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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贵适志

(2025-07-07 19:57:14) 下一个

                  人生贵适志

                     芮少麟

  抗战胜利后,父亲期望和平安定,他依然一琴一鹤,啸傲林泉。他出版发表的“误入名场十二年,一官匏系倘由天。何时脱却樊笼去,涉水登山好放颠”、“清狂只合老江湖,世路悠悠客梦孤。十载为官堪自慰,风怀依旧一寒儒。浪吟自笑太痴生,佳句当前眼便明。不向仕途争得失,千秋角逐是诗名”、“故我清风两袖寒,十年落拓老诗坛。营巢自笑同鸠拙,处世无知直道难。匏系一官慵入梦,蓬飘万里且加餐。吾生除却名山业,都作浮云过眼看”、“健翮依然奋不飞,残灯明灭影依稀。一官冷落贫如昨,千里迢遥梦独归。幻到人情慵侧目,吟成鱼鸟共忘机。征袍掷却飘然去,还我江南老布衣”等诗作,既属借诗文聊以自慰他雁塔题名后的惆怅,更是在抒发“人生贵适志,何要名爵乎”的由衷之念。这种缠绵悱恻境界的演进,和对时事的直言不讳,使他在寻求实现民主抱负的人生路上,为“寻得桃源好避秦”,规避党争,寻求自由写作的学术环境,最终做出留青岛不走,脱离内战漩涡的选择,从而在大局变迁中,铸就了他的后半生。

父亲是被时称为“作者于诗,专主性灵,不事雕琢”的现代山水游记大家,他以“万水千山总是情”的个性化游记文字,在现代文坛上潇洒独行,1946年他有文称“十年来转战鲁西鲁南,浪迹川西川东,跋涉冀鲁豫陕苏皖湘鄂诸省,游踪半中国,一官役役,饥趋天涯,只落得‘百卷文章万首诗’。自怜亦复自笑!山灵有知,或能引我为知己吧?”是他文章里的坦言。其作品笔触细腻,活泼鲜明、诗文并茂,情真意切,悦人心目,久负盛名,时代感忒强,其匠心独运的写作体裁及艺术风格,思想活力与魅力感受,无须人为操作包装,却是时空变幻带不走的一笔社会财富。

  一个时代的逝去,它携带着的文学标签,也可能随之裂变消减,乃至消逝,而标志着中国千年色彩的旧体诗之时代演化,在当今式微后又将如何?它除依然受到人们喜爱,又在文学创作上有何深层次的消蚀改变或积淀?应予关注。人生在世,各自有志,贵在适志。父亲读书勤奋丰富,除儒学经典诗词外,王阳明、胡适的近现代著作,他都尽力涉猎熟读,这从《神州游记》他的自述中,可略见。

  父亲是理想主义文化人,在充当文坛过客时,对诗文创作,特别是山水文学和诗歌创作方面,孜孜以求,锲而不舍,他将兴趣爱好与勤奋天赋的结合,付诸实现,成就了文学人生,并获得点滴成就。他的前半生,以“江南驴背客”自诩,绾住年华游天下,绿水青山总是情,写下诸多描绘壮丽河山的诗文,承载着他的人生欢乐与忧愁、希望与失望、苦痛与尊严,即使1935年参加高等考试前,他在默默耕耘中,已体现了文化人的价值,在现代文坛,曾有过点滴影响。他早年在无锡揽胜时,在名祠题写的楹联,经岁月淘洗,已辑入相关典籍,录进互联网供人欣赏。他没有蹉跎、游戏人生,无应时之作,而以“白云山岳皆文章”等一些文情并茂的作品,无愧于心。他个人为之倾注毕生精力的文苑生命,和创作才艺的蒙尘湮没,是一种时代悲哀,而他在山水文章里的自言,和诗文表述,亦是他的适志之语。

  父亲早年天马行空般地山水揽胜,既是心灵游弋,亦是他对诗艺的锤炼。他用前半生的诗作,打造自己的现代山水文学品牌,和相得益彰形象。若非战乱所致和世道变迁,乃至思想梳理上,缺乏对政治的敏锐观察,缺少更宽阔视野和理性分析,他以诗人灵性和源于草根出身的质朴,面对社会,父亲确实失去过更多的人生机遇,否则,其文学创作,或许还能走的更长、更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蛰居家中,渡过晚年。这一时段,他无声无息,尚能按预定目标,我行我素,默默奋筆,这段稍微安定的时日,是其文学创作盛期,然欲要图书出版,却只能是脱离政治现实的书呆子般的望洋兴叹。

他晚年诗文日记的写作风格,较之青壮年时期,已显有变化,虽诗文佚毁,难窥全貌,然从他五十年代中后期自1955年至1960年七遍再读完《红楼梦》不同版本后,每遍的心得笔记中,尚可看到他晚年的痛苦思绪,已显示出颓废侧面。如笔记里他留有:

  “……,每读一遍,即有一次新的体会,或深或浅,俱随读者之年龄阅历而不同异。青年时代完全着意于书中的恋爱故事;近年饱经世变,又卧病多年,对于生死离合悲欢之事,亦多澈悟,因知此书旨在点醒寓顽,正告世人荣华富贵固是一场空,即悲欢离合亦是一场空。倘执迷不悟,殊属可怜可笑也!愚兄俞平伯氏所论并非余无是处,至于蓝某(五十年代的山东大学教授——筆者注)如再细读一遍,必将深悔少年文字率尔操觚,诋毁时贤之过也。谨志此感,待诸异日一印证云。

                                                                               于青岛伏龙山馆楼上之老犹龛 ”

  “……,再次读完于青岛伏龙山馆半颠居。深感空空了了为世人解脱痛苦之良药,亦是觉迷澈悟的宝筏。全书之主题,只是空和了,懂得空和了,方能明白人生之意义,尘缘之结局,若山大蓝×辈之说红楼梦,真是痴人说梦而已!俞平伯固是迂夫子,但比蓝某之理解水平,犹差高一竿也!

  余自四十四岁而病,四五年来,对人生之真谛,家室之甘苦,始渐渐有所领悟,病前之四十四年,完全在迷梦中度过,即称之曰糊涂虫,亦无不可。而今而后,当精研佛理,对人生归趋,作进一步之探究,不复如过去之盲人瞎马,摸索于长夜漫漫之中矣。

    公元一九五六年七月三日上午十一时半  又记 ”

  对名著《红楼梦》,世人阅读时各有联想,自然而然。父亲在那种境遇心态下的随笔,内心率直的文字表态,亦不奇怪。往事不堪回首,拳拳之心,天日可表,这一先父逝前文字的留迹例证,只是他人生受磨折后,向消极与颓废消减的溢于言表,而非真正的大彻大悟。

父亲下半生的诗文书稿,虽无发表出版机会,但基于自信,幸未从根本上动摇他的文学创作情结,其写作方向,未被名利所困,亦较少受到无谓制约与干扰。1965年他临终前,母亲说其呆滞眼神里闪烁的泪光及呈现的内心痛楚,只是一种凄凉与无奈,最终客死他乡,没能认祖归宗和入土为安。父亲因后半生的诗文书稿未能发表,抱憾终生,然经他有序整理,曾完整留存于家人手中后辞世。后人却未能子继父业,使其圆梦遂愿,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及九十年代末期的圈地强拆风潮,竟连他所遗诗文书稿,子女也未能侥幸留存。这人亡劫未了的苦痛灾难,是两代人的遗憾,父亲生前无论如何也预想不到。这一古今中外的时代特有悲运,与父亲人生轨迹相联,也不只是他个人的遭遇,这些实迹,将无法从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磨掉印痕。

  人的生存境遇,是决定生命寿限极重要的因素。父亲诗文里曾有“一生傲骨为诗贫”的自述,感叹过唐杜工部晚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的境遇,而他人生理想与现实差距的困惑,却从未向家人罄尽过。这当是他与二十世纪下半叶客居海外、未经历过人间“炼狱”的钱穆、林语堂、谢冰莹等同代文化友人,所呈现中国同期文士命途的千姿百态,不同梦想,抑或是父亲无奈于命运的一些使然。

  以钱穆、林语堂、谢冰莹为代表的上世纪诸前辈,是有海派文化底蕴的学者、作家,他们毕生的勤奋造诣和人生之路归宿,自有定规与收获。而像父亲那些持以自由观的文坛草根漂泊者,只是三十年代里涌显出的一批诗人、作家,他们昔日所成,与嗣后忐忑自危下的哀歌切换,及才艺挥洒的破土维艰,也成为历经华屋山丘的早年文化名人,在东海扬尘后,鸿飞杳杳,成为海西牌文学创作,未能尽如人意的尤悔憾殇。

  父亲一生有机会读书,在不算宽裕的环境里,心态相对从容,知足常乐,并从读书作诗中,得到人生贵适志的欢欣,“能读书即有福,教子女即创家”,他以诗书立业,孝悌做人,为国家,为民族和社会,有过点滴奉献。他晚年有语:“人活着,对金钱地位感兴趣,或对高尚事业有志,目标不一,生活方式必然有异,不足为怪,这是由人生观决定的”。即使他后半生遭漠视,仍以唐王昌龄那“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句,为其近体诗写作情操不变的信条,其文学作品未能追求时尚,不趋炎附势,最终,以悲情色彩走完他最后的人生路。

  父亲诗中“粗茶淡饭一家安”的鲜活、中肯,道出其人生哲学。他在自言“歌诗亦足傲王侯”的人生贵适志上,还真有点象人们所唱“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伊人飘香,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此情长留心间”那般。

  《重吻大地》等书,铭记了父母亲的经历时代,是尘封已久的文史典籍,是用他们的生活、历史、悲伤、欢乐、文学作品及较重大人生经历等剪影素材和随笔诗文写成的。它既是父亲诗文创作的体现,也是被称为“小资情调”内心境界的回放,尽管它还远未达到今人所言“书若欲买不论金”、“好书不厌百回读”的层位境界,尽管当今诗学不兴、文风已变,但毕竟这是一个时代的文人生活记录,是一次打破宿命论的尝试与超越。

  父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文学写作数量并不少,只是难有发表机缘,惜文革时其诗、文、书稿尽毁无存,人们未能识面。在当今民主、平等话语权基础上,强调传主人生特色,让读者尽量能欣赏到他于现代文坛特立独行的写作特点与亮点,是笔者著写先人留迹的目的。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耐人寻味的是成就唐代贺知章、白居易、王昌龄、王维、韩愈、岑参、柳宗元、元稹、张继、杜牧、李商隐等人万古诗名的,并非靠他们进士及弟后的王朝仕宦政绩,立足文坛,而是其文学作品之美,被时代社会普遍认同的这一因素。但在中国当今现代文学受“二元对立思维”影响及被扭曲的畸变年代,即使是人生历程脉络清晰的炎黄子孙,一旦被标识上“非我族类”之烙印,仿佛被刻进宋代元祐党人碑那般,给当事人及关联者造成无可挽回的影响伤害,则比比皆是,有目共睹,无所不在。

  在“人生何必处处计较太多,成败得失不用放在心头”的训喻下,“沉默是金”,已成当今诸多知识分子的谨慎选择。中国的长期国情和文化出版氛围,对一批特定文坛过客设置藩篱及“断代限进”的现实,使父亲在文学事业上最终壮志未酬,却被误读。这促使笔者在饱经文革磨难后触发深思,切身体会并醒悟到努力解脱历史冤案给先父造成的羁绊,已成当务之急,后终获复名圆梦。

  父亲呈现文学信念和价值观的愿景,通过其诗文,跃然纸上,但在文学被作为政治诉求附属品的潮流中,已渐趋萎缩。一个时代的文学和文化,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摆设,而是国家与民族全方位的精神显示,是作者的人生情结。父亲一生的写作与文学追求,难得梦想成真,但无愧时代,他从发自内心的诗文创作中,得到一丝丝慰籍。《重吻大地》选取他包括《莽苍苍行》在内的一些格律诗,题材广泛,无论山水田园、赠友送别,还是思乡怀人、吊古伤今,乃至感念国是、书剑飘零,都有传统承继,和时代特色,却未有虚伪失范、顶礼膜拜、和庙堂式的语言,是他手写余心,留有余香,是父亲诗作被时人欣赏之因。

  这种人生贵适志的得以留迹,彰显出更多的一分真诚,值得庆幸。若能从事自己励志的钟爱事业,或完成一部将个人经历真实记录下的文学作品,其意蕴多多,舒畅惬意,或许是父亲说过的那种幸福和快乐。先父母曾被时代离弃,却未被完全遗忘。所以,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革中几近灭绝的震惊与反思,更值得忆录。

  鲁迅先生上世纪20年代曾有言“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他在考察中国历史后,深感的是中国人经受着比其它民族更多的经久不息的来自王的屠杀,来自匪的屠杀,常常觉得,这样的社会“并非人间”。那种扼杀人性的残酷斗争,常令生者哀哀,死者凄凄。鲁迅先生从社会学角度,得出的结论,或许会给后人提供更广阔的遐思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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