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 母 遗 训 指 路 明

                  慈 母 遗 训 指 路 明

 

                            芮少麟

 

      小引：这是笔者多年前忆念母亲生前留言的一篇未毕文稿。近来，84岁后，体能及记忆力，似有衰减，耄耋之年，于居住国入籍，再阅此文，感慨诸多，聚涌心田，遂逐一检点，修改定稿，以感怀慈母临终前的教诲。

 

 

      1972年2月，母亲在被文革与癌肿浸润的双重煎熬催逼下，久卧病榻。一日，她在被抄家抢房逼迁蜗居的阁楼上，勉强起身，望着窗前伏龙山上那几寸厚的皑皑白雪，心知来日已无多。瞻前思后，心事重重，凄情遂起，继想两个小女儿，于无休止文革中只能居家待业，尚未自立，人生出路的希望安在？另个子女大学和研究生毕业分配在外地，难得聚首，子女皆未成家，她自己更无力以虔诚与敬意，来忏悔记录被压抑及剥夺信仰的后半生……。凄情之下，她只能强忍日趋加重的病痛，以感叹人生、袒露内心凄悲的二十余首遗诗，忆念父亲，寄望子女，向少不更事的五个子女，尤其是面前我这性躁心粗的长子，舐犊情深地叮嘱留别。

  

      由于所处时代环境与所受教育不同，即使是所谓出身卑贱的子女，永远也无责难父母生育自己的权力。文革中期，慈母身形日趋消瘦，她字里行间透显的细腻情感与孤独悲切，跃然纸上，让身负家庭长子重任的我，痛不欲生，心声共鸣，久难释怀。

 

      母亲平静却又心碎的遗诗中，既有悼念先父的“冬尽春来又一年，满腔心思向谁言，伏龙山下双修馆，人去楼空一怅然”，还有谆谆教导两个大孩子的“志大才疏年太轻，萧兰不辨伪与真，舌敝唇焦言多少，总说鱼目是珠精”，乃至嘱托五个子女的“莫教伏龙山上月，笑汝负娘万缕情！”等语重心长的诀别话语，其用心良苦，寄托遥深，亦成为日后影响鞭策我等拓宽视野，建树相对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于奋力工作外，撰写家庭传记、纪实文学习作的指路明灯。

 

       先母黄哲渊(1911—1972)，祖籍湖北广济，中学教师，篤信基督，獻身教育。早年在中国著名教会中学——九江儒励女中、金陵女大、上海光华大学，接受过系统教育及普世价值观的洗礼，1937年6月她完成教育心理学专业学士论文答辩后毕业，任职武昌工部局圣希理达女中从教。抗战爆发后，她规避战火，辗转于汉、港、沪、平等地的基督教的教育机构工作。1941年春，她辞去时人称羡的基督教北平女青年会教育干事的职务，走出沦陷区里有着牛奶咖啡弹簧床的美式象牙塔，蜜月里奔赴极其艰困的鲁南敌后游击区，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

 

      1942年春，她从苏州产后百天，抱婴随夫，辗转脱离沦陷区，以“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情怀，跋山涉水，参与了千百万同胞辗转奔赴陪都重庆的人生大转移，即使蜗居歌乐山茅屋的含辛茹苦，她都不曾有过丝毫的怨悔，并将这前半生的经历，刻留在1948年她于青岛由王统照、萧继宗先生作序出版的自传体《离乱十年》里。

 

      城头变换大王旗后，她又不得不替枉陷政治嫌疑刑案的父亲，向山东省人民政府和青岛市法院，再三书面申诉，申辩冤情，在携扶父亲雪夜渡断桥脱难的同时，她继续以教育奉献为宗旨，春蚕红烛，勤奋毕生，有过“桃李满天下”的自豪和教书育人尊严。

 

      母亲在艰难的饥荒年代，带领全家度过悲情岁月，1965年送走久卧病榻的父亲后，她以自己后半生的政治运动经历，与文革梦魇，硬挺到遭难期的1972年，再也经受不起那没完没了的清理阶级队伍与癌肿的双重熬煎。在写完二十余首遗诗后，她从容、平静、慈祥地面对主的召唤和悦纳，卧床十余天，那时慈母癌病扩散的凄苦与磨折，已令我不忍卒睹，她那六十二年的生命风帆，已再难撑起。

 

      清晨，我在慈母床沿，她硬撑着一夜未眠的病体，竭力让我扶她起身，将头依偎在我左肩，我知她弥留的大限将至，我们皆已无泪可泣，她脒着眼，在朦胧中，哀喃叨念着先父名号，伴随着她拼尽的最后一丝气力，吐口的是“我愿和你们在一起”这几个字，于青岛市南区的伏龙山陋室，黯然西去。

 

      母子情深的大厦崩塌后，天人永隔，母爱慰籍已去，对她依恋的岁月也消逝不再，这天伦之乐难再聚首的离别，我痛惜万分，百感交集，她也成为追随父亲而去的又一位文革时代的被奠祭者，撒手离开了那臭老九们多灾多难，难得瞑目的悲情尘世。

 

      文革中期，作为长子的我，潸然泪下时，只能用“天堂相见再续缘”的默默祈祷，领着留在青岛的两个妹妹，与慈母诀别，愿她与父亲逝去的灵魂，尽快相聚，并伴携着我们子女同在。

 

      父母一生饱经时代忧患，苦难过早夺去了他们的生命，成为对身心极度疲惫和忧郁寡欢的一种解脱。他们追求民主正义，和对文化教育事业热爱的身教，也成为我的人生榜样。

 

      惨不忍忆叙当年，亲情的感知虽已不在，但自己若能续写出两代人的经历情感，及周边时事，是身为长子的心结。父母曾把文学梦想，写留在落寞中，分别以默言或有语的终局，结束了各自的人生谢幕。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于文坛出版遗存的《神州游记》、《莽苍苍行》和《离乱十年》、《产妇日记》、《中国女子教育新论》等几本各自的代表作，也标志着父母人世游的不虚此行。

 

      父母虽永结同心，但常经悲欢离合，更难到地老天荒。毋庸讳言，父亲1965年五十六岁时，以无言的悲戚，怆离人世，慈母1972年于苦痛中迸力道出的“我愿和你们在一起”遗言，慈祥展示出天下母亲，在极度悲伤无奈下，对子女的朴实之心，和永难舍弃的爱。

 

      我觉得在中国大陆，任何有信仰者对父母养育之恩的缅怀，甚至忏悔，只有在老之将至的最后忆念中，才能毫无顾忌地用类似她“莫教伏龙山上月，笑汝负娘万缕情！”等即将奔赴天国前的情感寄托，一气呵出，也只有在这时，再也没有挨受政治运动整肃、划清思想界限之类的惶恐与虑惧，此种“万缕情”的流泻，才会更全面，更真实，更奔涌。他们的寄望，当然与其人生观是密切关联着的。

 

      我到了晚年，才逐渐体会到母亲遗诗里所言“志大才疏年太轻，萧兰不辨伪与真，舌敝唇焦言多少，总说鱼目是珠精”的比对内涵，再着眼于自己接触到地球村的许多地域人们，在追求社会公平及向往生活质量、素养和做人权利尊严上的巨大差异，及不同价值观时，对先人当年把握家庭命运走向时的书生意气，究竟是怨天尤人，抑或是追悔莫及，那种复杂情感的交相汇聚，确难尽述，毕竟这些都是难以思忆的往昔。

 

      父母亲在上世纪三、四十代的中国文坛，曾留有过丝丝足迹，在一个充满战乱、动荡、压力、无常、忐忑自危数十年的漫长时代，社会制度、教育理念相异，感受不一，但他们并未放弃肩负的国民道德追求和责任，没有随波逐流参与中国式的党争内斗，没有在初始的南渡北歸及嗣后十数年的政治运动中，为个人需求，过甚的犹豫煎熬，没有与愚弄人们的卑劣行为意识，同流合污，随波逐流。他们在文宛里、讲坛上、社会中，各自默默付出，象诸多同代人那般，成为奔波动荡时期里的过客。

 

      在碧海蓝天、红瓦绿树的青岛客居，父母刚刚尝到文人安定写作，与出版硕果的苦乐兼收，他们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心中蕴蓄着表述人生世态的理想萌芽，正蓄势待发，如母亲1948年在《离乱十年》里所述“继续写作，办好、发展乾坤出版社”，成为他们梦绕魂牵的幼稚所在。但白云苍狗般的命运变迁，与带来系列惆怅的无奈，及后续的摧残磨难，与黯然神伤，又接踵而至。

 

      1946年中国近代文官考试中，由行政院与考试院联合对抗战前的三届高等考试及格人员予以县长挑选试中，父亲应考后虽获第一名及考试院戴传贤院长的手书训文嘉奖，名噪一时，但基于母亲后来唯恐“得罪人”的规劝，父亲最终舍去县长履职，全家依然留在青岛。他们一生都以助人施恩、服务社会为做人职责，后半生却都未能心绪安宁，为坚持自己的信仰，捱过持续多年的整肃，郁闷压抑，落寞以终。

 

      他们类似中国文学史上一些著名诗人的命运多舛那般，天不假年，华屋山丘，两位老人在五、六十年代的寂寞中，相顾惨沮，伴随着他们的是梦幻理想的夭折，和哀莫大于心死般的消沉，哀戚之伤，永难愈合。他们离别人世前，华亭鹤唳，已难释遥望故土之愿，悲愤离开这无尽长夜，离开我们这五个子女，也离开了他们为之眷恋的文学教育事业。

 

      青岛，近代文坛里有着琴岗的美誉，在学术事功上，父母的落叶归宿，也体现在“梦断琴岗”这四个字上，成为中国历史列车转向时，被过早毁掉的一代。

 

      目前社会上流传有“家中不挂死人相”的创新之说，该说法不知源于哪位专家之口？我只知道悼念自家先人与至亲，悬挂着与他们在一起的照片，是中华民族体现的一种人情与美德，这种对亲人发自内心真实情感的崇尚与忆念，是一种体现灵魂与精神上的难得离分，具有承上启下的教育意义体现，否则，数典忘祖也不会成为人所共知的贬义成语，使用至今。

 

      我对与先人离别泪崩时的点滴情景，还一直犹记铭心，始终难忘。父母的灵骨盒，从历经文革到后文革的1999年我们青岛市的花园楼房祖屋被人民法院先予执行强拆时，它日夜伴随着我已数十年，祖屋被公权强制拆迁后，它们长眠安息墓穴碑阴篆刻着的“文曲彰金陵，飞天陨琴岗”十个金字，已显然示出他们磨灭不掉的人生经历与价值，与儿孙之辈对他们的缅怀之情。

 

      1946年夏，父母带着刚由重庆返归青岛的我，在观象二路的圣保罗教堂，让我接受了杨牧师主持的基督教洗礼，母亲1972年遗诗中隐晦识别价值观的叮嘱，及“莫教伏龙山上月，笑汝负娘万缕情！”等诗句，已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她的殷切期望。

 

      这些家事，是母亲留给子女的耳濡目染，文革中父母的手稿文迹，被上海交通大学八系三班研究生红卫兵，千里来青岛破四旧的红祸，毁佚殆尽，父母1939---1941年的两地书未能及时出版，家中当年甚至连作为生活费的400余元，都被这几个厚颜无耻之徒称道“路费不够了”，顺手牵羊，劫掠而去。五十年代中期父亲著写的长篇《陆游评传》书稿，当时还被带到上海交通大学，作为“破四旧成果”展览会上的“战利品”展示过。

 

      这些亲临过的劫难，已留在我的脑海，是家庭刻骨铭心的时代遭际点滴，将母亲的叮嘱和两代人的百年历经往事，忆录留迹，是亲人离世后留在我成长期中无法开解的悲恸心结，是历经时代已镌刻进历史、难以磨灭的过往，要让后人知道这些痕迹。

 

      先父母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曾述念过明代于谦（忠肃）的《石灰诗》云：“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青白在人间”，诗很形象实在，有哲理，它道出了做人要有象“石灰”那种值得赞扬的节操与风骨，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父母还屡屡提到胡适先生《四十自述》鼓励人人写自传，“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新路”的时训，但这些寄语也只能是在真正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民主社会，才能实现。记得季羡林先生在恩师胡适墓前曾痛心疾首地落泪追悔当年未能尽从师言，在《牛棚杂忆》中将文革伤痕，刻骨铭心地记留下来。然，先父母与我们子女，只是时代进程中连个人命运走向，都难拿捏的同代过客，又何谈记录时代罹难真相的苦痛奢望? 我未学过文学写作，果断离去故国后，于耄耋之年能用普通访民的这支秃笔，刻录下时代掠过的点滴风云浪花，实属至幸。

  

      我中年时，深感大陆某些情势的变幻无常，父亲政历错案若不及早纠正，重版先人旧作，将成奢望。我紧抓司法政策落实机遇，取得青岛市中级法院再审平反的（85）刑二再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后，使父母阐述家史的《神州游记（1925——1937）》、《离乱十年（1937—1946）》等记叙个人前半生的著作，2005年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及上海远东出版社相继重版，而我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传记《重吻大地——我的父亲芮麟》，也完成了慈母“要留清白在人间”和“莫教伏龙山上月，笑汝负娘万缕情！”之托。

 

      笔者曾近二十年艰辛赶赴紫禁城，为诸多弱势民告官者仗义执言，寻求有法必依的法治和被人民法院未经庭审、先予执行强拆花园祖屋的再审申诉上访，历经磨难，揭示吐露真情，十多次冲破堵截盘查，迈进最高人民法院，该院立案庭最终以（2012）行监字第646号再审立案。2014年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于青岛市中院主持的再审庭审中，笔者已将被诉先予执行强拆行政案的告申书证，翔实陈述，全盘展现。

 

      当最高人民法院对被诉案再审庭审后，面对其平日习惯性驳回行政诉讼原告再审申诉，实在一筹莫展，笔者又坚决拒绝与鸠占鹊巢、道貌岸然者的所谓调解，最高行政庭的再审主持人为掩饰涉案房屋共有权属真相，继续回避向青岛市房产局调取“拆迁人”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与笔者先母权属共有房产证前提下，回避具文撤销被诉原判，以避免被诉案责任人将为此陷入法律追责等多重尴尬被动下，最高人民法院以独创的“信访终结，不予再审”口头答复，和拒出再审复查裁判文书方式，“手大捂天”，将该案审监程序空转，把该起再审行政诉案，束之高阁，成为中国式拆迁行政诉讼审判监督的著名烂尾隐案。

 

      在这种受害访民求告无门的非正常态势下，我或许是由于受到某种教育的缘故，对欺骗性的答复与蛊惑，还抱有某种幻想，在认识上，一如既往地肤浅。幸亏天赐假年，移地入籍，得以踏上涉外行政诉讼再审和运用中国司法诉讼档案，迈入写作房屋拆迁行政诉讼报告文学之旅。

 

      笔者渐行认识到法纪虚设，有法不依，是法院某些人对非法权力受到蛊惑，不惧坚持枉法的本质原因。行政诉讼原告以在册档案中“裁判者”无法辩驳、盖有法院公章的司法书证，依法质疑被诉再审案件，将这起法官刻意隐匿房屋共有权属证据、对城市原告合法房屋先予执行强拆毁证的隐案，大白天下。

 

      笔者确实不才，在该案维权抗争再审中，目前还未最后拿到最高人民法院对（2012）行监字第646号案关于对该起未经庭审，法院以先予执行强拆裁定，灭毁行政被告违法裁决的原告合法房屋，但被诉枉法判决已被束之高阁近三十年，木已成舟，失信于民的事实，已留存青史，且枉判证据链，清楚在列，无法掩饰。这些令枉法者极度尴尬及庇护者厚颜无耻的丑态已大白天下，暴露无遗，只能在难以遮掩的涉外行政诉讼中，让世人看到其司法演技是如何再次尽显了。

 

      这世界，每人都有他特别珍爱的音符曲调，在生活中难被取代。当人们将撥弄体现苦痛心弦的文字，适时表述出来时，那已生效近三十年的（1999）青行终字第104号《行政判决书》清楚展现的：“经审查，本院认为：……先予执行的目的在于强制拆迁……”，竟被当成一种永恒的中国式“司法真理”，被最高法院行政庭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即使将它避束高阁，这个社会，难道真的如其宣讲房屋拆迁中有那般幸福和谐吗？那些大量难以持续游走于北京府右街周边的赴京涉诉访民们，还能被称为幸福美满的“人民群众”吗？！

 

      依法治国是文明世界的法治趋势，正在滚滚向前。文革后人民法院自上而下、固守先予执行强制百姓房屋拆迁达十数年的司法政策，在2016年违法先予执行被正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单列后，最高人民法院对（2012）行监字第646号案的再审审判监督，也随之陷入极度被动，这正是不在少数的原告受害人之关注所在。

 

      中国行政诉讼中大量原告被人民法院十余年长期先予执行房屋强拆的冤错案被拒纠，其背后法官刻意隐匿原告房屋权属共有证据、触及刑律被包庇的劣迹，这些与民事经济诉讼中被揭露法官集体嫖娼案的曝光，同属中国法官当代见不得人的著名案例，是文明世界司法诉讼中的公知污秽。

 

      我的人生，现已越过了万重山，那两本《蜩蜩梦泪——访民是怎样炼成的》、《案镌耻碑——中国先予执行强拆透析录》是在前述时代背景下，于地球村陆续公开官劫民产诉讼证据及有法不依而出版面世的纪实报告，它与我拟将版行的《百年忆痕暨官劫民产诉讼隐案》这三部证据实录，以博文乃至书籍方式，展示出与人民法院先予执行强拆枉法行径的博弈，已成大陆涉诉访民追寻文明法治的留迹。笔者在文学城海外版《不容青史尽成灰》等多篇博文里，能得到爱心读者恳评，借此文表述，寥致谢忱了。

 

      有言道“山不在高自成峰”，换言之，人有酸甜苦辣咸的多样感受，才叫生活充实。笔者望九之年，将两代人的百年忆痕和亲历官劫民产、鸠占鹊巢的中国式拆迁行政诉讼，按“慈母遗训指路明”的人生教诲，以《屋魂诉鸣》等博文，在尚未被风沙覆盖的文学城网站发表，开解心结，刻留人间，未被封杀，实现维护合法房产的尊严和做人意志，实属不易。

 

      当然，若能实现有法必依，将枉法者所谓“依法治国”的遮羞布剥去，让那些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窃国贼们，原形毕露，实现笔者暮年纪实出版要旨，先父母得以笑慰天国，我的人世游之愿，也谓足矣。

 

 

        下面是笔者遵循慈母遗训，已出版受国际知识产权公约保护的几本作品照片：

 

        笔者年迈，作品照片粘贴技术欠佳，只得后补，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