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多喝啤酒,无事就在酒吧边儿上的桌子旁独占一角,在黑暗中关注饭店的各种动静;李先生只喝Rumandcoke,提起啤酒就笑说当年在台湾上大学时喝太多,直至一天早晨出门看见太阳成了绿色,从此戒了。有个周末晚餐很忙,等待的人坐满了酒吧,而青少年们则只好等在过道上。那天当地的高中女子垒球队不晓得去哪里比赛完,赢了庆祝,一起来了古都。我从铁板烧拿了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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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板是四川人,却身材高大,方脸盘,丹凤眼,不怒自威。见我第一句话就是,别叫老板,叫先生。李王两人,是从小在眷村一起长大的哥们儿。兵役过后,李先生退伍上了大学,王先生子承父业,进军队院校学习后做了专业军人。李先生大学毕业后,进公司当了白领,因为受不了昏庸上级的指手画脚,辞职下海开了饭店;王先生在军界一路顺风,官至后勤上校。两人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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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工的餐馆,“古都”,是家日本餐馆。中国留学生相互交流的“好餐馆”不多,进去做工的竞争很激烈。排在最前面的两家,一家是中餐馆,叫做莲花楼;另一家就是古都了。所谓“好餐馆”并非餐饮质量,而是特指小费好。据在其中工作的师兄姐们介绍说,这俩餐馆的小费属于平日晚餐在一百元以上,周末晚餐在二百元左右的好餐馆。我来美第三年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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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往往遇到岔路口,往哪边儿走,因之完全改变命运,全在一念之间。我刚来美国不久,利用周末曾在一家日本餐馆打工。老板有两个,是台湾“外省人”,都是随父母在中国内战末迁移去台湾的。餐馆里打工的伙计们有二十多,但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包括港台澳ABC),加上老板之一和我是老乡,所以相处得不错。有天快打烊时来了位中年人,消瘦挺拔,其表堂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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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了,没戏了,我根本不可能再回到生物科学界了。我要么是在餐馆打一辈工,要么就收拾收拾,打道回国吧。当时和所有的同学断绝了联系,因为感觉太没面子了,后来知道这很傻很不应该,否则就不会跑去当waiter、当bartendr、开餐馆、开冰激凌店、当AAA拖车司机,绕了一大圈,浪费两年时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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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系的一位教授、生物系的那位副教授、还有化工系的另一位和我关系不错的副教授,都很痛快地给我写了推荐信。我在其他学校的申请回音也很快,条件不错的几所大学都给了面试机会。于是才让我收起了可怕的同归于尽的念头,和那所大学那个教授不告而别,向北向东,向前进了。三所大学的面试都感觉良好,其中一所大学的教授在我临走时说,虽然还要经过系里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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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刚来不久,就和一位台湾同学A成了好朋友。后来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后来A同学博士毕业去了纽约,电话和我说,你不是想转回生物专业吗,来哥轮不死大学读博吧,不要再在他手底下受气了。在生物系副教授的实验室做实验,和在生化系修课的经历,确实让我很轻松舒适,也让我不止一次提起重回生物专业领域的念头。但是就如我当时和A同学说的一样,出国时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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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Funding没了,因为有人指出了我和副教授早就心里明白的问题:化合物的去除并不是被细菌分解的,而是被填充在塔里用来吸附细菌生长的活性碳吸附了。随着加入化合物的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没被分解的化合物流了出来。我知道自己死定了,去找副教授谈,期望转成她的研究生,但她虽然很愿意,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在一个学校,他是终身教授。我只能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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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就是在我们学校开的,那阵子来实验室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教授风光无限,虽然我和那位副教授的名字都列在了展出板上,但我们都是能躲多远躲多远,根本不给任何人任何机会提出关于此菌的问题。开会咱不去,实验室的处理塔操作也不关俺的事儿,俺也不会。对不对?至于教授在会上是如何应付他人的问题的,我是一概不知。记得在教授要主讲的前夜,他找我去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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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那个环境治理的什么联合会要开年会了,教授不仅是主持人,还要做主要发言。而教授从那里拿到的Funding也到期了,就要通过这次年会而期望继续拿到钱。而我们的实验却是仅仅找到了耐受菌,离在此基础上创造出能够分解那种化合物的厌氧菌,还有很大的距离。于是,教授命令我们(我和那位副教授),把这个耐受菌置入他的处理塔。副教授当然不干,并因此而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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