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母亲在一起的日子 (13 - 文革中父亲被打成'叛徒' )

    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是学习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批判掌权的走资派，文化领域里的人物。后来矛头就指向村里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

    我父亲生性愿意进步，凡事都爱较真儿，也希望他的子女求进步有前途。虽然我家大街门的门槛上挂着“革命军人光荣人家”的牌子，但我爷爷奶奶的富农成分传给我家，摆脱不掉。大姐二姐在东北边疆的国营农场是革命职工，思想进步，吃苦能干，经常被评为“五好职工”“模范标兵”，大喜报寄回老家。父母亲和我们这些弟弟妹妹都觉得无上光荣。大姐有时写信告诉我们，她在农场的事迹还被登上报纸，就是富农成分阻碍她的发展前途。父亲也想甩掉这个厌恶的出身，又找到村革委会，申请把富农改成中农。理由是土改时，父母亲已经与奶奶爷爷分家另立了锅灶，按我家的人口土地不应该划成富农，应该是中农。何况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直参加革命工作。

    可是事与愿违，父亲成分没有改成，倒被造反派揪住了辫子。硬说父亲被捕在狱中叛变投降，是个叛徒。要不怎么会没有死在牢里，活着出狱了。

    就这样，在那几年里，父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常常被红卫兵叫去审讯批斗，交待坦白写检查材料。村里大街上贴着大字标语“打倒叛徒富农张友春！”父亲的名字上还用红笔打上红叉。我轻易不敢上街，有时必须路过大街时浑身就不由自主的发紧发怵，腿脚都不听使唤。每当傍晚我们和母亲都提心吊胆，生怕红卫兵上门来叫我父亲。那时三姐年龄大些，父亲挨批斗时，红卫兵也叫三姐和村里的二三十个地富反坏右以及子女，站在台上的墙角陪批。因母亲经常有病，没有被迫陪伴。

 

    一个晚上，红卫兵又上门来叫父亲去开批斗会，还硬是把我也叫去陪批。台前挂了两盏大汽灯。台下坐了贫下中农。台上放了一条长凳，台上一个角落站着面向台下的二三十个黑五类和他们的子女。我和三姐也被指定站在那里。几个红卫兵把脖子上挂着写有“富农叛徒”木头牌子的父亲拉上台子，大声呼喊着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等等。我浑身发抖，哆嗦，脑子一片空白。他们问了什么，父亲说了什么我根本没听着，只是被动地跟着举起握着拳头的手臂喊口号：“打到叛徒张友春！”后来只见红卫兵又叫父亲跪在长凳上，两个红卫兵架着父亲光着上身的两个膀子。父亲低着头，脖子上挂着那个重重的木头牌子，好像是个小黑板做的。“彻底交代，不然就要无产阶级专政了！”他们大声呼叫着，就要动手打人了，父亲就要挨揍了。父亲大声呼喊口号“打倒小日本！打倒日本狗崽子！打倒走狗汉奸！”折腾了大半夜宣布散会，红卫兵才让父亲穿上了棉袄。母亲在家提心吊胆地等着。

 

    面对颠倒黑白的批斗，父亲固执地认定这些红卫兵是日本人一伙的，替日本人继续折磨他让他屈服。父亲对我们说：“我没有屈服于日寇汉奸，我怕他们什么？”父亲还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忘本了，不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欺负咱们的，他们是在帮日本人整死我！”

 

    父亲之前也曾想一走了之，死了算了。我与父亲一起去给队里看水车浇小麦，半下午时父亲说先回家一会儿。母亲后来跟我说，你爹回来对我说他不想活了，要先走了。母亲说：“不能啊！你走了我怎么办啊！”这句话使父亲猛然清醒，重新唤起了他的责任心。经过与红卫兵抗争让父亲愈发倔强。红卫兵扣住父亲让他交代问题，怕父亲自杀，让他解下裤带。父亲说：“不解，我不会去死！”

 

    父亲虽然认识不少字，能读书看报，但对于坦白材料，他还是不知道怎么写。开始是他交待，一个红卫兵写记录。后来他们给了一叠稿纸叫父亲自己写。父亲叫我哥哥帮忙写了几次，老觉得写的不是他要表达的意思，又叫我帮他写。那时我写作文水平有限。母亲生病整个小学阶段我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上农中也没有课本，根本没学到多少东西。父亲说那就我说一句你写一句吧。

 

    记得父亲叫我从他与奶奶爷爷分家开始写，怎么当民兵打鬼子，怎么阻击鬼子进村扫荡。有一次，村里得到鬼子又要进村扫荡的消息。为了阻挡鬼子进村，父亲组织民兵连夜跑到石对头村，毁了河上的一座桥。父亲又叫我写他们是怎么被鬼子包围，他和张嘉言是怎么被铺入狱的，受尽严刑拷打。他严守秘密，是八路军打下了鬼子的炮楼，他才跑出来的。还写了他参军入伍浴血奋战光荣负伤...。 

 

    由于我听父亲话，叫我怎么写我就怎么写，父亲很满意。当材料交上去给革委会审查，红卫兵们并不满意，没有过关。他们说这哪儿是坦白交代罪行，照你这么说，你还是个功臣了呢！父亲说：“我是实事求是，不是胡编乱造。”村革委会一直没能给父亲正式定上什么罪行，但就是时松时紧揪着不放。

 

    也正是因为没有正式地被定罪名，后来也就没有平反的说头。就这么不清不楚地，背了叛徒的罪名。

 

    那几年的文革运动，我们和母亲觉得全是在黑暗中过着日子。母亲总是说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是个头，什么时候能结束啊！这些谁能知道啊！

 

    每当父亲被叫走，我们都惶惶不安，生怕父亲挨打受窝囊，不知能给搞成什么样子。记得大队的会议室在我家东面隔着好几条胡同的东沙河边上。大晚上母亲往自己家的东院墙上搭个梯子，登上梯子趴在墙头上听会议室里发出的口号声，判断会议的动静。有时候我会像小偷一样，偷偷地溜到会议室的墙根下，听听里面的动静激烈不激烈，再回去告诉焦急万分的母亲，让她的担心减轻一点儿。那时候在我的心里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担惊受怕的滋味儿。

 

    有好几次母亲愁得没有法子，叫我去韩家姨姨家，去找姨夫给算一算，父亲啥时候才能了事不被折腾。姨夫是个好人，总是在我面前伸出他那粗壮的双手，用大拇指钩点着其余四个手指头的骨节，嘴里念叨着日期数着，叫我回去告诉我妈别发愁放宽心，下个月吧，下个月初一初二就会有好转的。姨夫和姨姨是极善良的，记得小时候我们家经常得到他们家的帮衬。母亲没有亲姐妹。这个姨姨是我妈舅舅家的表妹，因为她父母去世得早，投奔了姑姑我姥姥。我妈出嫁生了孩子，她还跟着到我家帮着看护我大姐二姐。姨姨善良好心眼儿，姨夫在他们村也很有名望，有一个儿子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很受人尊敬。

 

    我家的日子就那么熬着，熬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