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大学读书。一天,得知方励之要到北大来做一场讲演,我就慕名前去聆听。那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之前。其时,方励之是科大副校长,与温元凯同为当时著名的改革家。也许为这缘故,北大校方对他很客气,讲演安排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北大办公楼,是北大党委、校领导办公之处。二楼的礼堂,是当时北大最高规格的礼堂。据我所知,凡使用那个礼堂的活动,都必需北大党委办公室的批准。可见当时方励之还是党内的自己人,而且还是红人。
讲演的题目已经不记得了,但记得内容毫不涉及“政治”,而是谈教育改革。印像深刻的是他介绍了一个新概念:教育(education)不等于培训(training)。如果学生在大学里只是接受到一些专门知识,那就只是受到了培训,而不是受到了教育。当时中国的大学,都是照搬苏联模式(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还是“苏联”而不是“前苏联”),给予学生的都基本只是培训,而不是教育,所以要改革。我是第一次听到那种教育观,觉得很新鲜、很有意思。然而却有学生起哄,表示他讲的东西没意思;同时也没有学生起来反对起哄者。方励之大概是觉得他那教育说不受北大学生欢迎,就放弃了讲稿转而讲别的东西,结果更是讲得杂乱了。
那天,我觉得他太过于软弱、太过于讨好学生了。大学生,基本就是些半大孩子,什么都不懂。而北大学生却十分自大,目空一切,动不动就要起哄、造反,其实不过是一种“乌合之众”效应。方励之为人师表,应该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对,可他却一点不敢逆了学生,只想讲点什么学生爱听的好赢得掌声。真是应了蔡元培所说“杀君马者道旁儿”。
过了几年,科大学生闹学运,导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胡耀邦下台,方励之也丢了科大副校长之职,还被开除出党。他也在那条路上越走越远,成了另一场更大的学生运动的“幕后黑手”,终于亡命海外,客死他乡。
话说回来,这一切也可以说正是中国的“教育体制”的失败及结果。起哄、造反的学生正是那个“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
王阳元院士和陈进博士跟“汉芯”事件有关联。来自MIT认为人口控制类似火箭控制的理论是中国最近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的“科学”依据;而现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人口都在萎缩,并不像火箭那样容易控制;台湾连火箭控制都不太行,人口控制更不行了。钱学森院士的农业十年展望是大跃进的“科学”基础。
读些平庸的作品意义不大,问智力低下的计算机语言模型更不行。
所以,方励之教授指出主流媒体分不清地动说和地圆说是错误,非常重要。问题不光在于媒体,科技精英也有问题。就事论事比较好。
你和我父亲大概真的是知音了。哈哈哈
谢谢你如实表达自己的见解。反思,留给人思考的,需要各种记录,真实的。
那一代大学生是“天之骄子”。
不过北大连胡适也哄下去。
又我佩服傅斯年,虽也是五四积极分子,但是没有导向政治,而是仍在学术上用功。
我89年还是在准备高考,只有报纸上看点时事。是个幼稚的中学生。
这两天在读橡溪的六四回忆。
你那时就有此见解,真的厉害。
我读教育,也没有真正认识教育与培训之分。
其实这几天我都想,老师的职责是什么?教学?教学生第一重视生命,不轻易舍身,热爱生活。而不是做教书匠。
后来莫斯科大学博士谷超豪出任科大校长,大概是想镇管惟炎、方励之、龚升一头。不过方励之追随者提起了谷超豪批判相对论的旧事。所以是各有千秋。
还是好好研究科学逻辑和智力新科学吧。对人想太多了,容易纠缠人际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