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菊知秋

 【侏罗纪故事】

(1)

那是个疯狂的年代。政治的魔术棒，在那片广袤而古老的土地上，把愚昧和盲从挑起并舞到了极至。那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波及了几乎每个家庭，造成了数不清的悲剧，留下了深深浅浅的伤痕。以至于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应运而生，红极一时。可是，很少有人提及或留意，关于那个时代的回忆，并不都是悲伤的。至少对于‘文革’开始时还是小学生的我，那段特殊的年月，充满了快乐而刺激的回忆。

我不到两岁就被送到几百公里外当时长途客车要开两天的六爷爷家抚养。那个小小的四合院，在我的记忆里总是那么清晰：正门离马路不远，几级磨得光光的青石阶和高高的门坎。门廊左右两家，右边的常换，印象不深。左边姓毛，是个北方老头。他最让人奇怪的是常用剩饭加剁碎的粉丝包饺子，院里的大人们提起来就摇头，觉得不可思议。毛爷爷负责早晚开关大门。

正对着院门的那间屋住着我的同桌好友小妮娜一家四口；右边两间是一大家子，有五个孩子，二毛姐是我们的领袖；左边两家，姓刘的阿姨短短的卷发圆圆的脸，总是笑眯眯的。我们一大帮小孩几乎天天抄近路从她家后门去球场玩，她从来没有烦过。刘阿姨家隔壁，就是我六爷爷家了。

木墙青瓦，糊着棉白纸的格子窗户。房间很小，据说解放前是盐仓，很潮湿，容易得关节炎，爷爷请人铺上了地板才好一些。那地板后来就成了我的画板，上面经常花里胡哨的尽是粉笔印。

不规则的青石板铺就的院子不大，拉满了晾衣服的绳子。各家都住得很挤，洗衣服，洗菜等大都在院子里做。大人们大声地聊天儿，孩子们跑来跑去的玩，热闹而又温馨。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不知谁家宰旱鸭子，没有经验，就当普通鸭子杀。放完血烧的水还没有开，就把鸭头掖在翅膀下扔在院子里。没想到过了一小会儿那鸭子跳起来满院子疯跑，吓得我们赶紧往家里躲。鸭血弄得到处都是，很恐怖的场景，实在不是一个好兆头。

院子有两进。妮娜和二毛姐家之间有一个窄窄的过道通向后院。那里的老房子塌掉了，建了一排新宿舍，住了四家，也有不少孩子。后院的左边有一个小门，全院要上厕所的人都从这里出去。厕所就在山脚下的球场边。而这座小山和那个兰球场，是我们这帮孩子的天堂。

院子里的住户多是爷爷那样的机关小职员或者工人等，没有谁家有闲钱给孩子买玩具。可这一点也不影响我们玩的兴致，更没有阻碍孩童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们在操场上跟其它院子的小孩玩集体游戏如‘老鹰抓小鸡’、‘找朋友’等，二毛姐是最好的‘老母鸡’，有她我们总是赢。其它还有跳绳、跳皮筋、跳海(很多地方叫跳房子)、抓子、下石头棋~~~还有些想不起名字了。天热就一窝风跑到马路对面的穿城小河去游泳。小时候非常胆小，跟着到了河边却不敢下去。不知道几次以后妮娜终于忍不住了，从后面一把把我推下水，否则我恐怕得当一辈子旱鸭子啦。

跟风似的一时间大家都用粘土做盒子养蛐蛐; 然后又是把做好的软软的空盒子倒扣着使劲往地上摔，比谁摔的声音响。一时间又人人都养蚕，每天把纸盒子搬出来比较。最有意思的是不管谁的蚕，如果不幸去世，院里就会有一场煞有介事的‘丧礼’。黄泥做成棺材，竹竿挑起纸幡；蚕主披麻戴孝，群孩假意呜咽~~~送丧的队伍浩浩荡荡，把可怜的蚕宝宝‘抬’上山顶，葬在大孩子们假模假样地看过风水的地方。

山不高，半腰有个很大的溶洞，我们常在里面捉迷藏。妮娜比男孩子还胆大，我总是跟她一拨，拉着她的手，好象再黑的地方都不可怕了。上学后爷爷教我读书，每天晚饭后要给他读一篇报纸。窗外小夥伴们不停地打暗号，招呼我出去玩。有时候我看爷爷听着走神了，就跳过一大段，忙忙地读完好加入捉迷藏的队伍。

‘娶亲’也是常玩的游戏，主要的乐趣是打扮‘新娘’。野花编的‘凤冠’，红薯叶茎折成的长耳环；半截木炭描弯眉，凤仙花瓣涂口红~~~。新郎新娘一般都是还没有上学的孩子扮演，大孩子两人一组用手编成轿子，其他孩子嘴里哩哩啦啦地吹奏起迎亲曲，跟着向山上走去。我好像也做过‘新娘’的，‘新郎’是谁却怎么也想不去来了~~~也是，‘侏罗纪’发生的事吗~~~

靠近山脚还有个天然的‘滑梯’，几米长的大青石斜躺着，成半个圆桶状，光光滑滑的，本来是去上厕所的孩子，经常忍不住跑去滑几下再回家或者就忘了回家，直到大人扯着嗓子喊吃饭。‘滑梯’旁有一棵拐枣树，从石缝里斜斜地撑出来，伸懒腰似地展开枝叶，正好作了‘滑梯’上方的‘遮阳伞’。它的果实很奇怪，深褐色，曲里拐弯的(所以叫‘拐’枣)，青时涩熟了很甜。以后南南北北流浪过不少地方，却再没见过这种树。

‘滑梯’再下去一点，还有一个很高很大的溶洞，洞口的石阶向下一直伸到操场。洞里凉飕飕阴森森的，尽头有一尊巨大的石头坐佛。所以洞叫大佛洞，山名大佛山。解放后和尚们都被动员还了俗，香火不再。洞里摆了几张桌子，成了工人俱乐部，常有些老头在那里下棋。那也是我们几乎每天光顾的地方。记得有一天进去，下棋的人没了，管理人员也不知去向。跑到尽头，猛然发现佛的头没有啦~~~我和妮娜面面相觑，眼睛扫向地上那颗硕大的没了鼻子的石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2)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不懂。不过毛主席是知道的。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会说
的第一个完整句子恐怕大多数都是‘毛主席万岁’吧。上学后，天天念叨的就是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干什么呢？长大后做模范，戴大红花，进北京城，见毛主席。
嗯，毛主席说那石头大佛该砸，那就该砸！

学校也变了样，满到处都贴着写满了毛笔字的绵纸。同学告诉我们说这是大字报，
还说第一张就是毛主席写的。教室里也是大字报，我和妮娜努力辨认着有些潦草的
字迹，几乎是同时发现我们班主任李老师的名字，名字前冠着‘老狐狸’三个字。
我心里疑惑不已：李老师是个挺慈祥的老太太，一头银发总是梳得光光的，怎么就
成了‘老狐狸？她很喜欢我的，一入学就让我当班长。可惜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喊‘起立’的声音比蚊子的还弱，后来她只好让我改当收作业的学习委员~~~那也是
咱这辈子唯一做过的‘官’啦。

学是不上了。我们就成天聚在一起疯玩，山上山下，洞里洞外到处乱跑。工人俱乐
部也没人管，很快一些建筑的门窗都被拆光了。尤其半山上一个小屋子，面对着山
下的厕所，远远望去，空空的门窗象张大的嘴和瞪着的双眼。门前还有一根旗杆，
后来每次读《西游记》读到孙大圣斗不过二郎神变小庙时，都会想起那间小屋。想
到可怜的美猴王只能把旗杆竖在屋子后面，就忍不住笑出声来。

然后就是邻居的哥哥姐姐们都成了红卫兵。一个个绿军装，红袖章~~~我们那个羡慕
呀，于是成天跟他们后头跑，去看他们斗‘地富反坏右’，还有抄家。有一次在一
家院子里挖地三尺，还真挖出了金条。等我们闻讯赶去时，几个红卫兵正端着个盒
子押着主人往外走。几根金条就在没盖子的盒子里，并没有象小人书里画的那样闪
闪发光，我觉得挺失望的，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会因为那样不起眼的东西把个好好的
院子挖得乱七八糟的。后来在大学里读那些‘伤痕文学’，看到抄家的情节，眼前
偶尔会浮现这个镜头，掩卷冥思，想不出那金条的主人后来的命运会怎么样了。

革命越来越热闹了，大人们也忙碌起来。街道上的居民也常常开会，传达‘革命司
令部’的精神，斗争‘坏分子’。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忆苦思甜大会。一帮热心的小
孩帮着，各家去收集粗粮。有米糠、麦麸、玉米面，实在没有的就给点面粉、米粉
什么的。加上切碎的菜帮子，熬了两大锅糊糊。我们兴奋地拿着碗排队，一人领了
一碗就大吃起来。几个不懂事的孩子边吃边说香，给大人赶紧拉一边去了。我也觉
得蛮好吃的，不过没敢说，因为知道是‘忆苦’饭，应该是很难吃才对。

再后来的新词就是‘造反派’，‘保皇派’。院里很多大人都参加了派。爷爷一辈
子老老实实，谨小慎微，没有参加什么派，各派也没来拉他。比较惨的是妮娜姐弟。
他们的父母各加入一派，而且互不相让，他们家里几乎天天传出吵架声，碗碟也砸
得差不多了。姐弟俩经常成为出气筒，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爷爷病故的
时候我在乡下，爸爸和我去奔丧。葬礼之后去找妮娜，才知她父母最后还是离婚了。
她也下乡了，没有见着~~~唉，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以后我会去找她的，
希望还能找到。

就这么火火热热的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一个同学有天来找我和妮娜，让我们第
二天去学校教室里集合。‘我们也要加入革命队伍了！’他丢下这句话，双脚起跳
蹦出高高的门坎，跑去通知下一个同学了。

(3)

第二天，我们跑到学校，领头的几个男生已经在那里了。‘红小兵！我们要做毛主席的红小兵！’他们向陆续赶来的同学们宣告着。我一下就知道了那意味着什么：红袖章！羡慕已久的红袖章啊！中学生才能做‘红卫兵’，我们早就恨自己没有早生几年啦。一直很佩服和感谢发明‘红小兵’这个词的人~~~让我们留下了多少难忘的记忆呀！

参加会议的同学大约有二十多个，同学的名字大都想不起来了，讨论的细节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忙了好几天，也不知是谁打听到的信息，跟着那几个头儿，先是在县委各办公室乱窜，拿着张条子到处盖章，领到一些钱，然后分头去买布去做袖章去印字，还做了一面红旗，上面印的是‘XX二小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绿军衣就只能各显神通了。那个年月普通老百姓家添件新衣服也算件大事，需要事先筹划的。奶奶就把我前一年参加腰鼓队时做的一件白衬衫染成军绿色，解决了我的服装问题。

一切就绪时，红卫兵的大串连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小学三年级的我们人小志气高，也想去串连。北京是太远了，大家就商量说先去附近乡镇，一来也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二是锻炼一下，过几年等我们上了中学就可以沿着红军长征的路，走到北京天安门去见毛主席。那时候啊~~~向毛主席保证，就怕文化大革命结束早了，让我们赶不上大串连。老师们都被‘打倒’啦，家长们也自顾不暇，一切活动都是我们自己组织进行的。现在想来，那几个领头的同学真了不起。我呢，只会稀里糊涂地跟着。

第一次远征的目的地选择了离城约二十里地的一个小镇。我们要步行去那里，而且还要住两天。记得我们的队长姓张，他父亲是部队的一个参谋长，派了两个战士来教我们打背包，地点就在大佛洞下的操场上，我们力气小，俩人一组，互相帮着把绳子扎紧。还别说，多练几次后，都打得象模象样的了。后来大学里野外实习，我们班女生的背包都是我打的。

带上袖章，打着红旗，背着背包，拎着米袋，唱着毛主席语录歌我们出发了。最喜欢唱的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二十里路走下来一点没觉得累，路边的景色现在还能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村头有座石拱桥，拱顶正中悬着一把生锈的铁棍，村中赶来看热闹的小孩说那是‘镇妖宝剑’。那年办完爷爷的丧事回程时，我还让父亲他们停车，下到桥底，对着那把锈迹依然的‘宝剑’发了好一会呆。

在村口的乱石堆上休息了一会儿，大声唱了一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然后就去找队长召集群众，听我们宣读‘最高指示’，又教农民唱语录歌。记得教得最多的是这两首：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晚上住在区政府，二楼一个很大的房间，什么家俱也没有，打的地铺。累了一天，大家很快都睡着了。半夜里被人推醒，还叫别吱声。爬起来一看~~~都在窗子那趴着呢。原来有那警惕性高的同学，听到动静，说可能有‘阶级敌人’要搞破坏呢所以让大家都起来准备‘战斗’。我们瞪着眼睛盯着楼下的院子，大气都不敢出，结果折腾了半宿也没等到‘阶级敌人’，队长就让大家回去睡觉了。

这群十来岁的孩子，就这样满腔热忱地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中。在不下乡的日子里，我们也没闲着，变着方儿‘宣传毛泽东思想’。比较好玩的是到公路要道设 ‘卡’，二十来个表情严肃的红小兵分站大道两旁，老远看到车来，把红旗往路中一横，等车停下，就有几个同学上去，很礼貌地请司机同志背一条毛主席语录。司机们也都很听话，老老实实地开口就背。当然都是最短的那几条：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除了这些‘最高指示’，后来又兴起‘最新指示’。晚上只要听见满街上敲锣打鼓的，我们就自觉跑去集合，到各个旅馆去传达‘最新指示’。那些可怜的出差人，被我们从床轰起来，到院里一起学习‘最新指示’，然后听我们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现在想想，那些人还有那些司机，如果不是和我们一样虔诚一定都很无奈，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正常的变成了不正常；不正常的到成了‘革命行动’，稍不注意就变成‘反革命’，谁还敢说什么呢？

春天来了，运动是方兴未艾，不幸却向我们袭来。张同学突然住进了医院，我们被告知他得了脑膜炎。恳求了半天，集体去很远的住院部探望队长。只在病房里呆了很短的时间，记得他还跟我们计划下一次下乡的事情，笑得还挺开心的~~~谁知几天后就传来了他的死讯。失去了最有主意最能干的一个‘战友，我们聚在一起，哭成一团~~~

唯一的安慰是张队长获得了安眠于烈士陵园的殊荣。葬礼那天很晴朗，他父母所在部队的四个解放军战士抬着棺木，墓地选在山顶，我们围了一圈，向张同学作最后的告别。默哀之后，有人提议把自己心爱的东西留点给队长。大家都动作起来，还记得我留在墓坑里的是一枚漂亮的发夹。然后我们又带着哭腔唱起了语录歌~~~是这两首：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队长倒下了，革命还要继续，我们仍然照计划进行下乡的准备，这次要去一个远一些的区，打了证明去乘客车。正在这时，我的么叔来了。初中还没毕业的他，从北京串连回来，又串到爷爷那个城市。进门得知还没满十岁的侄女也串连去了，把他吓了一跳。那时候派系斗争已经愈演愈烈了，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武斗。么叔立马赶到车站，把还在等车的我拽回家，几天后，怀着万分的委屈和不甘，我跟在叔叔后面，登上了返回父母家的客车。

就象挂在墙上的那把锄头是我插队岁月的最后一个镜头，那个肮脏拥挤的候车室，那些堆在地上的背包和米袋，是我快乐童年的最后一个画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