治运动并不只限于反贪污啊！

我俩突然同时想到了二哥，他被调到北京财经学院任总务主任了。这是一个惹是生非的职务，好像是走进羊肉馆的人，吃没吃羊肉都会惹上一身膻的！他会不会和王主任一样呢？

我们的担心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不久接到了北京财经学院“三反运动办公室”寄给宗和的一封信，宗和战战兢兢地拆开一看就哭了起来，信的大意是：骆风和是大贪污犯，顽固不化态度恶劣，对抗运动，拒不交代，希望他的妹妹能到北京来以亲情劝说骆风和坦白交代云云。虽然这已是意料中事，仍使我惊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二哥与王主任的情况何其相似，连动用家属力量也同出一辙。

宗和抹着眼泪说：“我不信二哥是那号人！”我说：“怎么办，你去一趟？”宗和说：“小滢还没断奶，我怎么去？再说，我见了二哥怎么说？”我说：“你当然只能站在运动的立场上动员二哥坦白交代了。”她倔强地说：“我不去，我没法张口，我不会演戏。”我说：“那怎么办？”她说：“你替我去，你演过戏，你会演。”她无意间说了一句笑话，但我们都没有笑，在那样的情势下，人已失去了笑的本能。宗和不能去也不肯去，财经学院的信也不能置之不理，唯今之计只能是我替她跑一趟了。

我搭上北去的夜车于早晨到达北京，在一家早点馆用过早餐，本着先公后私的原则，不能先回家去看望老人和二嫂，直接奔财经学院。门卫把我带进一个“来宾接待室”，坐等了好久，才等出来了一个中年干部，他像审问犯人似地问明了我的身份和来意。大概此人审讯犯人养成了习惯，把一切人都以罪犯对待。他冷峻地问道：“他妹妹为什么不来？”我说明了原因。他高昂着头斜睨着我说：“你来没用。”我说：“我以私人关系开导开导，劝说劝说，未必没有用。”他傲慢地说：“不需要。”我说：“见他一面总可以吧？替他妹妹尽一点力。”他斩钉断铁地说：“你不能见他。”说着转身进里屋去了。我还不曾遭遇过如此冷酷的对待，感到受了一次莫大的污辱，愤愤地走出了接待室，心想：这人对我尚且如此蛮横，对待二哥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离开财经学院，我径奔香厂路学院的家属宿舍去看望老人和二嫂。熟门熟路，我推门就进。一进门我愣住了，好像走进了一个挂满挽联的灵堂，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张挂满了白纸黑字的大标语，墙壁窗户以及立柜、书橱等所有的木器都被标语包裹了起来，连桌面、凳面、沙发上都贴了标语，一张大床只留了可以容纳一个人睡觉的位置没有贴标语。屋里静得像久绝人迹的荒山古刹一样。开门时吹进来的冷风，把那些吊挂着的标语刮得哗啦啦地怪响。一片惨白，一片恐怖！我听见了一个微弱的怯怯的声音：“你来了！”我这才在白茫茫中看见了一张同样白的消瘦的脸，是二嫂。她已经脱形了，如果不是在家里，我是很难辩认出她来的！

老人伛偻着腰肢，从另一间屋里艰难地蹒跚出来，用同样低微而怯怯的声音问：“你来了，你见到他了？”我简单地答道：“没有，不让见。”老人愈见老了，脸上的皱纹深了，腰也更弯了，步履越发艰难了。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无意识地向前走了几步，又转身回去了。我跟进老人的屋里去，这儿是同样的一片惨白，一片恐怖！这森严的氛围是一种强大的压力，足以压垮一个健康人的精神，他们一老一弱，如何能承受得了啊！首都的运动搞得更火爆，把斗争 深入到家宅里了，我留意到每间屋里只留下一个方凳没有贴标语，显然他们只能坐在方凳上。我扶着老人坐下，二嫂也进来了，没有我们的座位，我们只好站立在老人的两侧。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无法劝解，不能安慰，任何语言都与眼前的情景格格不入，三人相视无言。许久，二嫂才断断续续地告拆我，他们一直受到监视，老人和她都被叫到学院里去问过话；经常有人来逼他们坦白交代，说是“家属交代清楚了，也算骆风和的坦白。”二嫂泣不成声地哽咽着说：“大前天夜里，你二哥用剃刀自杀未遂！他们就又来逼我们交代，说你们交代了才能救骆风和。”老人一直默默无语，突然说了一句：“我知道我的儿子是啥样的人！”二嫂惊慌地叫了一声：“爹”。显然是怕老人再说出什么来！她用手势告诉我，这屋外总有人在巡视和偷听。

我们用最低微的声音，最简略的词语说着最必要的话，只要对方能领悟，宁肯只说半句。实在无话可说了，我觉得继续呆下去对他们既无意义也无好处，只好告辞，他们没有留我。我走出屋门，不由得吁出一口长长的闷气，在那压抑的气氛中，我似乎处在半窒息的状态。我庆幸宗和没有来，否则她如何承受得了呢？骨肉亲情，心都要碎了啊！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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