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小时候我上的村办幼儿园。跟老师和小朋友一起学走正步,做游戏,荡秋千,滑滑梯···,学了一些简单的儿歌舞蹈,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尽管年近古稀,对那时学的歌谣始终记忆犹新:小喜鹊叫喳喳,周总理访问到我家。爹递烟妈端茶,我来把板凳拿。不吸烟不喝茶,坐在板凳把话拉。周总理还把我来夸,全家乐得笑哈哈。大红花开满地,小朋友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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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的日子不光是缺少米面下锅,就是锅下面灶坑里烧的柴禾也是不够烧啊!生产队每年分的麦根子和玉米根,即便特别节省也接不到下一年。所以放学后去拾草也是一项重要的事情。
贫瘠的丘陵地带没有多少树木。地边沟里的茅草只是趴在地上长不高,何况哪里有多少地边沟边能长草,因为别人家也缺柴烧啊!大家都是抢着去捡拾点儿柴禾,整个坡里地里,往往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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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们家晚上一炕睡七个人,只有两床被子,没有褥子,睡在光板席子上。为了保暖软乎点儿,母亲会在席子下面铺上一层麦秸草。弟弟们还常常尿炕。记得那次母亲在招远城住院,病好了出院时,父亲拿走两床被子去接母亲。父亲把小推车上绑上木板铺上被子,让母亲躺在上面,再盖上一床被子,把母亲从招远城里推回来。父亲母亲回来得很晚,炕上光溜溜的席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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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0年我上学起,母亲便每年生病,而且都是卧床起不来的大病,整天“哎吆,哎吆”地呻吟叫唤。母亲每次生病都是怕花钱拖着不去医院。记得有一次,母亲总是拉黑色大便,我们和父亲都也不懂。后来发展到嘴里大口大口地吐血,呕吐了好几块大血块,农村人叫“血饼子”。父亲下地不在家,三姐吓得哭着跑去宋家的小医院,请来了医生。医生说可能是胃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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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是学习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批判掌权的走资派,文化领域里的人物。后来矛头就指向村里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
我父亲生性愿意进步,凡事都爱较真儿,也希望他的子女求进步有前途。虽然我家大街门的门槛上挂着“革命军人光荣人家”的牌子,但我爷爷奶奶的富农成分传给我家,摆脱不掉。大姐二姐在东北边疆的国营农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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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真的是太难过了。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吃糠咽菜的年代,农村里饥饿的人们撸掉了所有的树叶,拔光了所有的野菜。家家的檐沟里都流淌着焯洗树叶和野菜的黑水。那时二弟弟可能有三四岁,整天哭着喊:“妈妈,我要一点点儿饼子,我要一点点儿饼子啊!”上哪儿去给孩子去找一点点儿饼子啊!弟弟拿起柳条编的盛干粮的笊篱,看到笊篱缝里夹着饼子渣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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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稀记得我上学前是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年代。那时候母亲还能参加集体劳动。二弟弟已经出生,虽然孩子多,家里的日子还算过得下去。村里办起了大食堂,都得按时按人去大食堂里领饭,各家不允许做饭。到了吃饭的时候,各家各户都拐着篓子提着瓦罐,呼呼啦啦地去领回烀得热乎乎的地瓜和切成块儿的玉米面饼子,打回挺好喝的玉米面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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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复员回来被整后,正是农村搞单干的时候。父亲母亲就赌气努力地过自己的小日子。家里种着地,还养了牲口。地里收的粮食和秸秆什么的,都是用自己养的骡子和毛驴驮回家,省了力气还节省了时间。母亲说装在驮子上的东西都很沉重,两人要抬到牲口背上都特别费劲。但是父亲有办法,他会捏着牲口的鼻子叫它自己趴下来,他们再抬驮子就省事多了。
父母亲还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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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父亲正式参军那年,村里搞土地改革复查运动。那时我家已经与爷爷奶奶分家另立了锅灶,有六亩四分地。父母亲加三个姐姐,按人口衡量,我家被划成了中农。
爷爷张廷佐是个强壮魁梧的大汉子,特别爱干活儿。不讲究吃喝穿戴,腰上缠个草绳当腰带。有口东西吃饱肚子就行,常常是在锅台边站着吃口饭就去干活儿了。爱好就是喜欢置地,挣下点儿钱就置地。听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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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在淮海战役的攻打安徽涡阳的一次战斗中,头部中弹负伤的,失掉了左眼球,鼻梁骨被炮弹皮打掉了一块。当时他是班里的机枪手,在用机枪扫射敌军时,只觉得机枪“噔”地弹跳了一下,自己还没有觉察出来,旁边的战友就喊了起来:“老张,你挂彩啦!”父亲一摸脸,左眼那儿是窟窿了。在附近的一个废碉堡跟前,战地卫生员给他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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