篱笆那边（3）

“我和他认识，是在2018年夏天。”她朝镜头微微点头，目光掠过我。“我在隔壁门口遇见他，才知道我们是邻居。从那以后，他有好几次请我帮他照看房子，我都答应了。我看到他的车库门没关、门口有垃圾，就告诉他。后来他什么事都让我做。他把一切都甩给我，自己完全不管。”

她顿了顿，像是在检视我的反应。我因为卢克最初约定，一方说话时，另一方不要插话，就把刚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她接着说：“2020年三月，他的房客养了一条大狗，把我们两家之间的木篱笆咬了个大洞。我给他打电话，他却说，‘你去找我的房客吧。’这房子明明是他的，他却让我去和他房客谈！他不接电话，也不回我的短信。”

她双手一摊，语气变得激愤起来。“我没有办法，只能自己来修。我看这段篱笆好多地方都坏了，就干脆把整段篱笆都换了，全新的。我把收据寄给他，要他出一半钱。他没有任何回应，连句谢谢也没有。”

“这以后情况更糟。”她提高了嗓门，双手向前比划，“他房客的儿子搬进来了，开始在家里办派对，三天两头办，门口停好多车，屋里大声放音乐，吵到深更半夜。我家两个孩子根本没法睡觉。我们这个社区一向很安静，十多年从没出过问题。他们一来就变样了。”

她停了几秒，深吸一口气：“我还好几次听到枪声。有一次是凌晨两点，像放爆竹似的。我吓得不敢出去。给他发了许多次短信、打了好多电话，他都不理我。我真的不明白，如果你不打算管你的房子，那你为什么不卖掉？”

她平复了一下情绪，接着说。“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022年6月8日凌晨，那是一场枪战。一场枪战，你知道吗！”她的声音忽然颤抖了一下，随即低头，像是在回避回忆带给她的冲击。

“那天凌晨，大概一点多，我们都在睡觉，忽然听到外面‘劈里啪啦’的声音，像是在放鞭炮，响声持续了好久。我女儿从床上惊醒，哭着问我是不是有人在外面干仗。然后我们才意识到是枪声。”

“我们立刻报警。我女儿打的911。之后我们看见十多个警察围着他家的门口，有的举枪，有的在查证件。”

“凌晨五点多，我给他发了短信，说‘你家出事了，门口全是警察，你得赶紧过来看一下。’”她抬眼看向调解员卢克，带着近乎哀伤的神情说，“他呢？一句话也没回。有他这么冷血、不负责任的房东吗？”

她说到这里，眼圈已经泛红。孩子们默默坐在一旁，镜头中三张脸仿佛一幕沉静的舞台画面。

“我们一家害怕极了，在家里住不下去了。”她哽咽地说，“那一夜之后，我们搬到外面的旅馆住了几晚，孩子们睡不好觉，我的精神也崩溃了。我原本身体就不好，有慢性病，医生说要避免激烈情绪，但你说我能不崩溃吗？”

她翻开一叠纸：“我拍了照片，那段篱笆上全是弹孔。我要他赔一半的钱。他还是不理我。真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当房东的。房子不就是你的责任吗？”

她终于收住，脸颊泛红，语调依然带着不平的怒火，但气力已略显不足。她一手握拳，一手抱臂，像是拼尽力气讲完这一切。

调解室中一片寂静。

卢克一直沉默地倾听着，没有打断她。直到她的声音哽住，沉默片刻，他才微微前倾，语气平和却清晰地问道：

“提芬妮女士，我理解这一切对您和家人造成了很大伤害。但关于六月八日的枪击事件，您本人是否亲眼目睹了发生在邻居屋内的任何具体行为？比如是谁开的枪？或者，有没有看见从那间房子里有人持枪跑出来？”

提芬妮摇了摇头：“我们没有看到是谁开的枪，太黑了。我只听见连续不断的枪声，像是从那屋里传出来的。然后是警笛、闪灯，警察包围了他家。我家窗帘都没敢拉开。事后我看见中间篱笆上全是弹孔，就知道是冲着我们方向打来的。”

卢克点点头，记录了一下，又追问：“那么，您是否有警方的正式报告？是否有关于枪击源头的说明？比如弹道分析或者指认责任人？”

她迟疑了一下：“我没有看到完整报告……我们只是报警。我又不是警察，但我家边上发生这种事，我当然害怕。”

卢克语气依旧温和：“当然，您的情绪我们理解。但您提到要求对方赔偿篱笆损失以及精神伤害……请问，您是否曾正式寄出赔偿请求？或者通过律师？您说对方没有回应，是指口头没有回应还是书面上？”

“我先是发短信，他不回；然后打电话，他不接。我后来给他寄信，把修篱笆的账单寄给他，也没有回应。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收到了。”

卢克略一沉吟，轻声说：“那么您今天的主张，是希望对方分担篱笆修理费用，并为您所受精神伤害作出赔偿，对吗？”

提芬妮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