篱笆那头（1）

　    星期一晚上，我在客厅练习钢琴，听到妻子喊吃饭了，就合上琴盖，起身朝餐厅走去。餐桌上，一只深褐色的陶盘上放着几只烤鸡腿，旁边是一叠花椰菜。妻子在一旁已经吃起来了。我还不怎么饿，坐下来，机械地舀了一勺饭，又夹了几片花椰菜，漫不经心地跟着吃。

      电视开着，却被调成了静音。画面中新闻主播口型一张一合，却听不见她在说什么。只有百叶窗外传来风擦过枝叶的声音，像是谁在屋檐下低声争执。

        “明天有调解会议，别忘了。下午两点钟。”妻子忽然说。

         我抬起头，“明天下午？”

         “是的。”她轻轻点头，“调解中心发来了邮件。我下午看了。”

        “嗯。”我点点头，又舀了一勺饭。这个“嗯”里，既有对提醒的感谢，也藏着一丝说不清的焦躁。我不是没有准备，只是隐隐觉得自己被无端卷入了一场本不属于自己的战局。一场房客引起的枪击事件，有人受了惊吓，我却成了原告口中“疏于管理”的替罪羊。这种冤屈，就像鸡骨卡在喉咙口，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吃完饭，我回到楼上的书房，把门轻轻合上。屋里只亮着一盏老式黄铜台灯，斑驳的光晕落在红木书桌上，像一张即将被摊开的法庭卷宗。我打开电脑，重新读了一遍法庭送来的调解通知：

        “本庭指定的调解拟定于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一时直五时进行，请务必参加。”下面是Zoom链接，案件编号，以及所有受邀人员：原告提芬妮、调解员，以及多位观察员。

        我注意到受邀的还有几位观察员。这让我心头略感宽松。我知道，在这样一个高度成熟却又暗含偏见的司法系统中，越多的目光见证，往往意味着更大概率的公正。

        明天下午的调解，是县法庭程序中一次和平解决争端的机会。如果调解成功，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缠斗就此结束，我不必再被即将到来的庭审的阴影日夜困扰。对我这样的外国人，尤其是华人，在当下的政治氛围下，被拖入司法纠纷是一种不小的压力测试。我不怕讲理，但我不确定我是否能被完全公正地对待。

        我翻开桌面上那只标记“诉讼“的文件夹，抽出一个多月前草拟的文档，那是我为这次调解会议准备的一份声明。声明对我与原告之间的争端做了扼要介绍，也陈述了我对这起诉讼的立场和主张。

        我一条条读着：

        第一条： 澄清事实，并基于事实与法理，重新审视原告关于赔偿的要求。

        第二条： 明确反驳原告不实指控，强调作为房东，我对三年前那起由房客引发的枪击事件不负有法律责任。

        这两条，我没有任何保留。字斟句酌，寸步不让。

        但是，我的目的是通过调解达成和解，不是较量胜负。于是，我特意放缓了语气，又加了一条。

        第三条： 本人愿以最大善意和诚意接受调解，以期本案尽快了结。

        写下这句时，我内心犹豫了许久。我明白，这句话可能被对方解读为软弱，甚至是无条件妥协的信号。于是我又在陈述的末尾增补了一段：

        “我相信邻里之间的纠纷应该通过协商与对话解决。被告对原告因为本案牵涉的枪击事件所遭受的不幸表示深刻同情与诚挚道歉。但必须指出，这场诉讼已经给我带来严重的时间与经济损失。尤其是在过去两年内，被告本人及雇工多次遭遇原告的辱骂与挑衅，这严重妨碍了我们正常的房屋修缮与业务运作。对此，我保留反诉及法律追责的权利。”

       这一段表述，我反复读了几遍，又修改了几遍，直到自己觉得差不多了，才打开邮箱，将文件发送给调解员和所有观察员。

      我合上电脑，抬头看了看窗外。月光淡淡地照进来，投在书桌上。我知道这一夜不会好过。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焦虑，不知道这场争端会如何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