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那年春,我在计算机系读大一。按照惯例,学期结束后学校要组织一个月的新生军训;之后就是计算机打字练习和考核。可能是为了给暑假的打字课预热吧,系里组织我们去参观学校里的一个校办机构,也有叫“校办公司”或者“校办工厂”的。
这个机构,就坐落在校园中的一个普通建筑里;我们从远处看,注意到楼顶有一个硕大的碗状的卫星接收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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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是一个小山村;村子前面是一条大河。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上的树木、野果、甚至牧草,自然是农村人的一大宝库;而水里的鱼虾等物产,也是一笔不菲的可再生资源。
我的父亲,是一位多才多艺之人;在捕鱼捉鳖这方面,也是十里八村的专家。除了书香门第出身的母亲之外,我们全家人都喜欢下水捕鱼。夏秋两季,家里来了贵客,通常都可以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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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功的投资者,85%归功于正确的资产配置,10%来自于选择投资目标的功力,5%必须靠上帝的保佑。
--威廉·夏普
在传统的理财观念中,投资组合里债券的比例应该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长,比如一个简单的规则是股票基金的比例等于120-年龄,其余则是债券。按照这个规则,一个60岁的接近退休的夫妻,股票的比例就为60%,而债券的比例应该为40%。这么配置的原因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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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即将年满18岁那年秋季,我升入高三,开始了人生中最紧张的一年,目的自然是希望在高考中能够金榜题名。
其实我从高二下学期,就已经陆陆续续接触到往届高考的试题卷子了。一进高三,各科的老师都会隔三差五地给我们发过去几年各个省市的高考真题让我们练习。我给自己定了严格的做真题规则,就是按照高考的时间限制(比如90分钟),中间不做任何停顿地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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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快满17岁那年,我升入高二。那时候,二哥已经成家并搬到另外一个宅子里住下了。家里只有我和接近花甲之年的父亲、百病缠身的母亲。作为一个老农民,父亲一边要照顾多病的母亲,还要供养一个高中生,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我是家中的老幺,上面有一大群哥哥姐姐罩着,所以我从小没有干过特别重的农活。我记得上小学以前放过猪;小学以后就是放牛、看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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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快满16岁的那年9月初,高中开学了;父亲用自行车驮着一袋大米、被褥等行李,送我去县城上学。
那时,镇政府已经从镇中学所在的老镇子搬到了离我家有二十里路的一个新镇子。根据我的观察,搬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大兴土木、建造更大更阔气的镇政府大院。如果天气允许,每天有一辆长途客车往返于镇子和县城之间。父亲把自行车寄放在镇子旁边一个老朋友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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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快满15岁那年秋,我灰溜溜地回到镇上的初中,开始了“初四”的复读之路。
我觉得我的性格很像父亲,是个天生的乐观派。名落孙山之后的痛楚,在开学之后不久就被我忘到爪哇国去了。这种乐观态度,在我后来的投资理财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面对股市的大跌,我总是预期光明的前景而继续加仓抄底。
老师们都知道我会轻松考上高中;同学们也知道我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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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满15岁的那年夏天,我的第一个初三接近尾声,开始进行中考的最后冲刺。
我们那时,填报志愿是在考前进行的。在考前,物理老师找到我,语重心长地劝我报考高中,放眼大学。但是,当时母亲被病魔缠上几年了,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不愿让我去高中冒险,让我报考最稳妥的中专学校--南阳市唐河县中等师范学校。由于我在初三的历次考试中总是独占鳌头,因此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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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夏天,我读完了初二,成绩名列前茅,仅仅稍逊于那几个故意留级的学长们。在班主任的建议下,我在秋季开学时选择在初二留级,并被任命为班长。我留级的目的当然和那些学霸们一样,争取在初三一战成名,顺利进入中专。如果照这个剧本发展下去,两年后,我应该就可以稳稳当当考入师范学校,最终成为一名乡村教师。
然而,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命运转折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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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时的初中,只有六个班;每个年级两个班。1987年入学时,学校按照入学成绩排名分配班级:排名单数的在初一甲班,偶数的在初一乙班。我排名第三,就分在甲班,和排名第一的女生学霸同班;班上大约有六十名同学。
初中的老师,约有半数还是民办教师;其余则是正经师范学校毕业的公办教师。初一的班主任是姚老师,应该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公办老师。她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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