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母亲在一起的日子 ( 55 - 六年后, 父亲也走了 )

    按照老家的风俗，我们隔七天就给母亲烧七，烧了七个七。每次我们都给母亲送花儿，因为她喜欢。我还给母亲写信，流着眼泪读完，然后烧掉送给母亲让她自己再读。清明节扫墓送花圈，我都是在家做好多各种颜色的纸花，放在箱子里拿去分场，免得在客车上别人看了不舒服。到弟弟家后，我们再一起做成花圈花盆儿，由父亲带领着我们一帮孩子送到山上母亲墓前，祭奠缅怀母亲。后来，最使父母亲骄傲的大外孙女寄钱说要为姥姥立碑，我们把这事交给了父亲，由他起草了碑文。四弟找了个会书法的人，在纸上按做墓碑的尺寸写下了碑文。

    母亲走后，父亲大多是住在二弟三弟家里，经常到母亲坟上去跟母亲说说话。离得不太远，出了家门往东经过他开的荒地，转过一个山坡就到了。有时是弟弟们和侄儿陪父亲去，有时候是父亲自己去。那里有不少坟。二姐的公公婆婆也埋在那。

    父亲有时也到二姐和我家住上几天。他还问我们：你们知道我现在有几个孩子吗？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得从大姐家开始，挨家数一遍才能回答出来。可是父亲能张口就来。我给他买上了一个大一点儿的提包，来装他的日常用品和换洗的衣裤，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他很是喜欢，也很爱惜，怕弄脏了不好看。父亲不管到谁家住，都要一天拿出十元补贴给谁家，谁都得拿着，不准不要。很多时候我们还要陪他去住院，谁家能腾出空儿谁去陪。一般还是二姐去的次数多。

    后来二姐因为儿子在北京工作学习需要帮忙，我就与弟弟们商量，经得父亲同意，让二姐去了北京。小弟弟后来也到南方大姐的儿子那儿打工去了。父亲就由我和二弟三弟三家人照顾着。

    二弟家照样带着孩子忙活养奶牛。三弟和三弟妹都是在分场加工厂上班的工人，一开始都拿着工资，日子过得不错。加工厂解散了，两口子只能靠打工维持生活。在分场住惯了，也不爱下农业连队种地担风险，打工挣点儿钱只够年吃年用，日子过得挺紧吧。儿子要考大学了，家里还没准备学费钱。弟弟和弟妹很是发愁，问我：“四姐，咋办哪？”。我说：“还是把你们的职工关系转到我们十二连吧，在那里分点儿地，我们给你们垫资，你们去干活儿，挣点儿钱来供孩子上大学吧。”

    他们同意了，办理了调转手续。跟我们一起在我们连分了180亩地种了大豆。不管是地里的费用，还是孩子的大学费用，还是他们交养老保险等等都是由我家先垫上，记得大姐好像还给寄来了5000元帮忙垫资。到秋后卖了大豆把所有垫资费用都还给了大姐和我们。第一年效益不错，除了打发孩子上学费用和自己家的日常开销，还有点儿结余，就留在我家买了种子化肥，作下一年的种地费用。不足的部分还由我家来垫。

    第二年就没有那么走运。天天下地劳动，播种喷药锄草，长势旺盛的大豆，不知怎么就得了菌核病，一片一片地枯萎死亡。背着喷壶打多菌灵农药，也没能全救过来。秋收的大豆里面还有些像老鼠屎样的菌核。秋后算帐，三弟家除了打发孩子上学的费用和自家开销就没有盈余了。

    父亲日趋衰老，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下地得有人搀扶着。吃饭吃不到嘴里，得喂着吃。父亲说他是面部瘫痪了。喝水也不会了，得用勺子一勺一勺地喂，或者拿个管儿来吸。扶起来喂饭不会坐，得用凳子顶到墙上，再让他靠着坐起来。我有时候到分场弟弟家帮忙照顾些日子。

    秋天到了，三弟家来我们连队秋收干活儿，就把父亲一同带到我家。父亲一贯挺要好的，用东西也很爱惜，坐在车上怕把我们给他的礼帽弄坏了，就摘下来叫我拿着。

    我们连队管理人员一般不用在办公室坐班，可以在家里办公。父亲跟前离不了人，我就很少下地了。在家一边管着连队的账目，一边做饭伺候着父亲。父亲本想去住院治疗，但是他知道秋收正忙，儿女们走不开，就让我们去医院拿回药来，在我家让我们队的保健医生给输液打针维持着生命。他说他快了，快去找我妈了。

    那段时间我与父亲说了不少话，回忆过去，展望未来。他说就想多活几年，看看他的孙辈们到底能有什么成就。他嘱咐我说：“咱家你们姐几个比弟弟们的本事大点儿，你们要帮我照看着点儿我的孙子。叫他们健康成长，走正道。”

    有时候我想让他动动脑子，就会逗他，叫他教我唱京剧《苏三起解》选段，叫他给我讲讲是什么意思。父亲还能唱上几句，但毕竟是气力小了，声音也大不了了。我叫他站起来，老躺着怕真的再爬不起来了。叫他扶着椅子背儿，推着椅子在里屋外屋踱着步走走。在院子里晒太阳，跟前有个刷得干干净净的准备腌酸菜的缸，被晒得热乎乎的。我就扶着他起来，让他扶着缸站一站。我问他：“爹，你说是这样闲着好呢，还是出去干活儿累着好啊？”他立马回答：“干活儿好，干活儿好啊！这样闲着有啥好的！没意思。成天就是吃点好东西，拉泡臭屎来臭我的孩子们！ 没意思啊！”他说得是那么的无可奈何。

    记得有一次，我带他去宝清县城。看完病我还着急去保险公司报账，因为我那时为增加收入还为保险公司代办业务。把父亲放在公司旁边饭馆里，点了两个菜，让他先吃着饭等我。我报完帐回来，见父亲坐在那里，盘里的菜没有动多少。就问他怎么不吃啊？他说：“你快吃吧，我吃饱了。”我吃完了，他就说咱快走吧。我叫了人力三轮车，往客车站走去。谁知道他是在找厕所。下了三轮车，他说不行了，已经拉到裤子里了。听他说在饭馆里就想找厕所人家说没有。

    我们想进厕所处理，但春天刚化冻，被客车压的哪儿都是泥浆水，扶着他没法进。时间还早人不多，就在客车后边弄吧。让父亲脱下裤子，用脱下的衬裤擦了屁股，又穿上棉裤。我去把衬裤连同包的东西扔进厕所坑里。因为只有一趟客车，怕去洗澡回来就赶不上回家的车了。旁边有个上了岁数的人问我：“你是姑娘还是儿媳妇？”“是姑娘。”我回答。父亲低着头，像犯了错误的孩子一样。

    在我家住了二十多天近一个月，秋收完了。我本想让父亲再在我家住些日子，叫三弟和弟妹回去先收拾完家里的活儿再来接父亲。可他们非要带着父亲一同回分场，省的来回跑。说回去收拾完家里的事，就让父亲去住院治疗一段时间。

    三弟弟和弟妹都很孝顺。父亲去他家，他们总是把自己的热炕让给父亲，他们去不热的床上睡。包括我因公事多，也经常去他家住宿，三弟总是到一边，叫我跟弟妹一起在热炕上睡觉。

    可是他们回去后还没等去医院，父亲就去世了。母亲走后六年多，二00五年阴历十月初三，父亲走完了他84岁的人生旅途。

    父亲走后第二年阴历七月十五上坟日，由二弟三弟和四弟一起，在母亲父亲的墓前，用钢筋水泥沙石混凝土敬立了墓碑。

    父亲留下话儿，死后就自己给自己立个荣誉碑吧！遵照父亲的遗嘱，在墓碑凝铸时，墓碑背面下方放进一块儿木板。待墓碑稍凝固后，把写着碑文的书法纸固定在墓碑上，由四弟用钢钉划着刻了字。等墓碑完全凝固结实后，再翻过来扣去背面嵌入木板，在凹进处重新抹上和着沙石的水泥，由三弟用钢钉写上了“革命伤残军人”。那天没有拿齐工具，混凝土没有抹平，三弟写的字也不太好看，但总归是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经过文革时期的人，亲眼目睹了被红卫兵砸烂了的墓碑，父亲说他喜欢结实的用钢筋水泥混凝土铸成的墓碑。

    二弟三弟和在家的侄儿外甥，每年都上山几次给母亲父亲上坟扫墓。三弟弟继续在我们连队种地。效益不错，供他儿子读完了大学，自己还有了种地的资金，买下了我的房子。直到今年退了休。

    父亲走后，我又种了一年地，退休了同先生一起来到北京，来到了两个女儿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