篱笆那边（5）

卢克和提芬妮一行从屏幕上消失后，会议室安静了下来。我独自一人坐在虚拟的会议空间里，耳边只听得见自己的呼吸声和偶尔电脑风扇的低鸣。调解就像一场冗长的棋局，轮到对方出招时，只能静静等待。

        我打开提芬妮前天发来的邮件。她终于回应了我一个多月前寄出的挂号信—那是我根据司法程序提出的“证据请求”。按照规定，她应该在三十天内答复，而她却迟至调解前夕才草草交付。

        邮件里附着一份PDF文档包，共十多页，大致分三类。第一类，是她的起诉状与陈述，控诉她所受的“精神伤害”，以及索赔的法理依据。第二类，是她的三个成年子女提交的证词，内容重复且显得情绪化。第三类，是我们之间的短信截图，包括了2021年夏天关于共享篱笆的一连串争执。她曾在7月发来一条短信，抱怨我前院树枝伸过界，要求我立即处理；8月6日枪击事件后，则发送了那条成为整个案件起点的短信。

       我细细翻看这些证据，心中慢慢沉静下来。若以法律标准衡量，这些材料根本构不成对我“玩忽职守”的指控。她要成立这桩民事侵权案，必须证明我在知情的情况下放任某种“可预见的危险”酿成现实的伤害。而她的所谓证据，除了两个孩子说我“不接电话”，几乎空无一物。亲属的证词本就偏颇，缺乏公信力，尤其是在缺乏独立旁证的情况下。

        我越看越觉得自己在法理上站得住脚。脑海中不禁回想起区法庭再审那天的情景。那位没有受过正规法律教育的法官，对提芬妮的煽情表演几乎毫无防备。她一口气讲了二十多分钟，把整个法庭当成了她表演哀痛的剧场。我的律师凯琳一再指出：她的所有指控都没有法理依据。然而，法官依然坚持原判，完全无视法律细节与举证标准。

        庭审结束后，凯琳在法院门口拍了拍我肩膀，安慰我说：“县法院的法官都是专业出身，他们不会轻易被情绪带跑。”我只能寄希望于此了。

       大约十五分钟后，屏幕亮起，卢克重新出现，身后还跟着那两位沉默的观察者。他面带一种复杂的表情，说道：“我们刚刚与提芬妮谈了一轮。她坚持认为，你应对篱笆的损坏负责。她开出的要求是赔偿七千五百美元。”

      “七千五？”我一下坐直了，“她这数字是从哪儿得来的？”

        “她说你的租客对共享篱笆造成了毁坏，她认为修复需要七千五百。”

        喔，原来这样。看来她放弃了对精神伤害的索赔，估计她也意识到这个要求很难成立。她现在把重点集中在篱笆上，但她似乎并不了解篱笆的建筑成本。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那一段篱笆最多六个区间。每个区间八英尺宽，就算用最好的6英寸宽的雪松篱笆片，也不过每片五美元。一个区间十五片，也不过七十五块。整个算下来，材料费五百左右。”我顿了顿，压住语气，“柱子和横梁都是好的，把篱笆全部换了，一个人一天就能搞定。她说要七千五？这是什么篱笆？是镀金的吗？”

        卢克皱了皱眉头，像是在脑中迅速做着加减法。他点了点头，说：“你这个估算听起来合理。我要再去问问她，看她怎么解释她的数字。”

        他起身离开，再次将我一个人留在会议屏幕前。

       我盯着空荡荡的会议界面，心里却比刚才更加平静了。调解不只是妥协的过程，也是一次真相的试探。她开价七千五，暴露的是贪婪，而非合理的索赔；我则在一次次陈述中重新找回对案情的掌握。是非曲直，终究要靠理性来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