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半部《论语》治天下”

3 “半部《论语》治天下”

班部通知：早饭后全体集合到大操场听报告，携带笔记本认真记录。这是开学前第一次集合听报告，大家都很兴奋，入校已经四五天了，还不知道革大这座熔炉将怎样进行冶炼。好像剧场里的大幕还没拉开，人们有所企盼和期待，多少有点儿神秘感。

全校各班都集合到大操场的主席台前，按班次顺序席地而坐。大多数人不习惯这样蜷曲着坐在地上，纷纷跑到操场边的砖摞上搬砖来垫着坐。主持大会的干部没有制止，只是要求散会时必须搬回原处码好。

以班为单位的歌声此起彼伏地唱起来了。自己班唱完了，就去“拉”别的班唱，唱得好的班自然要被许多班“拉”，“哑巴班”也不允许老当“哑巴”，总要“拉”你出来献一次丑。32班唱得嘹亮、整齐，于是“拉”32班的频率最大。

“32班唱得好不好？好！妙不妙？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接着是“呱呱呱”一阵热烈的掌声。

32班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这老中青组合成的一个班，个个都变成了小学生，有小学生的得意、好胜和集体荣誉感。在报告开始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出尽了风头。大家唱得兴高采烈互相鼓励着：“回去以后，多搜集新歌，多教、多练、多唱……”仿佛要永远独占鳌头。

报告会开始了，第一位做报告的是某部队的杨政委。杨政委40多岁，五短身材，西北口音，声音宏亮，讲话很有特色，就是每句话都带着一个语尾词“咹”。

“同志们：我今天来给大家做报告，谈两个问题咹，头一个问题咹，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咹……”

报告的主要论点是，知识分子如果不改造思想、不转变立场，不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就绝对不可能学会马列主义。资产阶级深知马列主义是可以战胜一切的伟大理论武器，很想学，也努力学，但就是怎么也学不会。蒋介石自己学，还派他的儿子到苏联去学，学了好多年才回国，因为他们都坚持反动立场，结果也没学会，只能落个一败涂地的下场。

杨政委举了一个实际例子，有一位很有学问的大学教授到根据地参加革命，他屋里堆满了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每一本都有砖头那么厚。教授学得很勤奋，一张口就可以背出大段大段的经典著作里的经典语言，但是他经手办的事往往要出现政策性的错误，教授很苦恼，就来请教杨政委。杨政委说：“你这是教条主义嘛咹，你把那些‘砖头’统统收起来咹，你要认认真真地学好两本小册子就行了咹，一个是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咹，另一个是毛主席的《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咹，主要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咹，在实际工作中去运用咹，在游泳中学游泳，不要在纸上学游泳咹……”教授完全接受了杨政委的建议，把那些大部头著作束之高阁，潜心学习那两本小册子，后来教授担当了重要的领导工作。杨政委的结论是：一、不要好高鹜远，动辄就搬《资本论》之类的经典著作；二、不要认为字句能懂就算懂了，要联系思想结合实际学理论；三、毛主席著作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任何一篇都够一般人学一辈子的，学会一篇，一生享用不尽。

杨政委讲的第二个问题是“民主集中制”，他说：“民主和集中是两个方面咹，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咹，都很重要不可偏废咹，不过，集中更重要咹！”他着重解释了“下级服从上级”这一原则。下级为什么要服从上级？因为上级站得高，看得远，而且上级比下级的觉悟高。他说：“党选择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德是第一位的，德就是政治，就是坚定的立场，就是觉悟的程度。党总是把有德的干部一级一级地提上去，在部队里连长比排长的觉悟高，团政委比营教导员的觉悟高，军长比师长的觉悟高。在政府机关，地委级的干部比县委级的干部觉悟高，中央的领导比地方的领导觉悟高，最高的当然是毛主席。因此下级一定要服从上级。

第二位做报告的是参加过地道战的战斗英雄董同志。董同志讲的是他亲身经历的一次战斗故事。他介绍了河北平原上的人民用神出鬼没的地道战给鬼子以沉重打击，鬼子急了眼，下决心要摧毁地道。他们深知许多地道口都隐蔽在老百姓的住家屋里，不容易找到，他们采取了首先拆房烧屋的歹毒办法，一进村把土坯房一律推倒，砖瓦房比较结实先放火烧，这样把村里的地道口全堵死，然后再搜索通往村外的地道口，发现一个堵一个。打算用这种办法把战士和百姓通通闷死在地道里。

董同志就经历了那次慘烈的战斗，他独自一人被堵在一条不太长的地道里，他身负重要使命，急于要走出地道，但是这条地道与别的地道不通连，只有两个出口都被堵死了。地道里的氧气越来越少，他已感到胸闷气促了。他判断着：村里的出口被推倒的房子压起来，没有刨开的可能，村外是沙土地，刚填近来的土一定比较疏松，于是他爬到那个出口处。没有工具，只能凭两只手刨土。手指磨烂了，浑身出透了汗，呼吸越来越困难，他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活着出去，他忍着十指连心的剧痛，不敢丝毫懈怠。他觉得眼珠子胀得发痛，好像要蹦出眼眶了，身上的气力在一点一点地消失，他终于连动一动手指的力量都没有了，神志已经不清了，他迷迷糊糊地想：完了，死了，这大概就是死吧……

不知过了多久，他慢慢地醒了过来，他用了很大劲才睁开眼睛，发现在他的眼前方有一线亮光，他猛地抬起了头，不错，那儿出现了很细很细的一条裂缝，显然那就是洞口，他已经刨出了一点缝隙，一定是缝隙上的土松动了，在他昏迷过去的时候，松土自行沉落，露出裂缝透进新鲜空气来救了他。使命感清楚地回到他的意识里来，他在心里念叨着：活着就是胜利！于是他又奋力刨起土来。裂缝一点一点地扩大，终于出现了一个碗口大的洞。胜利在望了。但是疲劳却像一座大山一样压下来，压得他气息奄奄了。他感到口渴难耐，好像肚子里着了火，烧着了五脏六腑，口里在冒烟冒火，他又一次倒下来昏迷过去了！

又不知过了多久，他又有了知觉，他挣扎着抬起头来，发现离他一步之遥的地方，有一个黑乎乎的圆球，他好奇地凑近去，借着洞口透进来的微光，看清楚了那是一只不知死了有多久的小猪崽，肚子鼓得圆圆的，他伸手去摸摸那小猪的肚子，直晃荡，里边大概是一包水。一想到水，那种强烈的焦渴感又腾上来了，他顾不得多想，用手撕开小猪的肚皮，凑上嘴去一气把那一包水吞到肚里去，这时才闻到了一股恶臭，但是身上有了气力，头脑也清醒了，疲劳感也大大减轻了。

就是那只小猪肚子里的臭水救了他的命，使他恢复了体力，才有可能刨开那个洞口。

董同志讲得很生动，人们屏息地谛听着，几千个人聚集的露天会场里鸦雀无声。我忘记记录了，在我的笔记本上，只留下了“董同志“三个字，他的感人的故事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下午小组座谈，发言很热烈，多数人都说听了两个报告，觉悟大大地提高了，而且一个个都抢着表态：一定要站稳立场，绝对服从上级领导等等，几乎是众口一词。我惊讶他们的觉悟提高得那样神速！我只谈了董同志的报告使我很受感动，对敌斗争的艰苦和残酷是我这样不曾身历其境的人所无法想像的，革命战士那种坚毅不拔的意志和毅力使我十分敬佩。我没有涉及杨政委的报告，因为它使我感到困惑，他提到的毛主席的两篇文章我都读过了，可能正像杨政委说的我没有读懂，但我不相信它们需要学习一生和可以享用一生。我认为一篇文章只能论及和解决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问题，时代和环境在不断地变化，新事物新问题在不断发生，就需要新的理论来因应，“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未必可信吧！

这样想着，我也难免有点儿忐忑不安，这是不是一种对思想改造的抵触情绪呢？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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