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文革山洞生涯

记我的文革山洞生涯 芮少麟 1962年，我以大专院校毕业生资格，由省市人事部门分配回青岛，至市水产局辖属渔业公司报到，正式踏入社会。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形势下，临出海前，我又因政审不适合条件，被重新分配到市水产品交易管理所，从事无须出海的司磅工作。 63年涉海部门贯彻中央关于这些部门有关人员工作内迁文件的指示，将我再行调整到青岛市市场管理所。该系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业务分支，是各区政府正式编制内的双重管理机构，一个单位挂两块招牌，我被分配到四方区市场管理所，又另名区政府工商科。这两年期间，我努力上进，经干部带着户口下放农村劳动，和文革前的工作考核，转正后，成为一名区政府的23级基层干部。 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劫难，我因先天之难，被划进整肃营垒，自不待言，何况运动期间对机关干部认识的重新政治站队，已成为革命造反派不言而喻的整合分水岭。家庭出身及政治成分，在机关“清理阶级队伍”批斗中，对认定的人员对象，使用了各种肉体体罚手段，逼迫其交代家庭出身历史、现行问题。我的“罪行“，只是“阶级立场错误”、“路线站队错误”，须交代清楚与某些持政治“异见”的中层干部的“串联”活动。 1967年一月份被夺权后的机关一、二楼房间里，不时传来被毒打者的阵阵哀嚎，我初期挨打较轻，只被文攻武卫的葛维河营长等打手，在机关内搧过几次耳光，被狠狠踢过几脚，至于揪斗上台，承受双侧手臂“坐喷气式”弯腰、辱骂、批斗、请罪等体罚，却早已被习惯成自然，言语侮辱与皮肉之苦，更是“家常便饭”。当时，挨批斗者在路线斗争时经受的大字报与口诛笔伐及“枪林弹雨”，是现今这几代人未曾经见过的“待遇”。被整肃者当时若能“蒙混”过关，就是一种幸运“胜利”。 我们在区政府的办公室，位于三层红楼的一层东侧，造反派文革夺权后，机关日常工作停止，这里成为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所在地。在经过大门传达室时，我看到前四方区区长赵林三、前区防疫站副站长孙万林的左右臀部，都已被打成酱紫色，他们分别被拖趴在两个长条凳子上，不时地呻吟着。据说是被棒子队强按在房间椅子上用实心橡皮棍逼供毒打所致，后被拉到传达室里作为拒不交代“罪行”者的公开示众。文革中这类刑罚又被称谓“棒子炖肉”。那时区政府机关，象被夺权后的青岛市政协大礼堂已成为市文攻武卫指挥总部审讯室那样，充斥着鬼哭狼嚎之声，司空见惯，变成了活生生的地狱，成为文革“光辉”时代留下的掠影。 这期间，除开会挨批斗外，机关不屑一顾的勤杂事务，如冲洗各楼层厕所，清理垃圾污物，拉运机关几百吨越冬煤，刨挖管线土石方等体力杂活，皆由被揪斗的走资派与被清理出的牛鬼蛇神们包揽下来，是文革中我们这些人的专项改造任务。 文革畸形的政治美学诱惑，成为我亲历“经风雨，见世面”的课堂，也深刻知道了社会上各处都有严格的群体层次之分。在平日与机关的中层“走资派”交往中，防疫站的老齐是伤残军人，他任职副站长，耿直不阿，口无遮拦。他常说“搞运动就是一帮人上台，另一帮人下台，而不管它被叫着什么名义，我18级干部算哪门子走资派？整天要瘸着因战致残的左腿，骑着个破自行车，跑遍全区，不管风里来，雨里去，为党的卫生防疫事业，干点工作，还干出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名来了？”、 “我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主义，其它问题都没有，不支持他田××拉帮结派，就是所谓反党？他能整我个毬！”、“文革不是反右，57年有‘反领导就是反党’的说法，田××造反后当上革委会主任，算个毬，他敢这样做？”、“机关里都有严格的干部编制，竞争激烈，但也不能无章法地乱来”、“文革运动有派系，内部叛徒最可恶，你们要当心，小青年最多只是个因为所谓出身站队挨整，他们做出身文章又有何用？不要忘了，这里是区政府党务机关，干部还有严格的管理政策规定，任何被整粛者，最后都还要有组织处理阶段，做出政治结论后才能最后定论，离开了党的政策原则，不同意的，照样还可以申诉，怕它个什么毬？”……。 这些发自内心的谆谆告诫，尽管齐站长也是在发牢骚，但与文革中许多人遭法西斯暴行的体会不同，它让我这个年轻人，从踏入社会中，确实获益匪浅。 我文革受难时，由于在机关里有点“大学生”的写作能力，迫于挨受的拳脚及政治压力，交代过整理“红色新政权”主任田法官的黑材料等“问题”，也学会了避重就轻，加以深挖文革站队错误的阶级出身根源，自己再戴上一顶出身大帽子，承认站队立场错误，我的“检查”，渐被机关运动操控者认可，挨受的批斗暂缓。 67年的六月中旬，区级机关被揪斗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被集中到四方区北岭的马莲山“五七干校农场”，被集中改造。我在近二十人中最年轻，一度被指定为“蛇神队”临时负责劳动分配的组长，接受干校老毕和造反派尹领导安排。文革中，我们被视成另类，在北岭马莲山坑道山洞内外，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挨斗挑粪岁月，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相交相知，值得忆叙。 四方区的“五七干校”，由自称“山大王”，被“靠边站”，与“蛇神队”已划清界限，“洗心革面”后的18级区文化科长老毕，管理着干校百十亩苗木梯田，他一个人在山上吃住，在路线斗争立场转变后，负责监督着区级机关“蛇神队”的改造劳动。 五七干校里的学员，都是四方区干部业余学校那些有政治历史问题，但还未被“正式揪斗”的靠边站的教师，他们没有“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只能在自我批判中不断反省，属于“推一推，拉一拉”的改造边缘对象。只要干校学员，唯唯诺诺，没有明显的反抗意识，就可平安无事，他们上午来，下午走，自带饭食，仅参加政治学习讨论，或由老毕分配一点苗木培植的零星杂活，还有点小许自由。 机关里的尹奉金是“随风转”的造反派骨干，三两天骑着个造反派配发的红色摩托车，来“五七干校”里上传下达指令，或对干校学员进行所谓学习督导，或对我们这些被监管改造的“蛇神队”成员训诫，或与老毕交流检查“蛇神队”监督改造的动态，即回。 我们“蛇神队”与干校学员们遥距山坡约百余米，可望不可即，但路遇时彼此不敢有丝毫的搭腔动作，唯恐牵连到他们的阶级立场，只能孤零零地待在与西山废弃干道旁的山洞里。大家同病相怜，抱些干草，放在“牛棚”里，充当坐垫，以避地下透过的阵阵寒气。山洞内黑漆漆，阴森森，名副其实的伸手不见五指，每天大清早要报到，中饭自带，下午五时半才能离开洞穴回家。期间，早请示，晚汇报，加上不断地“请罪”、“交代”、“检查”，下山接受批斗，让我们“蛇神队”里的每个成员，都充分体验到“写不完的检查，站不完的队，流不完的眼泪，请不完的罪”的政治囚犯待遇。 每天都要从山下农村大队的大粪发酵池边，往返多次挑着一担大木桶粪尿，每担重有八九十斤，沉甸甸、臭不可闻地爬山蠕动，中间还需休息两三次，否则体力不支时，极易发生意外。登抵山顶后，还要再沿着环山梯田，逐个向坑洞里的果树苗边舀浇粪水，除此之外，区里的万人批斗或基层各街道办事处对口单位的千人批斗大会，则必须随叫随到，提前接受包括肉体在内的各式文革“教育”。 “蛇神队”人物形形色色，年龄最大的是文化馆的图书管理员、全总工会陈少敏的胞弟、1928年参加中共的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成员之一的老孙（聿修）；老金（又新）、老马（中一）是青岛职工四中的右派分子，文革被关进牛棚，在劫难逃。 在同命运、共呼吸的四方区马莲山干校岁月，我们这些被革命者专政的“众矢之的”，汇聚在这阴暗的石洞里，成为尚未入土的“新山顶洞人”。除从早到晚在山上山下不停地挑大粪，或被文攻武卫棒子队押送着去接受临幸的“喷气式”批斗外，大家只能坐在石洞内，背诵语录，或“面壁思过”。山洞里酷暑闷热、蚊虫叮咬不绝，连闭目养神也不得片刻安宁，夏季出山洞时常遇有暴雨瓢泼，寒冬时还要承受透入骨髓袭来的阴冷，大家只能一忍再忍。即使五七干校有学员路过，他们都不愿向这“石洞”里，多投一瞥，人们难以忍受这丝毫不亚于牢狱的环境，惨状无须赘述。 这种栖身条件下，许多“走资派”无精打采，垂头丧气，“牛鬼蛇神”们个个提心吊胆，人人自危，唯恐言行疏漏，被内部欲“戴罪立功”者告密，会罪加一等。在令人窒息的群众专政气氛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还在谈笑风生，貌似无“忧”无“虑”，并不安分，我是其中之一，原因是自己年轻，系非党群众，既无官，又无党票之累，并不担心有受除分问题，对路线批斗更蛮不在乎，被揪斗“坐飞机”后，回到山上，依然哼唱着七十年代那“夜半三更吆，盼天明，寒冬腊月吆，盼春风……”那首时兴电影歌曲《映山红》，以舒展心中郁结，期盼文革结束，“天明”到来。一些年长的好心“神仙”，常提醒我“都到何时候了，还不知天高地厚！”；我在劳改队中，当时只有27岁，说话较为随便，由于无政治历史与生活作风问题，只是文革观点不同和出身站队的立场错误，我的问题性质“定性”，并不取决于机关本身，即使有人打小报告，称我“不老实”，我也只是换来上台陪斗示众而已；老金像被揪斗前一样，说笑依然，是个无忧无虑的“乐天派”，不时以妙趣横生的幽默，逗人强颜苦笑一番，他说“人家说这里是‘鬼蛇之洞’，我看是个‘神仙洞’，大小神仙过海，各显其能，我是个老右派，老运动员，帽子一大罗筐了，是过来人，早就老老实实，认错服罪，接受革命群众监督，该怎么批判、处理，都接受……”，有人称他是个“熊话篓子”，他嘻嘻一笑，自称是“革命乐观主义”，泰然处之。即使被人汇报，干校负责人任某也只是批评几声“有的人不接受改造，说怪话，你们不能乱说乱动，要规规矩矩，重新做人……”。 文革后，老金调任青岛市政协副秘书长，市民革驻会专职副主委；老马则以他的炮兵测量学专业特长与实绩，在房地产开发中，时来运转，技术经济上得以大放异彩；其它“洞内成员”，多数恢复职务或部门分流后升迁，或如我那般，打报告转业它就，另谋出路，成就了这些当年“山顶洞人”们，另辟途径的后半生。 实际上，当时“蛇神洞”里被称“叛徒”、爱打小报告的欲求解放者，也就是心照不宣的那一两个人，或许其人品的本身就是中国人群中某种劣根性表现的代表。他们大不了汇报我们这几人在“抗拒改造”，“对红色新政权不满”，“散布市面上的小道消息”， ……。我们几个“死硬派”，只能对其敬而远之。为求得精神减压，老金、老马经常叙说典故，以搏强颜欢笑，这是“天涯沦落人”们，在文革凄风苦雨中的另一番情趣。 运动中我们受难人只要没有政治历史、生活作风等原则问题，对干部政策，心知肚明，不在苦海浮沉中求乐，调整好个人心态，寄望登上明日彼岸，难道还真能“自绝于人民”？这既是当时的实况，也是渡过那段人生劫难时的力量源泉，是培养锻炼个人苦中求乐情趣的一段现实经历！ 1968年12月寒冬中，青岛市组织引黄济青工程，我们被强制去女姑口挖河修水库。在临时搭建的四方区万人批斗大会上，我被揪斗台上示众时，因不甘含垢受辱，与捏造事实的“揭发”求赏者，当众顶嘴，该一时气盛之举，让大会发言求赏者，难堪得无法下台，被主持会议的区革委会主任田法官视为阶级敌人在“反扑”的新动向，指令文攻武卫的打手们，将我拖至僻静处，着实挨了一顿狠狠的“棒子炖肉”，打得皮开肉绽、鼻青脸肿，后被老杨搀扶着，乘郊区列车回了家。 第二天我无法参加挖河，还被棒子队从市南区伏龙山家中强制押解到七、八十里外的女姑口挖水库工地，监督劳动示众，吃了不少眼前亏，这个人生奇耻大辱，耿耿于怀，经久不散。 我在“劳改队”作為被专政的“残渣余孽”，度过了1968年的夏、秋、冬三个季节，接触到历经沧桑的各类人等，他们见我坦诚直率，也能谈上几句真心话。譬如老马系民国时期的中央军校炮科毕业，东北战场起义，编入解放军炮一师司令部任职侦察参谋，入朝参战中，屡有建功，56年回国后转业为测量学教师，后被打成右派分子劳教，解除劳教后，不服政治结论而不断申诉，反复摘、戴帽多次，公开诉说教养改造时的种种磨难，使我知晓到许多铁幕后的凄惨真相；文化馆老赵，系黄埔十三四期的中校团副，淮海战役被俘释放回青，改业美术，是青岛市著名艺术家，老实厚道，谨小慎微，屡劝我不要乱讲话，即使如此，不经意中也流露出四十年代内外战场上较量各方与媒体报道泾渭分明之判读；老陈是公安出身的入城老革命，四清下台局长，他对那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适用中如何能“回家过年”的反向新解，让政治愚钝者顿开茅塞，比照文革运动，使我对威权诱供、逼供伎俩，有了深入警惕；前区长老赵是1956年的行政16级区长，参加镇反、肃反、反右和文革前，一直是中共区委领导小组成员，熟悉运动领导者的政策策略，常向我私下分析坚持原则、应对棒子队拷打逼供的方式方法；陈少敏的胞弟老孙（聿修），是1928年加入中共的老人，57年授上校军衔，任山东军区后勤部要职时，因1931年济南反省院六年“叛变自首”问题，转业青岛，安排在区文化馆干图书管理员，以行政14级待遇供养起来，是中共著名“六十一个叛徒集团”的成员之一，常向我叨念适用中共政策的“苦水”，及诉说不同时期内部政策的变幻无常，并联系文革现实，使我对“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认知……。 1968年新山顶洞人里的“蛇神队”生活，是我在读马莲山社会大学时的最好经历，它让我对中共党的干部政策、组织路线，乃至社会现实中的正反方面，学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书本之外的知识。 1969年2月下旬，我因桀骜不驯，不老实接受“改造”，被机关“文攻武卫”从“蛇神洞”里揪回机关批斗。为防止四方区干群“九大”期间有人串联上访，我被关押在区政府二楼北面会议室，隔离审查了半个多月，失去自由。当时年轻，对“造反派”的“隔离审查”不理解，经几十年阅历，才明白这一“光荣传统”，都是权力者一脉相承的维稳措施，与是否处在文革时期，并无关联。新世纪里众多访民“两会”期间的被直接拘禁关押，即为例证。 中共“九大”结束后，为隔离监控需要，机关造反派将我重新安排到工业局下属工厂里监督劳动。因车间冲床操作不慎，左手拇指险些致残，后工伤休养，直到上级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十条》后，1972年我才重新回归机关工作。 那时，我尚值青春鼎盛期，始终怀有发挥海洋捕捞专业特长的信念，在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后，自己多次向有关部门打报告，要求调整工作性质，终于调入专业科研干部归队序列，移辙了人生之旅，为后来我走向书写法治报告文学之路，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