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气极之言,跟“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一样,发泄一下情绪而已。董仲舒却由此发展出天人感应说,当然是胡说八道了。朱熹用阴阳两气说天理,想把“天”理性化,但天理还是“天”定,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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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都好,只是“毋固”——“无可无不可”,实用主义色彩显著,我不禁要问,底线在哪?
儒家用“义”来界定底线,义,宜也。然而,宜还是不宜,一个人一个标准。比如,“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往高大上解释,孔子“毋固”,子路固,故说,“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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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就俭,可从众;拒泰,不随俗。后儒解为,“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害于义,则不可从也。”凡是子曰诗云,都往高大上说,实际上亦是一种成见。须知敢“违众”,正因其内心有更大的骄泰——我知道的,你们不知道。他自视为坚守,实为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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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孔子六艺全能,但无一出类拔萃。射,可比赛,但上不了战场。子曰:“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六艺在孔子看来,皆“质”而已,君子应该会,但用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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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罕言利,因利与义有矛盾,扬义必抑利。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即是孔子的义利观。
罕言命,因“命”跟“天道”一样,并非按孔子所希望的那样奖善罚恶,他不能说天道不公,就只好说天命如此——“五十而知天命”,又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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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禹之大德在于治水成功,造福万民。如果没有治水之功,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又有何用?儒家在重德,重礼方面越走越远,到了务虚的地步,过犹不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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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才难,不其然乎?”口说舜武,实自叹不遇明主也。舜把尧的人流的流,杀的杀,把自己的人提拔起来,天下得治。武王伐纣,实为造反。假孔子生于武王之时,他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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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史记》中说:“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中春。其民析,鸟兽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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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不与焉”,言德高望重,万众来归,用贤而治,不必身预。
我看真正的舜、禹未必如儒者歌颂的那么好。以舜为例,摄政28年,“流共工于幽陵;放欢兜于崇山;迁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把尧的亲信一个一个都收拾了,重要岗位全换成了自己的人,老尧早被架空了。要知道,那时的流、放、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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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学者之心,古今同也。“Goddoesnotplaydice.”爱因斯坦学不及,恐失之,才说出这样的话。真正的科学的态度应是“上帝掷不掷骰子,看证据。”
孔子论学,可谓真知灼见;论政,则大而不实;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实际上,官如不及,亦犹恐失之。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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