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母亲在一起的日子 (9 - 父亲回乡后的变故)

    1947年，父亲正式参军那年，村里搞土地改革复查运动。那时我家已经与爷爷奶奶分家另立了锅灶，有六亩四分地。父母亲加三个姐姐,  按人口衡量，我家被划成了中农。

 

    爷爷张廷佐是个强壮魁梧的大汉子，特别爱干活儿。不讲究吃喝穿戴，腰上缠个草绳当腰带。有口东西吃饱肚子就行，常常是在锅台边站着吃口饭就去干活儿了。爱好就是喜欢置地,  挣下点儿钱就置地。听奶奶说，我的曾爷爷那会儿家里并不富裕，爷爷娶的是在要饭吃的我奶奶。爷爷会持家,  种着地又做龙口粉丝。干活儿舍不得雇人，不光是爷爷自己没白没黑地劳作，还逼着全家人一起干。奶奶是爷爷使唤最厉害的一个，还常常挨打。

 

    我父亲只上了一年学，就让爷爷叫下来牵骡子跑50里地外的龙口，送粉丝再往家带绿豆。两天一次，风雨无阻。回来就是漏粉晒粉。漏粉的粉浆做肥料，地里的庄稼长得就好，打得粮食多。

 

    到土改时爷爷拥有十多亩地。叔叔张会春那时也参军当兵了，但他没有与爷爷分家单过，就被一起划成了富农成分。

 

    母亲曾说过，那时候经常开村民大会，会场常设在东沙河洁白的河床上，竖根杆子，搭个台子，摆上个桌子便就是会议主席台了。村民自带小凳马扎坐在台下，有的就地而坐。另一边上蹲着一拨儿地主富农。母亲看到爷爷那高大的汉子蹲在那里，后面腰上露出自己用马莲草搓成的系裤子的腰带。一个从小受穷，大了跟婆婆慢慢积攒积累了自己家业的六十来岁的公公蹲在那里，看他那副受折磨的无奈神情，心想他还真不如死了好。奶奶在嫁进张家以前是要饭出身的，她不用在地主富农那拨儿里，那时候奶奶还有选民证，爷爷就没有那个资格。

 

    父亲参军从村里带走了40多个劳动力。在家的人不光得种自己的地，还得为烈军属家代耕代种代收受累。有的人就对父亲产生了怨气。父亲活着复员回家，被他带出去参军的，有的牺牲在战场上成了烈士, 个别家属也怨恨着父亲。村干部里也有怕父亲回来抢班夺权，就联合了对父亲有意见的人造谣生事，编造谎言，说父亲回来要杀村干部, 说我爷爷张廷佐家是富农，他儿子家怎么能是中农？就应该给他改成富农。

 

    结果村里把父亲的成分改成富农，就连伤残等级也从二等给降到了三等, 这样村里就不用为我家代耕代种土地了。

 

    那时父母亲被气得死去活来，窝囊得都病倒了。大姐说父母亲都躺到了炕上，炕两头一头一个，家里的日子就像天塌下来一样。父亲不服一直上告。 直到1957年, 伤残军人办事处出据了当时的伤残鉴定证明，说伤残等级怎能瞎改呢？父亲才得以恢复了二等乙级伤残身份。

 

    可是父亲被改成富农的问题是村里的事，上级部门没法管就没有改过来。这顶富农帽子压制了父亲一辈子，也严重地地影响了我们这些子女的进步和前途。是1979年不唯成分论的政策实施后，我们才得以做个平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