篱笆那边（2）

吃过午饭，我打开电脑，准备登录Zoom会议。法庭邮件上写得清清楚楚：会议编号、时间、主持人姓名及会议入口链接。我依照指示输入会议编号，却被系统反复拒绝。

　　“会议编号无效。”

　　我确认再三，逐字输入，仍然无效。我感到一丝焦躁。打电话给法院，没人接。我坐在那里，看着屏幕上的数字重新跳回初始界面，一遍又一遍。最后，我写了一封邮件给调解事务处。大约十分钟后，对方回信，说Zoom出现技术故障，会议改用微软Teams。随信还包括会议新的入口链接。

　　我点开链接，系统提示“正在加入会议”。屏幕一闪，我进入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空间。

　　会议已经开始。几位参与者静静坐着那里。左上角，我看见了她——提芬妮。她面带微笑，身边坐着她的两个孩子，安静地靠在她肩膀上。她的神态轻松，甚至带着一点胜券在握的从容。

　　我知道为什么。

　　这一年，她在诉讼中步步进逼，一直掌握着主动权。

　　去年十月，我收到她通过法院递交的起诉书，手写的，字迹潦草。她指控我对两年前枪击事件造成的精神与财产损失负有责任。我起初并未在意，只简单回复法院，否认她提出的索赔。

　　然后是三月二日的庭审。我误把日期记成三月七日，未能出庭。几天后，判决书寄到家中：我被判承担责任，赔偿一万二千美元。

　　那一刻，我像被闷棍打中，愣了很久。随即请律师，提出重审。

　　再审那天，我和律师出庭。她当庭陈述，情绪激动、泪流不止；我的律师却几乎没有反驳。法官最终维持原判，是出于被打动，还是出于坚持立场，我不得而知。

　　她有理由自信。

　　更何况，我不久前刚解雇了我的律师，准备独自应战。在她看来，这不过是对手主动放弃了武器。

　　我坐下来，打开摄像头，调了调光线。画面中的自己略显疲惫，像一个拖着公文包深夜赶火车的旅人。

　　会议主持人是一位中年男子，穿着深灰色西装，脸上带着不温不火的笑意。“你是李先生吗？”他看着我，礼貌地点头，“我是卢克，今天的调解主持人。”

　　我回答：“是。您好。”

　　“我是一位律师，今天是以志愿者身份担任调解员。”他介绍得清楚干脆，不快不慢，“我不会对你们任何一方偏袒，我们的目的不是审判，而是寻找彼此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望向提芬妮，又转回来注视我。他像一位低调的裁缝打量一件被撕裂的衣服，希望还能勉强缝合上。

　　卢克随后介绍了另外两个人：一位名叫安杰娜，律师，另一位乔伊，律师助理，都是调解项目的观察员，今天过来旁听。我们互相问候，点头致意。

　　然后，卢克清了清喉咙，转入正题。

　　“首先，我要说明今天调解的几个基本规则。”他用一种练达的语气说，“我们遵循保密原则，你们讲述的内容不会被用作未来法院证词。我们的目的不是寻找对错，而是寻求可能的和解方案。”

　　他顿了一下，扫视我们，“你们每一方都有机会独自与我沟通，在我认为合适的时候，我会切换至单独会议室。请尽可能畅所欲言，表达你们的诉求；调解能否成功，取决于你们双方的意愿与灵活度。”

　　说罢，他转向提芬妮：“我们先请你来陈述你起诉的动因。”

　　提芬妮微微一笑，仿佛等候这一刻已经很久。她身子前倾，将两个孩子稍稍推向镜头：“这是我的两个孩子，他们亲历了那可怕一切。希望他们能为今天的会议作证。”

　　卢克温和但坚定地说：“今天是调解，不是庭审。我们欢迎孩子在场，但发言还是请您本人来完成。”

　　提芬妮轻轻点头。她很快进入状态。原本在镜头前显得从容轻松的她，此刻语调变得庄重，脸上也收起笑意，眉宇间露出久积的愤懑。她挺直了背，语速不紧不慢，仿佛早已在心中排演过无数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