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一把手辞职。
(一)逮捕“四人帮”以后的时局比预料的好
毛泽东逝世以后,华国锋作为中国的一把手,逮捕了毛泽东的妻子
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虽然是一件大事,但也未在群众中引起多大的波动。根据逮捕“四人帮”后迅即公布的材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让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了,多次批评江青,说他有“组阁”的野心等等。毛泽东逝世以后,江青等人,不仅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要篡党夺权。因此,逮捕“四人帮”是遵照了毛泽东的遗愿,也顺应了民意。逮捕“四人帮”是江青等人逼宫造成的,叶剑英对华国锋采取的这一举措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群众是赞同的。
群众对这四个人的印象并不好,姚文元是搞文艺评论的,五十年代就被誉为“金棍子”,被他批判的文章、书籍和人就多了,批一个倒一个。文艺界有人暗地里称他是“恶棍”;王洪文大家对他不了解,既没有听到他的讲话,也没有读到过他发表的文章,只知道他工农兵都干过。但是他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周恩来的助手,无论是政治修养、人品、文化素质,还是工作能力和经验,都差得太远了。毛泽东曾经批评过他,叫他不要跟着江青跑,他也曾向毛泽东作过检讨,但没有根本转变,毛泽东也看出他担当不起治理国家的重任,而放弃了;张春桥在“四人帮”中,文化水平、理论水平、工作能力都是最高的,但他有野心,做了一些错事。
再谈谈江青,“四人帮”的排序是王、张、江、姚,按的是各人的职务,真正的核心是江青。正如叶剑英所说,“四人帮”中难办的是江青,因为她是主席的夫人。群众对江青并不了解,“文革”中林彪表扬过她,说她是最杰出的女性,最杰出的共产党员;周恩来也介绍过她青年时代所参加的进步活动等等。但解放以后,她从不露面,群众第一次看见她是在接待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夫人时,《人民日报》刊登了她的活动和照片,大家十分关注。“文革”期间,她担任“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后为代理组长,她参与的活动就相当多了。特别是文艺界,她点一个就倒一个,甚至被整死,例如孙维世;在她身边工作的人都觉得她太难伺候,你一句话不合适,就是犯欺君之罪,就把你送进监狱,例如她的秘书阎长贵,等等。但她毕竟是毛主席的夫人,为了防止群众的猜疑和误会,中共中央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或筹备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全集》,以向世人昭示党中央仍“继续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的意志和决心。对这一条,群众在学习讨论中是认同的,这毕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要使群众有个思想准备,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车速太快,转弯过急容易出事故,这也并非杞人忧天。在英国《每日电讯报》首先公开报道了“毛的遗孀被捕”的消息以后,世界各大报迅即转载了,外国人比中国知道得还快。而且各种论调都出来了,说“华国锋和中共高层逮捕毛泽东的遗孀和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代言人,是毛逝世后实行“非毛化”的开始。美国革命共产党召开“国际形势会议”,断定“华国锋主席不维护毛主席的路线”。《华盛顿邮报》评论道:“人们看到华开始遂步对政府机构实行‘非毛化’”。国内也不乏“右派政变”、“军事政变”的流言。但由于上面谈到的原因,都没有翻起什么波浪。连华国锋都坦承:“有些是我们预料到的,有些比我们预料到的还要好。”
在群众学习讨论中,大家一致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而且也理解。
叶剑英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这是“危难之际,非常之时,非常之事,非常之人,”所以采取了非常之法。也就是说,不迅速逮捕他们,让“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别说是得逞,即使是有所行动,中国也会大乱,这就是华国锋“建立了非常之功”。
(二)华国锋辞职
1980年末听说华国锋辞去了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
据后来发表的不少文章看来,华国锋辞职的原因,是对他执政以来,负面的评价超过了正面的评价。韩钢作了概括(《炎黄春秋》2011第二期),即︰“一正四负”、“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
华国锋是怎样离开政治舞台的?叶永烈就此事在《时代文学》发表了一篇文章,现摘要如下:
人事变动发生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全会批准了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的请求。这样,也就“减去”了汪东兴。全会还批准了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要求,免除他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十一届五中全会人事变动,意味着华国锋虽然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但是这个主席已经成为“空头主席”了。
在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这样,华国锋失去了他在“政”方面的最高职务。赵紫阳接华国锋,成为中国国务院第三任总理。
198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准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
1980年10月23月,中共中央发出《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华国锋提出,今后在公共场所不再悬挂华国锋同志的像和题词。
于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公共场合并排悬挂毛泽东和华国锋画像的现象不复存在,华国锋的画像、语录以及题词也被纷纷取下。至今,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华国锋题词,那就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六个镌刻在大理石上的金字。
华国锋职务的重大变化,虽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作出决定,其实早在半年多以前——1980年11月10日、11日、11月、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和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议,专门讨论华国锋的问题。
召开这9次会议的原因,是自1980年8月下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不少人向中央提出,华国锋不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于是,中共中央召开9次会议,对此进行讨论,并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
会议自始至终平心静气,到会的29人都发了言。大家在发言中肯定了华国锋的功劳,但是认为,华国锋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确实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同意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
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要求获得批。
(三)“托孤不作成都主”
在讨论华国锋下台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曾难过地表示,自己有“托孤”思想。1979年,他过三峡时曾做诗一首《下三峡过白帝城》:走向隆中五丈原,驱驰奋斗即终身。托孤不作成都主,一孔明灯万古明。借用了诸葛亮:“托孤不作成都主”的典故(文/王凡 据《北京青年报》、《新周报》)。并跟秘书饭后聊天时说:“华国锋和汪东兴现在在哪里啊?你们有时间去看看他们。”
前面谈到的,韩钢在《炎黄春秋》所发表的那篇文章,就“华国锋与老干部复出”作了调查研究,补充了一些史实,说明华国锋对老干部的复出做了许多事,并不是“拖延和阻挠”。例如,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著述,华找胡耀邦谈的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满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他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华登门无果。1977年2月26日,华再次邀请胡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仍不从。后来是叶剑英出面,胡才答应。
胡绩伟的出山,也是华国锋亲自出面。张爱萍的复出,同样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粉碎“四人帮”之后,调整了一批省部级领导班子,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资深官员即“老干部”或被启用,或被重用,同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不会没有关系。他曾对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说:“为什么有些老同志出不来?为何不能互相谅解?习仲勋、宋任穷出来不是很好吗?周惠要到内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边多年,为何不让出来?怕举逸民。这些都是无产阶级的逸民。”说明华国锋对解放老干部的态度还是积极的。
平反冤假错案,华国锋也不是毫无作为,据图们、祝东力的著述,内蒙古最大的冤案“内人党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国锋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据曾志的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是华国锋批准的。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文革”的重大冤案之一,由于“钦点”而极难复查平反。胡耀邦坚持复查,并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也得到华国锋的支持。华国锋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胡耀邦当年说过:华主席对我说,看来六十一人的问题是可以复查的。让我们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酝酿。“六十一人案”终获平反,首功当推胡耀邦,一些元老和中组部的干部也功不可没,同样也不能不肯定毕国锋的作用。
华国锋对上述两桩重大冤案的处理,固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是,简单地以“拖延和阻挠”来判定华国锋对解决冤假错案的态度,恐怕也不公道。
至于“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始终不渝地遵循。)更复杂一点,韩钢在2016年第二期《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两个凡是’的一段公案”的文章,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论述,把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是非曲折说得很清楚。不再赘述。
对“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群众中引起深刻的反响,也是后来群众常议论的话题。大体上有这么三个方面的认识: 一、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我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常态。这也绝非偶然,这样做是逐步被事实证明是对的才形成的。早在秋收起义失利之后 ,毛泽东就提出,停止向大中城市进攻,带着队伍上山,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武装割据。但中央认为他“临阵脱逃”,并把他“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随着共产党领导的城市暴动累遭失败,才认识到毛泽东是正确的 ;在以什么方式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问题上,中央仍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则坚持他的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某些中央负责人讽刺毛泽东:“山沟”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撤销了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职务。结果在“德国军事家”李德的指挥下,使红军损失惨重。张闻天说毛泽东打仗行,又把他请回来,红军不得不被迫长征。长征路上的四渡赤水(1956年,毛泽东曾向陈毅元帅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笔”。详情请见《炎黄春秋》2016年,第9期“四渡赤水的前前后后”严梦皋/文)使红军在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之中转危为安 。但三十万红军只剩下约三万抵达延安。若不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今天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哩!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长征、四渡赤水等等都是逼出来的,这叫做“时势造英雄”。刘少奇在延安时期总结出来的“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因此决定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这是得到中央集体认可和拥护的。解放以后,毛主席的很多话也是对的,照着做了也是成功的。逐渐地从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发展成为“两个凡是”到了“文革”期间,毛主席每讲一句话都要求传达不过夜;对有些重要的讲话,有的单位甚至要上街庆祝。发文件、做报告、写论文、做检讨、打派仗,首先要运用最高指示。各行业的技术工作,都要从毛主席的著作和语录中找到相应的有指导性的句子,以示都是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才取得的。有段时间甚至发展到买个东西、到饭店吃饭、进理发店理发等都要先背语录。从而走上了形式主义直至十分荒唐的道路。到这个时候,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必须照“两个凡是”办。别说是你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毛主席定了的事情,你都不能提出异义。张志新就是一个例子,她只是不同意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就把她枪毙了,临杀死她之前,怕她申辩、喊口号,把她的喉管割断了。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两句话真实地概括了当时的情况。这是一股风,一种政治气候,不是某个人一两句话刮得起来的,一只燕子带不来春天。不必“追究到底是何人、如何概括出来的。”而且这也违背了毛泽东的本意。毛泽东就说过,我历来就不相信我那本小册子有那么大的威力。还说:“我同林彪同志讲过,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二、提出“两个凡是”是“举旗”的需要,与邓小平出来工作无关,因为“华和高层已经考虑解决邓小平的问题。”韩钢的文章指出,赵紫阳当年曾有一段比较客观的评论:“我认为去年三月中央会议讲‘两个凡是’,有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粉碎‘四人帮’后时间不长,要减少国外一些不必要的猜测,加上大家思想也还需要一个过程。十届三中全会上,华主席、邓副主席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就划了一条线,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三、“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由“两个凡是”引起的,而且造成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辞职,但这个讨论不能到此为止,它是针对一个时代存在的问题,关系党和国家建设的前途,要使这种讨论深入人心,提高认识。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逝世,享年87岁。
(四)对华国锋的评价
华国锋逝世以后,中央为他写的生平:“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他勤于学习,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善于总结经验。他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作风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集思广益,注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严于律己,生活俭朴,对家属和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
毛泽东在决定华国锋当代总理时说:“国锋同志我很了解他,他厚道老实,能关心群众,能调查研究,能团结同志。他担任过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现在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又有中央工作经验,他担任总理是能胜任的。”
叶剑英评价他大智若愚,有智有勇。并说他“谦虚、稳重、诚恳、有民主作风,是领导之才。毛泽东慧眼识英雄。”
李先念评价:“非常有原则。”
熊向晖向叶帅介绍:他含而不露。
文革担任湖南革委会主任的四十七军军长黎原将军回忆:“三年来,我和华国锋同志在工作中互相支持,和谐相处,结下深厚友谊。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为人忠厚,待人诚恳,作风正派,严于律己。”
(以上评价摘自《炎黄春秋》2015年第四期“华国锋谈史传写作”李海文/文)
韩钢对华国锋的若干史实作了研究,他写道:“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国锋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华国锋去世后,官方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经官方审定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说“有功”,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万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校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至于“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等等说法,新华社未置一词。
在介绍华国锋的生平和事迹的不少文章中,有一件群众认为很重要的事未见提及,那就是华国锋当政时,根据当时的一股思潮,《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一篇社论,劝某些老干部不要耿耿于怀,要想到你们当初是如何整群众的。这篇社论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至于对耿耿于怀的人起到多大的作用,很难说。但这是为相当一部分被打成反革命的、挨了整的群众说了话,而这一部分群众是没有话语权的。群众当然记得华国锋的好处,在他领导下,党的喉舌为群众说了话。“文革”的劫难绝非仅仅是对一部分人。
徐庆全在《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32期撰文道:
“尽管远离政治近30年,但华国锋遽然谢世,依然引起人们的唏嘘。唏嘘的原因并非是这名80多岁的老人曾为中共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而是无论在高层,还是在民间,他都有着很好的口碑。原副总理、老资格的领导人谷牧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华国锋是个好人。’这句话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
“‘好人’的含义有多种,但从政治意义上讲,最为人们所公认的一点,就是作风民主。‘文革’结束以后,党内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讲,华国锋的克制、宽容态度即民主作风也不可忽视。
“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出台以后,胡耀邦和《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经过酝酿,联合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一文,即使有人声言此文是‘砍旗’时,华国锋也并未因此阻止。他甚至对人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回忆这段往事披露了一个细节:在开中国改革的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定下的调子就是让大家讲话,他说: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后来,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离开权力核心,他近30年一直是个‘沉默老人’。他的民主作风,他的忠厚,博得了人们的称誉。”
对华国锋的评价当然是后事,在这里先说了,免得按时序东一节西一段显得零乱。现在再回过头来说时局的变化。
在华国锋之后,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的总书记。
四、借刀剔肉,机关大调整
东方泥作为翻译随考察团去阿尔巴尼亚考察了油橄榄的栽培和
加工技术以后,回到北京作了几天停留,特意去易县找了朱士林,很愉快地度过了几天,即回到昆明。
这时,昆明各机关正在深入开展“查林彪线上的人和事”的运动。东方泥是政治部党支部的宣传委员,要负责支部的学习。机关党总支发了有关材料,组织党员旁和非党群众学习,虽没有揭发出什么林彪线上的人和事,但从所发下的材料可以看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件件伴罪行,这是基层群众不太了解的。重点地摘要如下:
(一)揭发蔡、雷、马、董在云南的罪行
1、关于蔡、雷、马、董的来路(龙)去脉
蔡顺礼(原是昆明军区副政委、党委副书记)、马杰三(原是空军指
挥所主任)、雷远高(原是云南省军区政委、中共云南省委常委)、董占林(原是ⅩⅩ军军长)是林彪反党集团安在云南省、昆明军区的代理人,是林彪线上的重要人物。
蔡顺礼是林贼直接派来昆明军区的。来之前,林彪、叶群、黄永胜、
吴法宪都来亲自接见,单独密谈。指使蔡到昆明以后,“要抓军队工作”、“不要上第一线”,要蔡经常通气。由林立果送给蔡顺礼四本经叶群签字的语录。黄、吴接见蔡顺礼时,吴说:“分配你的工作不容易,是经过斗争的”,“你到昆明不是安插性的,要拼死拼活干,作出成绩来,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你做”这就明确告诉蔡,要他来昆明抓军权,并封官许愿。蔡到昆明后给林彪及其死党写黑信,忠实执行林彪的黑旨意。
雷远高是安在云南“通风报信”的人,是林贼一伙进行阴谋活动的
重要人物,六九年十月ⅹⅹⅹ调贵州时,曾策划要雷一起去,ⅹ请示了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当即说:“你光考虑贵州,难道云南就不要啦?有个通风报信的也好嘛”,他们还多次提出“雷远高是个参谋长人才”,力图让他当昆明军区的参谋长。雷得意洋洋并厚颜无耻地说:“过去讲朝中有人好做官,现在讲,上头有人很重重要”。雷远高四处联络,通风报信。玩弄诡计,为林贼发动反革命政变效劳。进行了大量的阴谋活动,成了林贼一伙在云南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个黑据点。
马杰三是直通吴法宪和林贼办公室的。他与林彪死党王飞、刘沛
丰、于新野、鲁珉等人联系密切。他同刘ⅩⅩⅩⅩ等人的活动,是属于法西斯分子林立果那个“小联合舰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云南策应林贼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一个急先锋。
董占林同黄永胜、邱会作直接挂勾的。叶群、黄永胜专门派了两
个人到XXⅹⅹ军工作。董通过这两个人同叶、黄保持密切联系,送情报、通消息。在9·13前夕,有人向董占林进行过反革命政变“交底”,九月上旬董派人带着他的新笔信和礼物,去晋見黄永胜。汇报“云南两条路线斗争情况”,受到黄永胜老婆两次接见。黄的老婆转达黄永胜的活说,“总长很感谢你们军长对我们政治上的关心”,可见董也是为林彪效劳的。
蔡、马、雷、董不仅在云南互相串通,而且同贵州的ⅩⅩⅩ、四川
的ⅩⅩⅩ、ⅩⅩⅩ等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妄图把西南变成林贼一手控制的地盘。贵州的军队工作,本来是归昆明军区管的,但Ⅹ有很多事情根本不请示昆明军区,也不请示中央,而去找ⅩⅩⅩ请示,雷和Ⅹ的关系也很密切。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雷向Ⅹ、Ⅹ、Ⅹ,还有国防科委的ⅩⅩⅩ等,互相传递材料达二百多份,其中一百多份是从Ⅹ、Ⅹ那里来的。董也同Ⅹ有勾结。他曾向梁提出,要设法把ⅩⅩ军调走,把四川一个军调来云南,企图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2、蔡、马、雷、董制造的反革命舆论
他们坚持“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到处狂热吹捧林贼父子。蔡
在ⅩⅩ军炮团、开远电讯局、ⅩⅩ师Ⅹ团等单位,大肆宣扬林彪。对这些单位的办公室、会议室,只挂毛主席的像大为不满,凡是有毛主席像的地方都要挂林贼的像。70年8月发林贼《论战术思想》这本书时,蔡批示:“发书时,要举行仪式”。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九·一三前夕),蔡从北京回来,为了策应林贼的政变阴谋,匆忙地要《国防战士》重新刊登《三八作风歌》,要部队边唱边落实。雷吹捧林贼达到无耻的程度,到处讲林贼长了五公斤肉的所谓“好消息”,并肉麻地说:“这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马杰三吹捧林家父子更为突出。他们组织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搞什么“讲用报告一周年”纪念活动。他们把一个法西斯分子吹捧为“统帅、副统帅的得力助手”,“第三代接班人”,说《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吹捧林立果是“天才”、“超天才”、“全才”、“栋梁之材”、“超群之材”,……叫嚣“认定了、跟定了、干定了”,“就是刮十二级台风,转24个圈也不转向”,“如果对林立果的作用认识不足,就要负历史的责任。”等等。
他们秘密传递黑材料,多方扩散,流毒军内外。……仅在马杰三的
指使下就翻印了近万份,为林贼搞反革命政变造舆论。
3、蔡、马、雷、董积极参与林贼发动反革命政变,犯下严重罪行
一九七一年六月以来,林贼死党与马杰三等人来往频繁。刘丰、于新野等连续来云南进行特务活动,另一方面又多次把刘ⅩⅩ等人叫去北京进行反革命串连告密。林彪向马杰三等人多次进行反革命政变“交底”,胡说“现在国内形势紧张,政局不稳”,“军队受压,文官得势”,“全国有股反林彪逆流”,“斗争的实质是接班人的问题”,“焦点是保林还是反林”。还造谣说:“有人要搞政变,要改变接班人”,叫嚣要“以政变来粉碎政变”,“保卫接班人”。并向马杰三布置,要“组织力量,多作工作,形成骨干队伍”、“抓好部队,靠枪杆子解决问题”。要马杰三在发生情况时出来“控制局势”,“到时候会有人支持你的”。九月一日鲁珉来昆明,向马杰三说:“现在国内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发展得非常严重”、“稳定云南局势就靠你昆指(空军的昆明指挥所——笔者注),主要靠你。”马再三表示不会辜负林彪的重托。九月八日马亲自送鲁珉上飞机,分手时马要鲁珉“向林立果问好”、“路线斗争有什么重要消息,打电话告诉一声……。”
九·一三后,马等人十分恐慌,迫不及待地连续向北京打电话,找王飞等人打听消息,进行联络。九月十五日昆明军区传达了关于部队统一指挥的命令,马杰三拒不传达,继续接受和执行吴法宪等人的黑指示,私自改变空军一个部队的作战方向。陆军进驻机场后,马又公开向军区争夺领导权,可见马一伙确实为林贼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卖尽了力气。
雷也参加了林贼的反革命政变活动。曾向马杰三多次秘密串连。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月下午,雷向马密谈两个多小时,互相进行反革命政变“交底”……。
4、蔡、马、雷、董为适应林贼的政变阴谋,妄图首先篡夺云南省和昆明军区的领导权。
林贼六七年“八·九”讲话中曾说他对几个军区不放心。兰、韦、雷、董等人不止一次散布,林贼“不放心”的就包括昆明军区。Ⅹ、Ⅹ、蔡、雷、董来云南后拉山头,搞宗派,利用机会拉拢人,联络人,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破坏团结,篡夺了部分权力。他们把一部分领导同志和部队看成眼中钉,背着省委和军党委,多次向林贼集团写黑信,告黑状,迫不及待地建议改组省委和军区领导。谭甫仁被害后,雷远高情不自禁地说,王自正杀害谭是“立了一大功”,真是反动透顶!一九七一年四月,蔡、雷和董具体策划改组昆明军区和省委领导的阴谋,由Ⅹ向黄永胜提出:给云南调一个强的一把手,把ⅩⅩⅩ等一些同志调走,把ⅩⅩ军调走。蔡顺理极力阻止云南省党代会的召开,说“条件不成熟”,“中央还要派人来”,实际上就是林贼还想派人来。
在批陈、批林整风运动中,蔡、马、雷、董等人大搞阴谋诡计,以反派性为幌子,竭立转移批陈、批林大方向,妄图把云南形势搞乱,借机夺权。
七一年二月林贼及其死党对抗“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布置云南大反派性,胡说“资产阶级派性严重”,“没有完全走上九大路线的轨道”,蔡曾说,四大金刚在北京给他交代:“这次专门讲了你们云南的问题,你们要抓紧时机解决,不要错过时机”,“遇到什么困难,你们反映上来,再考虑采取别的措施”。这就说明林贼一伙布置在云南大反派性完全是阴谋。雷远高经常诬蔑说:“工作上不去,政策不落实,拖就拖着吧,看谁睡不着觉!我就睡觉,痛痛快快睡我的觉”,说明他们反派性是假,妄图取而代之才是直正的目的。
批林整风中,又刮起所谓“批谭(甫仁)妖风,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捂住盖子,掩护自己过关。
5、九·一三事件后,蔡、马、雷、董等人不但不揭发,向党交待自己的问题,而是负隅顽抗,大捂盖子,他们互通情报,订立攻守同盟。雷的秘书同Ⅹ、Ⅹ、Ⅹ等人的秘书互相写黑信,打电话,统一口径,雷的秘书就发出十八封……。马杰三等人暗中串通,规定不讲活动,不讲组织,不交代与武裝政变有关的重大问题,利用手段,利用职权,压制群众不准揭发,制造混乱,搅浑水蒙混过关。蔡抓昆指运动中,搞了不少阴谋。他定调子,捂盖子,有意扣压重点人物的交代与参与反革命政变的重要材料,包庇马杰三等人。他们大量烧毁材料,消灭罪证,已查明仅雷远高就烧毁六十多份,蔡、马也多次烧毁黑材料。董占林在昆明住医院还派驾驶员回大理叫他老婆赶紧烧毁材料。
(二)联系实际要实事求是
机关党总支发下上述揭发、批判材料以后,杨书记要求各支部、各局、处学习小组认真阅读,然后进行排查。细致、深入地分析本单位有没有林彪线上的人和事。广泛地议论了一阵,也的确没有找到这样的人和事。但有人提出,前段时间,社会上括起“批谭(甫仁)”的妖风,机关也有人响应,叫了几声,有的还写了大字报。这是否与蔡、马、雷、董的“批谭”有牵联?如果有联系,就要顺藤摸瓜。在各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向党总支杨书记汇报的会议上,对此情况作了分析,认为根据不足。东方泥发言说:“前一段时间,砲派的一部分人嚷嚷要‘批谭(甫仁)批派(性)’是对谭甫仁搞划线站队,把砲派划成站错队的,搞了人人过关,有的挨了整,有气;甚至还有谣传说,谭甫仁是林彪线上的人。周总理访问东南亚时,飞机要飞过昆明,林彪企图暗害周总理,妄称周总理的座机是敌机来犯,命令谭甫仁其将该座机打下来。谭为慎重起见对该飞机进行了迫降。打开机舱门,是周总理走出来,谭甫仁大为惊奇,还说周总理表扬了谭甫仁,说他警惕性很高。事后,林彪怕事情败露,便派人把谭甫仁杀害了。这个谣传与雷远高说的‘“王自正杀害谭是‘立了一功’’”,完全是两回事。前一种说法,是想借林彪事件批判谭甫仁以泄愤;后一种说法是借批谭转移斗争大方向,为了篡夺军权,搞反革命军事政变。查林彪线上的人和事,关键是看这个人在部队里有什么阴谋活动。此外,群众组织的“批谭批派”被中央制止了,未形成气候,因此不能混为一谈。”
杨书记同意东方泥的看法,认为是实事求是的。
(三)派人到直属单位去排查林彪线上的人和事
1、董占林主持的第ⅩⅩ军,曾在滇西片派有军代表支左
林彪事件之后,部队里的干部有所调整,ⅩⅩ军去了一位新政委,是力志窅在部队时就认识的人,力代表厅党组派政治部宣传处的东方泥和组织处的高良,到滇西片218号信箱所属单位去了解一下,查林彪线上的人和事的情况。看看董占林是否派军代表在这些直属单搞了什么活动?有或没有,都是要向上级党组织负责任说清楚的。力志窅给这位政治委员与了一封信,如果有问题,调查组可以持这封信去找这位政委反映一下。
218号信箱在滇西片有七个单位,东方泥和高良都详细地进行了调查,没有发现董占林通过军代表搞了什么配合反革命军事政变的活动。从总的情况来看,军代表还是负责任的,是按省委、地委、厅级领导的布署开展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只有红旗局的这个军代表,生活作风极坏。群众的意见较大,他在单位一手遮天,谁也不敢碰他,怕他打击报复。这位军代表看上了一位姓乔的职工的老婆,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他竟胆敢白天跑到老乔的家里去,公开向老乔说,你出去,我喜欢你老婆,我要跟她玩玩。老乔不走,怒斥他。他竟当着老乔的面搞他的老婆,还说,你愿意看我们怎么玩,你就看嘛!一边搞一边还说,好舒服啊!老乔一边向老东、老高控诉这个军代表,一边痛哭起来,希望工作组主持正义,帮他向这个军代表的上级反映。东方泥、高良也作了一些调查,群众反映确有其事,还补充了一些不堪入耳的细节。有职工说,这简直是霸占别人的老婆嘛!这个军代表还将局里职工的年轻姑娘组织了一个宣传队,他领着这个宣传队到处去演出。这些年轻姑娘的家长都担心自己的女儿被他玩弄;这个军代表吃饭不给钱,所谓深入基层就是吃喝玩乐;这个军代表违反规定,亲自给他的家乡、熟人批木材、批战略物资等等。
这虽然算不上林彪线上的参与搞军事政变的事,但这个军代表的生活作风的确少见,应该向他的上级反映一下,以除恶、除害,保护人民解放军的名声。
去军部反映情况的头一天,高良接到电话,说他爱人病了,他提前回昆明了。218号信箱滇西片管理局派了政治处的一位张同志与东方泥一道去军部的。
在军部大门口出示介绍信和交给Ⅹ政委的亲笔信,表示要找Ⅹ政委,门警指给他们一幢小楼。东方泥与老张来到小楼门口,向门卫说明来意。门卫拿着介绍信和力志窅写给Ⅹ政委的亲笔信上到二楼。不一会儿,下来一位年龄约五十来岁,头发花白体态宽胖的领导模样的人。
东方泥立即迎上前问道:“请问,您是Ⅹ政委吗?”
这位领导模样的人含糊其词地答道:“嗯!…唉!…唉!让这位战士领你们到前面那栋屋里去,那里会有人接待你们。”
离开小楼以后,东方泥问领路的这位战士:“刚才那位领导是Ⅹ政委吗?”
战士答道:“不是,他是党办主任。”
东方泥心想,党办主任挡驾了。
去到接待处,东方泥作了汇报,老张作了补充。
接待的军人作了记录,严肃地说了一句:“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当军代表。”
东方泥回昆明以后,向厅党组作了汇报。
谭甫仁被敌人(中央的定性)杀害以后,由周兴(原云南省省长,后为省革委会副主任)任云南一把手。周兴于1975年10月3日因癌症在北京去世。中央任命安平生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6年10月14日,中央正式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云南砲派的激进分子,把八派的头头黄兆琪抓了来?上汽车游街。
消息很快传开,各地(州)、市、县也依样画葫芦。东方泥出差去地(州)、市、县碰见不少抓了人游街的情况。群众中间就有人议论说:“被抓的这些都是八派的头头。”
几家欢乐、几家愁。八派的人惶恐不安。
“文革”作为一场极为广泛的,曾经赢得亿万群众认可和积极投入的群众运动(唐少杰/文),为什么那么多人紧跟毛主席?那么积极投入?群众在讨论中当然会有些看法:
因为毛主席支持了被“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遭到残酷迫害的广大学生、职工、知识分子等自己解放自己,起来造反、夺权,这是非常得人心的事。另外,毛主席的威望无比崇高,毛主席怎么说,基层群众就怎么做,特别是中央高层的一些情况,基层群众并不了解,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群众都表示拥护。仅邓小平的问题群众就表了四次态。第三、中央要求群众必须与中央绝对保持一致,不一致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十三多亿多人口的大国,没有一个发号司令、说话有权威的领袖,没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各行其,另搞一套,那还行吗?近百年来,中国受尽列强的欺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是一盘散沙。慈禧太后只懂宫廷政变,依靠外国侵略势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捻军及云贵、陕甘的回民、苗民武装起义。对外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国民党时期,军阀混战,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地方与中央,嫡系与非嫡系,互相尔虞我诈,什么时候统一过?只有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才真正地统一起来,团结起来,才站起来了。
批判“两个凡是”,当然涉及到毛泽东,于是揭露和批判了毛泽东的某些错误。这是高层领导在毛泽东去世以后才敢做、才能做的事。即使是彭真为“中共八大”所作的发言稿——《正确对待革命领袖和反对个人崇拜》也被否决。彭真在会上“直面提出毛泽东是否应该检讨错误的问题”还遭到陈伯达的质问。群众哪有这个胆量,哪有这个本事。
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革”,紧跟毛泽东的群众要负多大的责任?省、地、县;部、厅、局的领导有不有责任?军、师、团的领导有不有责任?
怎么看待毛泽东支持一大批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起来造反、夺权,自己解放自己?怎么看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有是无?是对是错?怎么看待被逼死的人、被迫害的人?应不应该平反?怎么看待工作组把大批群众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是实行了资产资级反动路线?怎么看待以周兴为首的云南省委,根据周总理的六点指示所作的承认执行了资反路线的错误并转变立场,立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检查?怎么看待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的支持电?
“文革”中当权派、保守派、造反派、八派、砲派、两面派、观潮派、逍遥派、一贯正确派……,由于遭遇不同、立场各异,对“文革”的是非各持己见,多有将自己解脱之意。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发话了:“文革”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事件,不要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但要说清楚自己在“文革”中的问题。
(四)“说清楚问题”运动
全国、全省又开展了“说清楚问题”的群众运动。
218号信箱每天下午和晚上都在搞运动,都要说清楚问题。机关党委是抓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思想教育工作的。杨书记亲自抓运动,亲自听汇报,亲自参加小组学习,全体职工都要说清楚问题,党员先在党支部会议上说,然后到学习小组会上说。
杨书记对机关的、直属单位的情况都得了解,谁的问题比较多、比较大,谁的问题还没有说清楚,他都得弄明白,这是要向上级汇报的。他当然很忙,几天尺见不着他的面,他下基层去了。
有一天,杨书记突然到政治部的学习组来了。
“唉!”他板着面孔指着东方泥说:“你还没有说哩!”
“我说过了。”东方泥回答道。心里想,你从来不参加我们组的学习,你凭什么说我没有说呢?平常见着总是笑脸相迎的,今天怎么变脸了,像是对待犯人。
“你都说了些什么?”杨书记继续追问,语调有些凶。
“我在党支部会议上说过,在政治部学习小组会上说过。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参加过什么重大的活动,我都讲了。在这里就不重复了,有记录可查。”东方泥回答道。
“你是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安排了些什么活动?批林批孔中都干了些啥?”杨书记继续追问。
“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党支部的活动都是按机关党总支部署安排的,支部办了两期壁报,支部的党员都积极写了稿,还得到了你的表扬,认为我们支部的活动开展得比较好,能理论联系实际。我们是批孔老二嘛!批林彪嘛!有什么问题吗?”东方泥谨慎地回答并问道。心里想,我这个党支部宣传委员并没有另搞一套。以前你还说,老东啊,你是宣传处的干部,也了解基层的宣传工作的情况。如何贯彻中央和省委的有关精神,你多提点意见。……幸亏没有提什么意见,都是按你总支书记的部署行事的。
后来,杨书记就没有再追问东方泥了,大概算是“说清楚了问题”吧!
(五)云南只有一个帮派体系
群众得知,八派的三个主要头头——黄兆琪、刘殷农、涂晓雷被逮捕了。
紧接着省委发出正式文件部署清理帮派体系。并且明确指出,云南只有一个帮派体系。这是指哪一派就心知肚明了。
各单位立即行动起来,开始清理帮派体系,成立了核查办公室,核查“三种人”,即: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省属218号信箱的军代表撤离了,革委会副主任(二把手)调到另一单位任第末把手,实际是靠边站了。将中央部属的也是西南大三线建设的单位88号信箱,与218号信箱合併,将原88号信箱的一位待分配的领导干部公翀任218号信箱的一把手。88号信箱在楚雄州,原代号为18号信箱。因中国忌十字,十与失、死谐音,失8、死8都不好,过生日都是祝九不祝十。后来才把18号信箱改为88号信箱。8与发谐音,88就是发了又发,既发迹、又发财之意,很吉利。88号信箱最初是军代表进驻支左,是支持的八派;军代表撤走之后,省里又派工(人)宣(传)队进驻支左,工宣队是支持砲派的,所谓翻烧饼。这次合併于218号信箱,到了昆明以后,见到八派的人他们就说自己是军派(即八派);见到砲派的人他们就说自己是工派(即砲派),这样就左右逢源了。
公翀到任以后,第一件是就是办清查“三种人”的学习班。机关里除留下少数抓生产及留守人员以外,绝大部分八派的人都集中到昆明市海口交通厅的招待所搞揭、批、查,集体隔离便于管理。
政治部宣传处只留下三个人应付一下日常事务工作。即:宣传处奎俊波副处长、东方泥、吾山溪。
公翀局长将海口的核查工作交给也是新任命的邳巧灵分管,自己回到昆明关机开始抓干部的调整和配备。有一次公局长找办公室的孙主任了解机关干部的情况。孙主任原在88号信箱,“文革”后期,省委组织部调整干部时将他调到218号信箱。因当时大部分干部都抽出到海口参加学习班,孙主任就找宣传处的东方泥参加这个会,孙知道老东是翻译,也是个笔杆子,善于当记录、整理材料。记录一下公翀有什么指示。
(六)公局长一上任就找“我的人”
这是个私下交谈、非常机密的会见,只有公翀局长和孙主任俩人。谈得很随便,公局长问到某些干部的情况,这些干部也是“文革”后期与孙主任一道从88号信箱调到218号信箱的。孙主任一一都作了说明,调来的人基本上都走了。
公局长说:“我的人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把我的人都遣走了?这是个阴谋!”
东方泥听到这句话,心中一惊。怎么把原88号信箱属于你领导过的人都称为“我的人”?都是国家干部,由上级组织调配的,又为什么是个阴谋呢?再说况且当时并不知道你将要调到218号信箱来当一把手。调到一个新单位,觉得不合适,要求调走,这是常有的事,你来了为什么非要找属于自已的人呢?况且这时厅的—把手是军总代表,是砲派观点,不属省委文件指出的那个唯一的帮派,他会搞什么阴谋呢?而且东方泥还想到,我不属于他的人,肯定是要滚蛋的。暂时不管,他怎么说,我就怎么记。
这个问题在公与孙的交谈中,公自己回答了:“知人善人,我连你是什么人都不知道,我怎么用你。”东方泥心想,这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理由。你不知道的人,你都不去了解,不去调查,不去考察,你怎么知人呢?原来属于你的人,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是靠那些人拍你的马屁吗?靠那些人主动接近你“打小报告”吗?
隔了一天,公局长在大会议室召开一个会议,孙主任仍让东方泥当记录。老东去到大会议室,门是紧关着的,老东扭开门,里面坐满了人,叽叽喳喳,咿哩哇啦,气氛热烈,用弹冠相庆,喜形于色来形容,很贴切。老东正待进去,一个人立即站起来,急匆匆走到门口,用手拦住,问道:“你进来干什么?”孙主任赶忙大声说道:“唉!唉!是我让他来的,请他当个记录。”但是仍然有异样的眼光打量着他,仿佛进来了一个奸细。东方泥坐在那里深深体会到:欢声笑语自诩高,疑视眼神贬人低。雨打枫叶点滴响,已觉孤身被压欺。
其实会议的内容没有什么秘密的东西,是公翀局长动员机关和在昆直属单位的领导和积极分子,进行核查三种人。这是公开的事,省委已经明确指出,云南只有一个帮派体系,众所周知,有什么可保密的?公局长在会议上把机关已经划为帮派体系的人大骂了一通,指名道姓地说原218号信箱的两位革委会副主任搞“力(志窅)居(文田)集团”。
此后,就没有叫东方泥当记录了。东方泥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郦静月,还莞尔一笑说:“即使想拍马屁,你还不是要给我点时间和机会。”
郦静月说:“靠边站更好,你跟着他们干,是要倒霉的;不跟着他们干,也是要倒霉,里外都不是人。你有你的专业,有机会搞你的专业,就像‘文革’期间搞你的翻译工作还很受欢迎,这才是工作的需要,还可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但是现在还动不了,有几个单位想要他,东方泥曾向新来的领导提出过,遭到拒绝,这位领导说:“省委有规定,‘核查’期间禁止一切职工调动。”东方泥心想,大概是怕有问题的人趁机溜掉吧!那就等着对自己审查以后,下了结论再说。
有一天晚饭后,蒯晓情医生到老东家里来了,告诉郦静月,大华医院要恢复,有几个人已经回来了,如果她想回医院,就赶快去找院领导联系一下。郦静月和老东议论了一下,回去当然好,搞自己原来的工作,比较熟悉。郦静月调到218号信箱,是在东郊的一个直属工厂里,是照顾性的,工作量不大,也不复杂,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不错了,还讲什么工作性质。但要早出晚归,骑着单车一个单程要跑半个多小时。现在218号信箱正在大整调中,东方泥找干部处的一位他熟悉副处长提出了这个要求。副处长说可以,只要卫生厅来商调函就放人。郦静月就赶紧到大华医院干部处,处长是她原来认识的人,也是这次要恢复医院时才回来的,而且现在很缺董业务的管理人员,一说就通。就等着医院报到卫生厅批准发函了。
“老东!”杨书记从海口学习班回到昆明机关,了解政治学习情况时,语调严厉地喊道:“你还有件事没有交待。”
东方泥有点惊奇,心想,我隐瞒了多大的罪需要交待啊,惶恐地问道:“什么事情?”
“你到ⅩⅩ军去干了些什么?”杨书记问道。
东方泥心想,这件事是让我和高良去办的,高良因爱人生病,提前回昆,未到ⅩⅩ军去,这次他到学习班说了这个情况,这么怎能用“交待”二字呢?于是就在学习会上说道:
“那是根据中央、省委和厅机关党总支的布置,查林彪线上的人和事。看看董占林是否利用派军代表支左,在218号信箱滇西片直属单位搞了什么参与阴谋军事政变的活动。而查蔡、马、雷、董林彪线上的人,是中央定的性。遂把这件事前前后后的经过在会上说了。东方泥最后说:“我们实事求是,没有发现董占林派军代表在218号信箱滇西片直属单位搞阴谋军事政变活动。但红旗局的军代表生活作风恶劣。我们还是去ⅩⅩ军找Ⅹ政委反映情况。结果是:第一、我们连Ⅹ政委都没有见着,党办主任挡驾了;第二、接待我们的军人表态说:这种人怎么可以当军代表呢?第三、我回来以后向厅党组领导汇报过了。这不是阴谋活动,严格地说,这是我完成你杨书记布置任务的一部分,勿须我隐瞒什么罪行不‘交待’。”
杨书记语调缓和一些了,“那好吧!你写个材料给我。”
(七)公局长在大会上咒骂:“厅宣传处是个‘黑窝子’”
218号新领导班子租用了一个大的剧场,召开在昆明的直属单位职工大会,一则新领导与职工见面,再则讲讲核查中的情况和问题。公翀局长作主题报告,又把“力居集团”痛批了一番,其中当然谈到政治部的问题,特别是宣传处,东方泥是宣传处的人,更要洗耳恭听:
公局长提高嗓门说:“那个宣传处,是个黑窝子,都是些黑笔杆子。那个处长叫江浪,浪……浪……浪……!你浪个……什嘛?这个名子就是问题!”
会场一阵喧哗,有人笑,有人啊的一声。笑声中就差“热烈鼓掌”了;啊声中隐藏着“无聊”之意。
散会以后,走在路上就有人议论开了:
“这个领导怎么拿人家的姓名开刷,只能说明自已的修养太差了。”
“作个报告满嘴粗话,真没见过。”
“说人家宣传处是个黑窝子,又没有具体内容。人家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学习班,学的那些理论难道是黑的吗?”
“这个人在原来的单位上没有哪个人理他,怎么到了218号信箱,变得如此狂妄、凶神恶煞了?”
“到了218号信箱,他是一把手,他说了算,一手遮天了。”
公局长骂江浪的事作为一则丑闻到处流传。
江浪那天没有去开会,有人告诉他,那天公局长作报告时骂他:“江浪,浪!……浪:……浪!……你浪个……鸡巴!这个名字就是问题。”
江浪听了以后只是蔑视地一笑了之。有人说,公局长骂了“鸡巴”两个字,有人说,没有这两个字。后来就问东方泥有没有这两个字?认为东方泥经常当记录,听话比较认真,也实事求是。
东方泥说:“没有听到‘鸡巴’两个字。公说的最后一句是:‘你浪个……什嘛?”公是山东口音,那是个大剧场,用的是扩音器,声音嗡嗡的,不清晰。可能有人把‘什嘛’听成‘鸡巴’了。加上公局长那天的讲话的确比较粗俗,肆口妄言,毫无忌惮,信口开河,随心所欲。有人就顺水推舟,把‘鸡巴’这个不便在大庭广众之中使用的俗称扣在了他头上,让众人去耻笑他。”
大家一阵笑,心自暗爽!
海口学习班那边搞得很紧张。有一天组织机关的人去海口交通厅招待所去看学习班所取得的战果。一去到那里,好傢伙,礼堂、饭厅、走廊挂满了大字报。东方泥没有一张张地细看,只大致看了一下。要细看恐怕要看几天。去参观的人当然遇见被审查的人,这些都是机关同事,是很熟悉的人。东方泥向他们打招呼,有的装着没有看见,匆匆走过,有的只微微点个头,尽量避开。他们周围都有人盯梢的,弄不好就是串连,这是惯例,可以理解。只有一个人见着东方泥敢于大喊大叫表示不服对她的批判。她姓雷,是知青返城时被招到机关当打字员的,她原本不是审查的对象,是到学习班承担打字任务的,结果被牵连进去了,有大字报点了她的名。小雷说:“是一张照片引起的,厅机关团委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组织218号信箱在昆直属系统的共青团员到滇池海梗去游泳,那天去滇地游泳的是人山人海,像下饺子似的……”“是的,那天我也去了,堵车,路不通,我是走着去的。”东方泥插话说。小雷说:“游了一阵,厅团委书记佀姝约着我们机关的几个共青团员站在海梗水边照了一张穿泳装的像。有个傢伙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说我们照半裸体的像,是资产阶级的卖弄风骚等等臭话……。我不能接受这像什么话,第一、游泳穿泳装这是常识,是惯例,是习俗,都一样;第二、泳装是符合规定的,不是半裸体,更不是卖弄风骚;第三、我们是参加毛主席畅游长江的纪念活动,说我们是卖弄风骚,是对这一次众多革命者参加活动的诬蔑;第四,毛主席畅游长江也只穿着游泳裤,怎么说?这是那个傢伙对我们几个人、对参加这一活动的广大革命群众、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侮辱。我要他必须向我们道歉,承认错误。”
“是什么人写的这个大字报?”东方泥问。
“是公输欣夫。”小雷答。
“这个人一惯左。”东方泥说。
“这傢伙,从我进218号信箱机关以来,就只见他到这个办公室窒吹吹牛,到那个办公室扯扯淡,没有见他办一件像样的事,但是提工资提职都有他的份。”小雷不服气地说。
“你说的那几条理由站得住脚,就是要他道歉,让他以后放老实一点。”东方泥说。
机关干部集中到海口学习班看了大字报回昆明以后,人人表态受到很大的教育,这个学习班办得及时,办得好。
(八)海口学习班有两个人自杀
那边学习班不断有消息传来,有两个人自杀。
一个是荆立言,原218号信箱夺权小组成员之—。“文革”前一年由部队转业到218号信箱,贫农出生,在部队是营级干部,转业后是科长,后为离休干部。“文革”初期,见厅“文革”小组把几乎一半的职工整成有问题的人,把某些人打成反革命根据不足,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党中央的政策。曾经义正词严地指出过厅“文革”小组的错误,支持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认为他为人正派、正直、正义,而且出生好,得过军功章,值得信赖,选他进了夺权领导小组。未见他写过大字报,平时话不多,也很少和砲派观点的人辩论,但在八派团队长会议上,在夺权领导小组会议上,他讲的话虽简短扼要,却掷地有声,主要观点和意见往往成为会议决议的支柱。核查学习班领导小组把他作为218号信箱八派组织的核心人物对待。学习班领导小组一成员找他谈话,逼他交待与“四人帮”的关系,他拒不承认与“四人帮”有什么关系,辩解道:“我和‘四人帮’八竿子都够不着,没有任何关系。”找他谈话的人凶狠地训斥他、威逼他,要开群众大会批斗他,要把他关押起来。荆立言二话不说,突然跳上桌子,找他谈话的人还以为他要打人,忙说:“你要干什么?你冷静一点”说时迟那时快,他从窗口纵身跳了下去……
他们在三楼的一个办公室谈话,室外是围墙,荆立言跳下去以后,正好在围墙上砸了一下才掉下去,人未死,却造成双膝粉碎性骨折,落了个终生残疾。
第二个是立子用,原为88号信箱的处级干部,属于军派(即八派)观点,88号信箱併与218号信箱以后,任行政处处长,分管机关后勤这一摊子的事,这次他参加了海口学习班,是的离休干部。学习班负责人是邳巧灵,轷青萍的老公,原为北京某单位的一把手,正厅级。因乱搞男女关系,受了处份,降了级。上级批示:此人不可重用。为了支边,俩口子一道分到云南,轷青萍分在218号信箱,邳巧灵分在88号信箱。
邳巧灵的问题以前只有党内的高层的部分领导了解,那个时候这些领导的丑闻对群众都是保密的,目的是以免败坏党的声誉。虽然没有不透风的板壁,但不敢公开议论,这就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有的领导犯了“性事”方面的错误,换个地方使用,仍官复原职,甚至还升官。为什么邳某“不可重用”呢?“文革”期间,云南省委号召有什么揭什么,“一锅煮”,这才把邳巧灵的丑事一桩桩地揭了出来。最令人发指的是,他当一把手的那个单位有一个干部去世了,他老婆是位家庭妇女,又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困难,机关工会的福利委员会经过讨论,每月给她15元的生活补贴。邳巧灵指示工会,这个补贴由他本人发给这个寡妇,以示关怀。其结果是,每让他搞一次,给5元钱,一个月要让他搞三次,才能拿刭15元钱。在批斗他的时候,他甚至无耻地狡辩说这也是“性关怀”。中央某部门的领导说,这种人怎么能够让他当领导,这才把他端掉。人们称他为“屁厅长”。
“文革”期间单位的军代表派通令他下放劳动。当时负责“劳教队”的是立子用处长,分给他的具体工作是养猪。这次学习班,据说是因为领导干部不够用,才启用邳。这回该是邳巧灵清查立子用了。邳巧灵找立处长谈了一次话,立子用就失踪了,找了两天都没有找着。后来在一个小水沟旁找了,他自溺身亡。
立子用的爱人得知这个消息后,人一下子就气瘫掉了。那天东方泥看见立处长的爱人被学习班的两位女同志架着送到海口学习班接受批斗。
凡自杀的都是叛党、叛国,老公死了,老婆来接替批斗,这是惯例。
过了一段时间,一天傍晚,东方泥听见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门友昰。老门神情紧张地说:“老东,原来我曾发了一份文件给你(他说了文件的标题),不知你找不找得着?”老东说:“有,就放在办公室大立柜里。”老门说:“我去拿一下这份材料,现在需要用,我办公室的钥匙在家里,他们不让我回家拿……”
东方泥忙说:“进来;进来,进来坐一下。”老东想了解点学习班的情况。
老门说:“不进去了,我后面有人跟着的。”
老门拿了钥匙很快就走了。老东想看看是跟着,于是悄悄地跟了出去,附近没有见到人,一直走到青年路,见路边蹲着一个人,见门友昰过去了,就起身跟着一道上新华山去了。老东仔细一看,原来是良健祥。老东心里想:老良去学习班当然是当积极分子使用的。厅机关原来砲派的人就不多,一共才三十几个人。干校结束以后,又有一部分人各自东西了。核查开始,厅领导班子调整以后,轷青萍、是仁、卞焘陆续回来了,并成为学习班的领导和骨干,人手还是很少,这回把良健祥抽到学习班作为积极分子使用是可以理解的。接受领导交给的盯梢任务,不跟不行,但良健祥不是跟得很紧。为什么呢?他有他的处境和难处。例如,第一、目前对方还不是敌我矛盾;第二、毕竟是八派的领导同意把他调回218号信箱,不能把事情做绝了;第三、这次是跟着老门到我家里来,他要给点面子,讲点私情。当年划线站队的时候,八派的领导还不是派我干过这种事,得饶人时且饶人。
很快钥匙交还回来了,也不见良健祥跟着。
(九)厅宣传处的人被扫地出门
隔了一段时间,核查办公室组织学习班对错误认识得比较好的人回到机关作检查,以推动机关的运动进一步地深入。
其中有宣传处的瀛乙。检查得很全面,如夺权的问题、武斗的问题、解放干部的问题、打派仗的问题、反对经济主义的问题、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等等。实事求是,实话直说,上纲上线,批判得也合情合理,大家反映较好。瀛乙的检查中还说到两条: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云南日报》来约稿,我和东方泥通了通气,老东说,邓小平的整顿铁路、整顿军队、整顿社会秩序是对的,不能说是翻案,没有什么可批的,就没有写批邓的稿子;二、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有一个私下的小会,公输欣夫等人参加了,凑了一些本单位右倾翻案的材料,点的人不少人的名,叫老东和我写揭发和批判的大字报。会后,老东说,公输这样的人在后面煽风点火,让我们在前面得罪人。我不写,也劝你不要写了,谁认为是问题、谁愿意写谁写去!我就没有写。既青白了自己,也为东方泥开脱,这一点老东还是感激他的,这比自己说还好。他把公输欣夫也点出来,因为公输欣夫这次是“反戈”的积极分子,你们看着办吧!
又隔了好长一段时间,省核查办公室在省体育宥馆召开大会,通知各厅局职工都要到会。去了以后才知道是对清查出来的“三种人”的宣判大会。厅政治部新调来的临时负责人让吾山溪去大会照像。
大会严肃、紧张,到处都有武装人员站岗。大会主席作了简短的讲话,即宣布各厅局应逮捕的人员名单。宣布一个走出来一个,然后排成长队,双手抱头,由武裝押出会场,送上车直奔监狱。
东方泥坐在高层后排,看不清是些什么人。
吾山溪按上级指示,连夜将在宣判大会上所照的像冲洗出来,并在机关大门口的门厅内张贴了一组。东方泥仔细看了一遍,被逮捕的人一大串,头尾都在镜头之外,就这一节,东方泥数了一下,有八十多人。后来才知道,218号信箱机关被逮捕的有一人,这人是外单位调来218号信箱的,八派的一个小头目。“文革”期间大抓小偷的那段时间,他们单位大门口抓着一个小偷被乱棍打死了,人命一条,他有一定的责任。另外,直属单位被逮捕的大概有十多个。
有一张照片是218号信箱公翀局长的特写照,坐在体育馆观众席的前排,看着被押解的罪犯队伍。由于有点戗光,公翀局长的大脸盘被照得很白,面无血色,凶神恶煞的。公局长见后发火了:“这是谁照的?把我照得像个犯人!”欲加之罪盛行时,搞什么工作都有风险。办公室的人赶快把公局长这张像犯人的特写照拿了下来。吾山溪知道这一情况后,惶恐地说:“完了,完了,我完了,我要被清洗了。这么大的场面,而且是逮捕人的场面,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况且有的还是熟人,甚至是我的领导,面对这样的人让我下手曝他们的光,我的手都在发抖。”
不出所料,政治部新调来的负责人,分别找宣传处留守的这三个人谈话。
第一个是奎俊波副处长,他回来以后说:“通知我任厅属技工学校的党委书记。”
吾山溪议论道:“这还不错,技工学校虽在郊区,离昆明远一点,但提为正处级。”
东方泥说:“因为你是‘文革’后期才到云南来的,你与云南的两派没有任何瓜葛,查帮派体系的人,查不到你头上来。现在是干部大调整时期,处级干部是关键,这个位子他是要留着的。提你一级,把你放远一点,你不会有意见,也不会碍手碍脚。”
奎俊波表情很严肃,心情仿佛很沉重,声音低沉地说:“他们是在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这样搞以后会出问题的。老公头说宣传处是个‘黑窝子’,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老公头筑个什么窝”。
吾山溪心情不安地说:“看来机关的干部是要大动荡了,何去何从?只好听天由命了……”
第二个喊到东方泥,他回来说:“通知我去综合研究所。综合研究们所在呈贡。我愿意到科研单位去,到那里我可以搞我的专业。”
奎俊波说:“你懂两门外语,而且都能从事口译工作,将来是用得着的。别以为外语系毕业的都能从事口译工作,口译是要有机会锻炼才行的,要有几年的磨炼才能过得了关的哩!”
吾山溪说:“若能把我分到科研单位,那我要喊‘阿弥陀佛’了。”
第三个喊到吾山溪。他一回来那脸色就不对,神情沮丧地说:“把我分到中甸县一个山区勘查小分队……。”两眼发红紅,声音哽咽啁地说不下去了。
奎俊波说:“这明明是整人嘛!”
东方泥说:“现在是八派的人倒霉的时候了。”
三个人都黙默地坐在办公室宝里没有吭声。
奎俊波说:“收拾自己的东西吧!把办公室的钥匙一交,在家休息两天再去报道。今天中午我请你们上馆子吃一顿饭,算是告别了。以后各人好自为之,用得着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一定尽力。”
席间三个人相互赠两句古诗以资激励:
东方泥赠奎俊波: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奎俊波赠吾山溪: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争,通“怎”)
吾山溪赠东方泥: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俭:少)
宣传处十三个人,留了一个砲观点的副处长和外单位调到218号信箱的姓贺的一位同志。没有安排给老贺什么以宣传为主的工作,系统内开全省性会议时,叫他搞搞会务工作,如安排报到、安排吃住、安排参观及文娱活动等。平时有人出差,他就当个陪伴,他对人随和而热情。他自已热衷于搞电影票,利用218号信箱所拥有的紧緊缺物资,如胶合板、钢材、水泥、木材等,与电影院拉关系,能搞到电影票,或者与出版单位拉关系,能搞到某些仅内部发行的“灰皮书”。搞到这些东西以后,他都主动给领导、同事们送货上门。他老婆对他都有意见,他衣服口袋里、家里抽屜里、桌子上、语录本夹着的都有电影票。有时他自己都弄糊塗了,哪些卖完了,哪些还没有卖完。经常废掉一些电影票,只得自己贴钱。不久,这位党员同志在香港得到一笔遗产,他们一家子搬迁到香继承遗产去了。机关的同志反应说,宣传处偏偏留了个“红色资本家”。
海口学习班结束以后,所有受审查的人下放基层劳动一年。门友昰来机关收拾他的东西时,在街上碰见东方泥,对学习班的情况吹了几句:
“学习班中,领导小组用了三部分人,在一线冲锋陷阵。第一部分是218信箱原‘捍总’后参加砲派,划线站队中挨了整的人。除了轷青萍、是仁、卞涛,菅崇智也从辽宁赶回来了。(东方泥说,这些人真有本事,说走就走,说回就回;门友昰说:搞派性的需要是最大的需要)。这一部分人数很少,报复心强,暗中使劲,留了一手;第二部分是专县直属单位砲派的人,这部分人占多数,因人不熟悉,不讲情面,无限上纲,大喊大叫、跟踪盯梢。他们估计机关要换一批人的,所以比较积极;第三部分是原八派反戈一击的人,人数也很少,原来极左,现在要将功折罪,不惜以诬陷别人来解脱自己。真正属公翀的‘我的人’是组织者、幕后指挥者,他们学乖了,不在第一线冲锋陷阵。学习班结束以后,第二部分人中的大多数,被通知三天之内回原单位,说是省委的决定。这一部分人意见可大了,他们原指望留在昆明,不在机关,也可以安排在在昆明的直属单位嘛!认为‘老公头’是过河拆桥,有的说他是‘借刀剔肉’,走之前在背后骂得难听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