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贵适志
芮少麟
抗战胜利后，父亲期望和平安定，他依然一琴一鹤，啸傲林泉。他出版发表的“误入名场十二年，一官匏系倘由天。何时脱却樊笼去，涉水登山好放颠”、“清狂只合老江湖，世路悠悠客梦孤。十载为官堪自慰，风怀依旧一寒儒。浪吟自笑太痴生，佳句当前眼便明。不向仕途争得失，千秋角逐是诗名”、“故我清风两袖寒，十年落拓老诗坛。营巢自笑同鸠拙，处世无知直道难。匏系一官慵入梦，蓬飘万里且加餐。吾生除却名山业，都作浮云过眼看”、“健翮依然奋不飞，残灯明灭影依稀。一官冷落贫如昨，千里迢遥梦独归。幻到人情慵侧目，吟成鱼鸟共忘机。征袍掷却飘然去，还我江南老布衣”等诗作，既属借诗文聊以自慰他雁塔题名后的惆怅，更是在抒发“人生贵适志，何要名爵乎”的由衷之念。这种缠绵悱恻境界的演进，和对时事的直言不讳，使他在寻求实现民主抱负的人生路上，为“寻得桃源好避秦”，规避党争，寻求自由写作的学术环境，最终做出留青岛不走，脱离内战漩涡的选择，从而在大局变迁中，铸就了他的后半生。
父亲是被时称为“作者于诗，专主性灵，不事雕琢”的现代山水游记大家，他以“万水千山总是情”的个性化游记文字，在现代文坛上潇洒独行，1946年他有文称“十年来转战鲁西鲁南，浪迹川西川东，跋涉冀鲁豫陕苏皖湘鄂诸省，游踪半中国，一官役役，饥趋天涯，只落得‘百卷文章万首诗’。自怜亦复自笑！山灵有知，或能引我为知己吧？”是他文章里的坦言。其作品笔触细腻，活泼鲜明、诗文并茂，情真意切，悦人心目，久负盛名，时代感忒强，其匠心独运的写作体裁及艺术风格，思想活力与魅力感受，无须人为操作包装，却是时空变幻带不走的一笔社会财富。
一个时代的逝去，它携带着的文学标签，也可能随之裂变消减，乃至消逝，而标志着中国千年色彩的旧体诗之时代演化，在当今式微后又将如何？它除依然受到人们喜爱，又在文学创作上有何深层次的消蚀改变或积淀？应予关注。人生在世，各自有志，贵在适志。父亲读书勤奋丰富，除儒学经典诗词外，王阳明、胡适的近现代著作，他都尽力涉猎熟读，这从《神州游记》他的自述中，可略见。
父亲是理想主义文化人，在充当文坛过客时，对诗文创作，特别是山水文学和诗歌创作方面，孜孜以求，锲而不舍，他将兴趣爱好与勤奋天赋的结合，付诸实现，成就了文学人生，并获得点滴成就。他的前半生，以“江南驴背客”自诩，绾住年华游天下，绿水青山总是情，写下诸多描绘壮丽河山的诗文，承载着他的人生欢乐与忧愁、希望与失望、苦痛与尊严，即使1935年参加高等考试前，他在默默耕耘中，已体现了文化人的价值，在现代文坛，曾有过点滴影响。他早年在无锡揽胜时，在名祠题写的楹联，经岁月淘洗，已辑入相关典籍，录进互联网供人欣赏。他没有蹉跎、游戏人生，无应时之作，而以“白云山岳皆文章”等一些文情并茂的作品，无愧于心。他个人为之倾注毕生精力的文苑生命，和创作才艺的蒙尘湮没，是一种时代悲哀，而他在山水文章里的自言，和诗文表述，亦是他的适志之语。
父亲早年天马行空般地山水揽胜，既是心灵游弋，亦是他对诗艺的锤炼。他用前半生的诗作，打造自己的现代山水文学品牌，和相得益彰形象。若非战乱所致和世道变迁，乃至思想梳理上，缺乏对政治的敏锐观察，缺少更宽阔视野和理性分析，他以诗人灵性和源于草根出身的质朴，面对社会，父亲确实失去过更多的人生机遇，否则，其文学创作，或许还能走的更长、更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蛰居家中，渡过晚年。这一时段，他无声无息，尚能按预定目标，我行我素，默默奋筆，这段稍微安定的时日，是其文学创作盛期，然欲要图书出版，却只能是脱离政治现实的书呆子般的望洋兴叹。
他晚年诗文日记的写作风格，较之青壮年时期，已显有变化，虽诗文佚毁，难窥全貌，然从他五十年代中后期自1955年至1960年七遍再读完《红楼梦》不同版本后，每遍的心得笔记中，尚可看到他晚年的痛苦思绪，已显示出颓废侧面。如笔记里他留有：
“……，每读一遍，即有一次新的体会，或深或浅，俱随读者之年龄阅历而不同异。青年时代完全着意于书中的恋爱故事；近年饱经世变，又卧病多年，对于生死离合悲欢之事，亦多澈悟，因知此书旨在点醒寓顽，正告世人荣华富贵固是一场空，即悲欢离合亦是一场空。倘执迷不悟，殊属可怜可笑也！愚兄俞平伯氏所论并非余无是处，至于蓝某（五十年代的山东大学教授——筆者注）如再细读一遍，必将深悔少年文字率尔操觚，诋毁时贤之过也。谨志此感，待诸异日一印证云。
于青岛伏龙山馆楼上之老犹龛 ”
“……，再次读完于青岛伏龙山馆半颠居。深感空空了了为世人解脱痛苦之良药，亦是觉迷澈悟的宝筏。全书之主题，只是空和了，懂得空和了，方能明白人生之意义，尘缘之结局，若山大蓝×辈之说红楼梦，真是痴人说梦而已！俞平伯固是迂夫子，但比蓝某之理解水平，犹差高一竿也！
余自四十四岁而病，四五年来，对人生之真谛，家室之甘苦，始渐渐有所领悟，病前之四十四年，完全在迷梦中度过，即称之曰糊涂虫，亦无不可。而今而后，当精研佛理，对人生归趋，作进一步之探究，不复如过去之盲人瞎马，摸索于长夜漫漫之中矣。
公元一九五六年七月三日上午十一时半 又记 ”
对名著《红楼梦》，世人阅读时各有联想，自然而然。父亲在那种境遇心态下的随笔，内心率直的文字表态，亦不奇怪。往事不堪回首，拳拳之心，天日可表，这一先父逝前文字的留迹例证，只是他人生受磨折后，向消极与颓废消减的溢于言表，而非真正的大彻大悟。
父亲下半生的诗文书稿，虽无发表出版机会，但基于自信，幸未从根本上动摇他的文学创作情结，其写作方向，未被名利所困，亦较少受到无谓制约与干扰。1965年他临终前，母亲说其呆滞眼神里闪烁的泪光及呈现的内心痛楚，只是一种凄凉与无奈，最终客死他乡，没能认祖归宗和入土为安。父亲因后半生的诗文书稿未能发表，抱憾终生，然经他有序整理，曾完整留存于家人手中后辞世。后人却未能子继父业，使其圆梦遂愿，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及九十年代末期的圈地强拆风潮，竟连他所遗诗文书稿，子女也未能侥幸留存。这人亡劫未了的苦痛灾难，是两代人的遗憾，父亲生前无论如何也预想不到。这一古今中外的时代特有悲运，与父亲人生轨迹相联，也不只是他个人的遭遇，这些实迹，将无法从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磨掉印痕。
人的生存境遇，是决定生命寿限极重要的因素。父亲诗文里曾有“一生傲骨为诗贫”的自述，感叹过唐杜工部晚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的境遇，而他人生理想与现实差距的困惑，却从未向家人罄尽过。这当是他与二十世纪下半叶客居海外、未经历过人间“炼狱”的钱穆、林语堂、谢冰莹等同代文化友人，所呈现中国同期文士命途的千姿百态，不同梦想，抑或是父亲无奈于命运的一些使然。
以钱穆、林语堂、谢冰莹为代表的上世纪诸前辈，是有海派文化底蕴的学者、作家，他们毕生的勤奋造诣和人生之路归宿，自有定规与收获。而像父亲那些持以自由观的文坛草根漂泊者，只是三十年代里涌显出的一批诗人、作家，他们昔日所成，与嗣后忐忑自危下的哀歌切换，及才艺挥洒的破土维艰，也成为历经华屋山丘的早年文化名人，在东海扬尘后，鸿飞杳杳，成为海西牌文学创作，未能尽如人意的尤悔憾殇。
父亲一生有机会读书，在不算宽裕的环境里，心态相对从容，知足常乐，并从读书作诗中，得到人生贵适志的欢欣，“能读书即有福，教子女即创家”，他以诗书立业，孝悌做人，为国家，为民族和社会，有过点滴奉献。他晚年有语：“人活着，对金钱地位感兴趣，或对高尚事业有志，目标不一，生活方式必然有异，不足为怪，这是由人生观决定的”。即使他后半生遭漠视，仍以唐王昌龄那“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句，为其近体诗写作情操不变的信条，其文学作品未能追求时尚，不趋炎附势，最终，以悲情色彩走完他最后的人生路。
父亲诗中“粗茶淡饭一家安”的鲜活、中肯，道出其人生哲学。他在自言“歌诗亦足傲王侯”的人生贵适志上，还真有点象人们所唱“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伊人飘香，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此情长留心间”那般。
《重吻大地》等书，铭记了父母亲的经历时代，是尘封已久的文史典籍，是用他们的生活、历史、悲伤、欢乐、文学作品及较重大人生经历等剪影素材和随笔诗文写成的。它既是父亲诗文创作的体现，也是被称为“小资情调”内心境界的回放，尽管它还远未达到今人所言“书若欲买不论金”、“好书不厌百回读”的层位境界，尽管当今诗学不兴、文风已变，但毕竟这是一个时代的文人生活记录，是一次打破宿命论的尝试与超越。
父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文学写作数量并不少，只是难有发表机缘，惜文革时其诗、文、书稿尽毁无存，人们未能识面。在当今民主、平等话语权基础上，强调传主人生特色，让读者尽量能欣赏到他于现代文坛特立独行的写作特点与亮点，是笔者著写先人留迹的目的。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耐人寻味的是成就唐代贺知章、白居易、王昌龄、王维、韩愈、岑参、柳宗元、元稹、张继、杜牧、李商隐等人万古诗名的，并非靠他们进士及弟后的王朝仕宦政绩，立足文坛，而是其文学作品之美，被时代社会普遍认同的这一因素。但在中国当今现代文学受“二元对立思维”影响及被扭曲的畸变年代，即使是人生历程脉络清晰的炎黄子孙，一旦被标识上“非我族类”之烙印，仿佛被刻进宋代元祐党人碑那般，给当事人及关联者造成无可挽回的影响伤害，则比比皆是，有目共睹，无所不在。
在“人生何必处处计较太多，成败得失不用放在心头”的训喻下，“沉默是金”，已成当今诸多知识分子的谨慎选择。中国的长期国情和文化出版氛围，对一批特定文坛过客设置藩篱及“断代限进”的现实，使父亲在文学事业上最终壮志未酬，却被误读。这促使笔者在饱经文革磨难后触发深思，切身体会并醒悟到努力解脱历史冤案给先父造成的羁绊，已成当务之急，后终获复名圆梦。
父亲呈现文学信念和价值观的愿景，通过其诗文，跃然纸上，但在文学被作为政治诉求附属品的潮流中，已渐趋萎缩。一个时代的文学和文化，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摆设，而是国家与民族全方位的精神显示，是作者的人生情结。父亲一生的写作与文学追求，难得梦想成真，但无愧时代，他从发自内心的诗文创作中，得到一丝丝慰籍。《重吻大地》选取他包括《莽苍苍行》在内的一些格律诗，题材广泛，无论山水田园、赠友送别，还是思乡怀人、吊古伤今，乃至感念国是、书剑飘零，都有传统承继，和时代特色，却未有虚伪失范、顶礼膜拜、和庙堂式的语言，是他手写余心，留有余香，是父亲诗作被时人欣赏之因。
这种人生贵适志的得以留迹，彰显出更多的一分真诚，值得庆幸。若能从事自己励志的钟爱事业，或完成一部将个人经历真实记录下的文学作品，其意蕴多多，舒畅惬意，或许是父亲说过的那种幸福和快乐。先父母曾被时代离弃，却未被完全遗忘。所以，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革中几近灭绝的震惊与反思，更值得忆录。
鲁迅先生上世纪20年代曾有言“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他在考察中国历史后，深感的是中国人经受着比其它民族更多的经久不息的来自王的屠杀，来自匪的屠杀，常常觉得，这样的社会“并非人间”。那种扼杀人性的残酷斗争，常令生者哀哀，死者凄凄。鲁迅先生从社会学角度，得出的结论，或许会给后人提供更广阔的遐思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