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中国政坛大地震
一、国混乱,家分散
(一)“五·七”干校撤销
东方泥乘?自草坝至昆明的晚班火车。宿大勇、马骉帮他托运了行李,他带着两个女儿上车了。草坝的五月天气已经较热,小火车没有卧铺,旅客都坐硬座。东方泥也没有带被盖。殊不知,半夜里车厢内冷起来,衣服也没有多穿。他让寒梅躺在木椅上,自己抱着清菊坐在寒梅的身旁,三个人挤在一起要暖和些。后来还是不行,东方泥就把自己的夹克衫脱下来把清菊裹住。没有考虑到昆明的早晚温差大,非常后悔未带一床毛巾毯。第二天清晨,发现清菊感冒了,流清鼻涕,发烧了。心想,带娃娃真不容易,一步疏忽了就出问题,郦静月交待的第一项任务就没有完成好。
炊事班的阮师傅比东方泥早一天调回昆明,阮师傅事先与老东约好,他来车站接他们。火车到站,东方泥带着娃娃走到出口处,阮师傅已经在旁边等候着,帮他取了行李,用三轮车将他们送到宿舍大门口,总算是顺利地回到他原来的空荡荡的家里。
把行李放下,赶快领着两个娃娃上医院。大华医院只留了几位专家看门诊,整个医院显得冷清,但看门诊的几个科室却排着长队。转了一圈,没见小儿科了,怎么办?见心内科有医生看病,伸头一瞧是蒯晓情医生。郦静月说过,蒯医生是她的好友,而且东方泥也认识她。管他三七二十一,挂了心内科的号,抱着娃娃就进去了。蒯医生的桌子上已摆着许多病历本,当东方泥把病历本排在后面时,蒯医生抬头一看,认出了东方泥。
“啊!你回昆明了,郦静月呢?娃娃怎么了?”蒯医生睁着惊奇的眼睛问。
“蒯医生,你好!”东方泥回答道,表示认识她,“郦静月还在农村,因为在农村经常要下到生产队巡迴医疗,娃娃没有人管,只好把她们送到五·七干校我那里。现在五·七干校的干部也有变动,我又分回原218号信箱。昨天晚上乘蒙自草坝至昆明的夜班火车,衣服穿少了,二女儿可能是感冒,发烧……”
“来来,我看看。”说着就把病历本拿过去了。
门口站着的一个人说:“我等了半天还没有看成,他一来怎么就可以看了?”
蒯医生忙解释说:“他娃娃发高烧,挂的是急诊。娃娃的妈原来也是我们医院的医务人员,现在走“六·二六”道路下农村去了,去为贫下中农、为群众看病去了。现在她娃娃有急病,我也应该照顾一下。很快的,不会耽搁多少时间。”
门口那位同志就没有再说什么。
蒯医生听了听心脏,说道:“不要紧,娃娃就是这样,一发烧就是高烧。我给她打一针就可以退烧了,不必担心。”遂开了处方,并直接让护士去交费、拿药,然后给娃娃打了一针。减了许多工序,省得东方泥抱着小的、领着大的楼上楼下跑。
东方泥临走时,蒯医生说:“你要上班,大的可以上学,小的怎么办?是不是暂时放在我家,我家有保姆,可以照看一下,我的女儿有个伴也好。”
东方泥感激地说:“谢谢,我因调动工作,搬家有三天假,我可以照顾她三天。如果退烧了,她正好满三岁,我准备将她送到幼儿园去。”
蒯医生说:“那也好。你有什么困难随时都可以来找我。”
东方泥忙说:“好,好,谢谢!”
清菊还算争气,当天就退烧了,想吃东西了,两天之后,情绪好起来。
东方泥和寒梅送清菊到幼儿园的那一天,正好是柴光祺的爱人贵老师接待,虽不是很熟悉,但认识,她是小班的主任,对他们非常热情。小班的娃娃们正在做游戏。贵老师说:“欢迎!欢迎!欢迎新来的小朋友!”
清菊就高高兴兴地跑过去了。贵老师介绍了幼儿园的情况,东方泥介绍了清菊的情况,说这两天发高烧才好转。贵老师说,不要紧,我们这里也有医生,而且把医生也喊了出来。这位医生恰恰是原大华医院小儿科的,东方泥也认识,大家都十分高兴。医生还问了郦静月的情况。贵老师说:“你放心吧!娃娃在这里,吃的都是照顾到娃娃的需求、特点和口味,大家都一样,不偏食,还比着吃。在这里有玩的、会认字、会唱歌、会跳舞,肯定比一个人在家里好。”东方泥说:“是,是,我放心。”临走时,贵老师说:“清菊,跟爸爸、姐姐说再见。”清菊乖乖地伸出小手摇摇说再见。原以为她不愿意去幼儿园,会哭闹,完全出乎意料。东方泥心想,人啦!在关键时刻互相帮帮忙,都会记得的。我自己也应该这样,能饶人时且饶人,能帮人时多帮人。
(二)心中无数点子多
星期天东方泥准备带两个娃娃到圆通动物园去玩,节近民在楼下喊道:“老东!你姑妈来找你了?”东方泥心想,是哪个姑妈来了啊!忙到走廊伸头一看,原来是上海最小的那个姑妈来了,真是喜出望外。自东方泥参加工作以来,各自东西,多年不见面了。赶紧跑下楼把姑妈接上楼来。
“你怎么一个人到昆明来了?”东方泥惊喜地问道。
“我送儿子上山下乡来当知青唦!来了一大批,我有幸作为知青家长的代表之一,送儿子到西双版纳的农场。主要是让我们来看看情况,回去以后传达,让大家放心”姑妈说。
“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东方泥问。
姑妈说:“西双版纳自然条件、气候当然是好的,植物丰富,风景优美,否则怎么可以种橡胶呢!但是农场的生活条件可以说很差,对迎接这么多知青准备不足。在生荒山地上种橡胶树,劳动强度大,这些没有拿惯锄头的小青年一下子还适应不了,要吃些苦哩!人家农场工人不也苦过来了吗?让这些知青也熬吧!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这些知青的前途,国家的发展……。我和你姑爹都是高中教师,现在中学都走空了,小学生一下子还上不来。中学停课了,大学就没有生源,我们还要不要知识分子?心里没有底,只好走着瞧吧!中国并不缺乏体力劳动者,中国缺乏的是科学技术人才……,你们呢?情况如何?”
东方泥把近况说了。
姑妈说:“‘五·七’干校办了一年半就撤了,总算结束了。而上山下乡的知青才开始。”
东方泥说:“五·七干校的干部分三批处理,一部分回原单位;一部分去其他单位;一部分下乡挿队当农民。这批下乡插队当农民的心理是不平衡的,搞得人心惶惶。这并不是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初衷。总是要以自己的本职工作为主嘛!然后兼搞其他。困难那两年,机关不是搞了副业基地吗?机关干部轮流去那里种粮种菜,也得到锻炼,这就符合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毛主席也说这不是新鲜事,有的单位早就搞过。毛主席有个什么指示,有人就会出馊点子,搞什么五·七干校,把机关干部[W用1] 都吆(方∶撵)下去种粮种菜,结果弄得机关里更重要的事没人干。这条路走不通,只好撤了。走“六·二六”道路也一样,左得很,把医护人员全吆下乡。人员分部既不均匀,又不配套,技术力量和设备分散,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农村的医疗问题,关键在于缺钱,小病扛着,大病拖着。农民看不起病,医生下到农村也没得用。你信不?现在这种走“六·二六”道路的方法是走不到底的。”
姑妈说:“当前的情况是:国混乱,家分散。总要想办法整顿一下才行哩!”
这时两个孩子进屋里来了。
“哟!这是你的两位千金吧!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哩!”姑妈高兴地说。
“快喊姑奶奶!”东方泥吩咐说。
两个孩子都礼貌地喊了声姑奶奶。
后来,东方泥带着孩子,引领着姑妈到大观楼、西山公园玩了一天。“文革”时期,吃的,玩的都大不如以前。第二天姑妈就随一道来云南的家属代表回上海了。
(三)老单位,新面孔
东方泥按时到218号信箱政治部报到。政治部主任是临伟英,原218号信箱一局的一位14级的处长,部队转业干部,“文革”初期,反对厅“文革小组”搞的干部“排队”,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做法;支持群众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反派夺权以后,参加生产指挥组,任副组长。政治部副主任是千折南,八派的头头。这两位领导倒是熟人,对东方泥的到来表示欢迎,一年半没有见面了,问了这段时间一些老同事的情况,“五·七”干校的人员有些什么变动,聊了一阵。临伟英主任说,你的工作安排在宣传处,遂把东方泥领到宣传处。宣传处只有个三人,政治部的军代表暂时兼管。军代表分给他一张办公桌和一把椅子,算是到职了。另外二人,一个是原文化局搞文艺创作的,另一个是原省委高等教育处,搞大专院校教务管理工作的。也是从“五·七”干校(文化局的是从草坝,高教处的是从思茅的省委“五·七”干校)才分来不久。看来218号信箱虽然正式恢复了,但尚在筹建之中。政工部门的人,对东方泥而言大多数是新面孔。“文革”后期干部重新打乱了分配,这当然是避免“文革”中形成的派性和山头的副面影响。特别是单位的领导和政工人员调动比较多。部队也是这样,毛主席决定八大司令对调,军队大换防。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拉帮结伙,不会因历史的渊源而结成死党;彼此没有私人之间的怨恨,即使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分岐,那也是过去的事;新职工结合在一起,还都是听中央的,新结识的人容易建立新的感情。不足的是,一个新单位,业务不熟悉,要适应得有一个过程,即使是搞宣传或者是人事工作,也有不同专业的各项知识和特殊要求;有的同志不能搞自己的专业了,干起事情来,总不那么得心应手。
东方泥到职几天后,对厅领导班子的情况大体知道了。一把手是军总代表,昆明军区某局的局长,姓卓,大家都称他为卓局长,砲派观点;二把手是厅革委会的副主任,外单位调来的,10级干部,姓力,八派观点;三把手是副总军代表,昆明军区ⅹⅹ医院的政委,姓矫,大家都称他为矫政委,砲派观点;四把手是厅革委会副主任,原218号信箱政治部副主任居文田,八派观点;政治部的军代表是十四军的一位营长,姓郐,大家都称他为郐代表,八派观点;行政处的军代表是昆明军区的连级干部,姓亓,大家都称他为亓代表,砲派观点;业务处的军代表是十四军的排长,姓轩,大家称他为轩代表,八派观点。
原生产指挥组留守组,一揽子并到现218号信箱各业务处、科和行政处。老红军米宜超仍为厅革委会副主任,分管生产;查欣辰仍为砲派进厅革委会的副主任,分管后勤。
紧接着不断有人来218号信箱报到。原218号信箱二局的甪尚贤,“文革”初期厅“文革小组”成员,后反戈一击,揭发“文革小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群众打成反革命,把超过半数的群众排成三类,大搞白色恐怖等,后成为厅夺权领导小组成员,从“五·七”干校回厅后任保卫处处长;原218号信箱夺权领导小组成员,在“五·七”干校后期接替劳绍平工作的皇不兴,回厅后任干部处处长。
团委(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调来一位女书记,叫佀姝,是“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毕业生,是政治部最年轻的一位正处级干部。另有两个小伙子,是从下属工厂调到机关来的,原是知识青年。团委的干部虽不多,但工作积极,点子多,使直属单位共青团的政治学习、文体活动搞得极为活跃,也使厅政治部增加了许多生气。
厅机关党总支书记姓杨,是外单位调来的,砲派观点;副书记是从“五·七”干校才回来的佘慜,她是官复原单位、原职了。报到以后,没几天她病了,很少来上班。党总支办公室另有两个干部,一个砲观点,一个八观点。
业务处、科,逐步充实了一些技术干部,原218号信箱的技术干部回来得多些。
宣传处陆续又分来不少人,处长江浪,是原省委党校的理论教员,另有四个副处长,八个一般干部。这十三个人中,有从省文化局、省水利厅、省公安厅、吉林省分来的;从218号信箱直属单位等分来的两个干部是东方泥认识的。一个是双佳音,原是工程技术人员,搞建筑的;另一个是瀛乙。这个姓的笔划多,为了省事,他父亲就给他取了一个笔划最简单的名字。也是工程技术人员,搞公路建设的。曾在省级机关“红炮兵”司令部的小报任编辑,是个笔杆子。其中,一个副处长、一个一般干部是砲派观点,其余为八派观点。
厅机关的干部大部分新来咋到,彼此还愿意交流一些自己过去的情况,例如学历呀,专业呀,也不回避文革中自己属于哪一派。好在过去不在一起,没有直接的矛盾,有的还相处得很好。
宣传处长原是理论教员,抓理论学习是行家,也是中央和省委要抓的重点项目。于是将本系统的领导、政工干部、职工代表分期分批地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除了处长是搞理论的,其余都不是搞理论的,要系统地讲马列主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组织了双佳音等几个人专门备课,还要找许多的辅导材料,以及某些问题的专题论文,要准备解答问题。办了几届学习班,学员们反应很好,认为讲得有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过去还没有这样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获益匪浅。东方泥没有安排在理论组。他被安排搞运动,如整党、一打三反,主要是搜集汇报,写简报、写阶段总结;跟随负责政工的副总军代表矫政委,参加省里召开的有关会议,深入下属单位了解情况;写专题调研报告,组织本系统的会议,贯彻中央和省委的有关精神,写传达报告、写会议简报和会议总结等等。
有一天《云南日报》的一位年轻编辑来218号信箱组稿,千折南让东方泥接待。这位编辑叫吾山溪,是《云南日报》评论组的。吾编辑谈了这次组稿的内容和要求,东方泥介绍了218号信箱的情况,答应给他写稿。这是“文革”以来《云南日报》正式复刊以后,东方泥第一次给报社写稿。主要是整党、清队、一打三反方面的情况和做法、经验,这是摆好的文章,只要不是讽刺性的杂文都可以写。现在写稿,第一不署真实姓名,只用笔名;第二没有稿费,其理由是,写稿是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为了名利。炼钢工人炼出来的钢板、钢锭,也没有在它们上面铸上自己的姓名,另外再拿什么劳务费嘛!报社用了218号信箱几篇稿子以后,厅军代表和领导反应很好,鼓励东方泥多写一点。通过写稿,不仅认识了新的编辑吾山溪,还与过去认识的老编辑也联系上了。省影片发行公司为了批判封资修的影片,举办内部的“问题影片”的专场放映,然后组织批判会和批判文章。影片发行公司给《云南日报》评论组发了邀请函,吾山溪也给东方泥送来了邀请函。看了电影后,当场就组织批判,有人发了言,报社作了报道。东方泥听了吾山溪的批判发言及其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认识到这位青年编辑的文笔犀利、结构严井、层次分明、论点明畅、逻辑性强,是个写文章的料。至于观点有时是要跟着大趋势走的。后来才知道,吾山溪是农林学院的大学生,当年的红卫兵,是《云南日报》的编辑在红卫兵小报中发现的人才,把他吸收到《云南日报》评论组的,“文革”锻炼了不少人。东方泥没有发言,也没有写批判文章,只想利用这个机会捞几场免费电影看看,这些影片以后看不着了。心想,通过这些年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对一些事物、现象的是非、好歹、美丑,心里还是有数的,哪里那么容易中毒。
东方泥回昆明不久,得知“五·七”干校的同事都陆续分定了。宿大勇去参加整党工作队;在“五·七”干校行政科的党令泽分到省政府办公厅;晁达分到某外事部门;马骉夫妇、杨诗云夫妇、孟青夫妇、甲育文夫妇分到蒙自县农村插队;展玉君照顾夫妻关系,分到她爱人所在的单位;聂淼分到218号信箱下属一个单位搞他的本行去了。良健祥分到新平县插队;柴光祺、菅崇智分到玉溪县插队……。“五·七”干校算是撤销了,校本部留有几个人办移交。不久,又听说菅崇智夫妇回他们的老家辽宁去了。
(四)趁大调整时抓人才
厅二把手力志窅很爱才,有些有特长,特别是爱学习、肯钻研的年轻人,虽算不上专家,他都想办法把这种人调到厅里来或放在下属单位保留着,他常说,当专家哪那么容易,只要肯学习,下得苦功夫的人,就有可能成专家,我们当领导的要给这些人创造条件嘛!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不用功,待用到的时候就抓瞎了。
就这样他把吾山溪吸收来了。因为他有海外关系,首先安排在下属单位,借调到宣传处工作一段时间,大家对他反应很好,被领导和群众认可以后,才正式调到机关政治部宣传处。他不愿意再搞文字工作,他曾私下向东方泥说,搞文字工作风险大,自愿搞摄影。宣传处正好缺一个搞摄影的,真是饥饿得到大馒头,一拍即合。他来以后,建立了冲洗室,自己摄影自己冲洗照片。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少宣传生产的照片,也出过宣传画,出过宣传本系统特色的日历。
还有一个老朱,就是在“五·七”干校时,到东方泥宿舍来听《东方红》歌舞唱片的那一位。他从“五·七”干校回昆明以后,被分配到218号信箱下属一个机械厂。他原在文化系统是搞作曲和指挥的,放到机械厂去,这与他的专业隔着十万八千里。但他非常乐意,把工厂职工的业余文艺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后来把他借调到厅里抓系统的文艺演出,在全省职工业余汇演中取得很好的成绩。力志窅副主任想把他调到厅宣传处,抓一抓整个系统的文体活动,他死人都不干,“文革”期间他被整惨了。他说他现在走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好得很,并发誓今生不再搞专职的文艺工作。
再一个就是木材加工厂的杨师傅。杨师傅是湖南某艺术学院的老师,因画西洋油画,画过裸体像,“文革”中被定为腐朽、堕落的坏分子,被批判得死去活来。“文革”中,湖南组织一批移民到云南“支边”,杨师傅一气之下,就随这批“支边”的移民到了云南的边疆。后来木材加工厂到边疆招工,发现他有文化,善于绘画,会使用颜料,会把握颜色的深浅,就把他招进厂里当油漆工。
厅机关东方泥等人,在深入基层了解政治运动开展的情况时,发现杨师傅不仅能绘画,他的功夫还在于字写得很好。力副主任古文基础很好,能作古诗词,字也写得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中共高级领导中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周恩来、刘伯承等字都写得很好。毛泽东的草书、古诗词闻名于世,这些都对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作用。力副主任对能写会画的人才也很重视,于是把他借调到厅机关里来了。
分给他一间办公室,一间住房。他在办公室用一张胶合板搭了一个大案板,笔墨纸张东堆西摞。
“文革”期间,学校停课,工厂、机关混乱。杨师傅是借调到厅机关的,原单位和厅机关两不管,他也不参加哪一派,不受政治左右,老实守法,不被闲事缠绕,整天在屋子里画画写写。机关、工厂、学校参加全市的大会时,都要抬毛主席的画像,举红旗。到广场开大会时一比,就数杨师傅画的毛主席像最好。笔法细腻,色调柔和均匀,特别是眼睛画得很传神。218号信箱机关、直属单位挂的牌子都来找他写,都换掉了。运输大队汽车上的单位名称,也是找他写的。字体写得钢劲有力,汽车在全省一跑,杨师傅的字好,名声在外了。
后来昆明市的很多单位和个人都来找他写字。很多大型商场、贸易公司的招牌,旅游胜地的著名景点的题词等,都有他的字。正草隶篆他都有一手。他临摹过中华史上名家的帖,如晋朝的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其他的还有《怀仁集圣教序》、《黄庭》、《乐毅》、《曹娥》、《五十家临摹实录》等。王羲之的书法神韵影响一千多年,至今不衰。古人云“书不入晋,终成俗格”。有行家看了杨师傅的字,认为颇有“晋韵”。他的正楷结体谨严,笔力遒劲,穿透纸背,靓丽着中华文明的骨气;行书体态流畅,清妆淡抹,含蓄多姿,传承着中华文明的诗意;草书龙腾凤舞,豪情奔放,潇洒自如,饱含着中华文明的大度。他实际上是位书法家。中国的书法家使写汉字成为一种特有的绝妙艺术。
但是他现在是一位穿着工厂的劳保服,把油漆活干得非常出色的油漆工。有一次东方泥用水曲柳胶合板做了一个三门大衣柜。水曲柳的木纹非常美,关键是要会打腻子上油漆。于是就请杨师傅来指导,杨师傅一看,自己亲自动手把他的三门大衣柜就漆好了。朋友、亲戚看到以后都称赞说,这简直是个艺术品。
二 ，中国的四把手陈伯达倒台
(一)毛泽东大发雷霆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名为
“第二次庐山会议”。开幕式上林彪讲话,并提出了“天才论”的观点。林彪的讲话很艺术、很策略,他知道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他不能在大会上公开地唱对台戏,他的讲话中压根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只是大赞大颂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林彪对设国家主席作了巧妙的暗示,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国家元首是国家主席的另一种说法。陈伯达和吴法宪就连夜整理了《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用来印证林彪讲话的正确性。叶群要吴法宪转告李作鹏、邱会作说,你要在各组发言,否则林彪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次日在分组会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纷纷发言。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他支持林彪称“天才”的观点,提出要设国家主席。他还说:“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与会者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这还了得!一时间,中央委员们群情激愤,纷纷发言要求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斗倒斗臭,千刀万剐。随后会议又组织全体中央委员,两次听林彪的讲话录音,然后分组讨论,大家均表态拥护林彪。
8月25日上午,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去见毛泽东,慌里慌张地劈头就说:“主席,不得了啦!他们要揪人。”
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有各组组长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大发雷霆,怒气冲天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设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他还转过脸来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当!”据许世友在《我在红军十年》中回忆:“主席的话使我认识到,要毛泽东同志当国家主席,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愿。这是林彪的阴谋,他自己梦想当主席。”
29日,林彪被迫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伯达、吴法宪等人的检讨。
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文中写道:“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用说很好地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以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
庐山会议9月9日结束。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从此全国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学习会上人人都要表态,对中央上层出现的问题,大家的口径都是一致的,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表示拥护,致于内情,因不甚了然,在会上也没有人提出问题或有什么看法。这么大的事件,中共中央第四把手,中共的理论家,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文革小组”的组长,有多种著作,写过重要社论,起草过很多中共的重要文件,发表过重要讲话,一言九鼎的陈伯达,突然倒台了,在群众中不能不引起一些思想上的波动和想法。
门友昰现在是厅党组秘书,属厅办公室管,不在政治部学习组。他一个人一个办公室。
东方泥送文件找门友昰报批时就跟他聊了起来。
“林彪是党章上就确定了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中央的二把手,当国家主席那是法定的事,是天公地道的事。即使陈伯达提出设立国家主席,把马克思、列宁、毛主席论天才的语录例出来,并推崇林彪‘也是个天才’,无非是让林彪当国家主席嘛,也不为错。怎么一提议就酿成了大错呢?”东方泥疑惑地问道。
(二)冰冻三丈非一月之寒
门友昰说:“根据某些文件、‘文革’小报及单行本资料所披露的情况来分析,毛主席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是有深层次用意的。有几件事情引起毛主席对林彪的警惕:
第一、有关军队历史的论述,出现‘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毛主席曾多次说,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第二、1967年7月14日毛主席到武汉去视察,负责毛主席安全的是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车到武汉车站,见站台上有几条标语:‘打倒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原四方面军的)!’‘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毛泽东向杨成武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从7月15日开始,每天上午毛泽东都听华北、中南、西南问题的汇报。谢富治、王力讲了许多‘三新二司’和‘工总’几个造反派组织如何受迫害,如何在高压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下令:‘‘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刑事犯罪的另案处理‘。他吸了几口烟,已经平静些:‘陈再道呀,政治上落后了,不用脑了。’‘他的错误很大’王力急急抢一句。不料毛主席很宽容:‘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有事。’7月18日晚上八点,周恩来带领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走进毛泽东的客厅。谢富治、杨成武、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等人作陪。‘你们怎么样呀?’毛泽东边从烟盒里掏烟,边问。点火吸燃后,才说第二句:‘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陈再道嘴唇动了两下,忽然冒出一句:‘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哈哈’毛泽东笑了,‘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要这么说,主席,我马上开大会做检讨。’陈再道精神起来。不料在周恩来离开武汉不久,谢富治、王力便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煽风点火。谢富治大声叫嚷:‘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作出四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样一来‘大联合’就被冲垮了。7月19曰,‘工总’在武汉市内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昨晚的讲话录音。‘百万雄师’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此时,谢富治和王力正在军区大礼堂,跟师以上干部讲活。王力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看不到这一点,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百万雄师’的群众和大批部队指战员采取了非常的造反行动,前有几十辆警报呼啸的消防车开路,后有上百辆大卡车载满武装工人和军人,吼声山揺地动,驶过大街,涌入军区。王力强自镇定回到下榻的百花二号,不料‘百万雄师’的人冲进百花二号,把王力抓走了。这就是所谓的‘七二○事件’。
“杨成武见形势紧张,立即打电话向周总理告急。周恩来说:‘你一定要保证主席的安全。我尽快赶到武汉。’这时在北京的林彪得知王力被抓的消息,准备给毛主席写封信。信中写道‘武装游行,包围军区,冲击东湖,抓走中央代表,这是兵变……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他过去就讲过不放心武汉军区,其实他是不放心四方面军的人。对他林彪,有好多是不服气的,主要是四方面军的。四方面军不好办,他必须避嫌。对四方面军的人,毛泽东先下决心,他好办;他先讲话,就容易引起毛泽东疑心。现在的武汉和陈再道,毛泽东没有说‘兵变’,自己先说,合适吗?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战将,根据各方面汇报来看,已经影响到南京许世友;而且还牵涉到徐海东大将,他是许世友的老上级,不服林彪。再往上,自然就是徐向前。既要影响毛泽东,又要不使毛泽东起疑心。找来戚本禹,‘这封信你帮助改一改,怎么提妥当,怎么送给毛主席妥当,戚本禹一看,立刻明白其分量有多重。陈再道未包围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他若搞兵变,傻瓜也知道应该首先包围解决梅岭一号。这一条毛泽东也会想到。那么加一句,‘趁他尚未下定决心’,即: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趁他尚未下决心,要及早转移……,最后这封信改由江青署名,这样林彪可以避嫌。周总理赶到武汉以后,便驱车直达百花一号,立即约见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研究了解事态可能的发展,然后驱车去见毛泽东。周总理和其他几位领导反复劝说,尽快离开武汉,毛泽东终于同意去上海。7月22日早晨8时20分,周总理从武汉王家墩机场打电话告诉杨成武:‘我们都到了’。杨成武明白,‘我们’自然包括王力。杨成武汇报了总理的电话。毛泽东听了,沉默了片刻道:‘武汉问题,还是宜快?还是宜慢?’杨成武没吭声。他知道,林彪还在北京等待‘最高指示’。毛泽东边想边说:‘慢一点准备,暂时不行动。’沉吟片刻,忽然毛泽东用宽容的声音说:‘你记: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们有什么决心,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出进。可见徐、陈并没有下死命令。’
“7月25日下午五时。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大会所喊口号,重复最多,语气最激烈的有两句:‘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林彪每次都举手了。
“大会刚结束,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他向周恩来传达‘最高指示’:将陈再道保护起来。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三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增加‘同志’两字。林彪也接到毛泽东在‘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通知’上的批示,全文五条,其中第二条提到陈再道,看到毛泽东在他名字后面加的‘同志’二字。林彪原以为陈再道必倒无疑,顺陈再道这条线,就可以解决四方面军的问題,现在却有一种不祥之感。
“第三、1967年8月14日,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两篇社论,和七八份‘林办’送来审批的下发部队的文件,见里面‘揪军内一小撮’的字样满目皆是,决心渐渐形成。他抓起笔,首先在《红旗》杂志那两篇社论上批了三个大字‘大毒草’。接着将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凡有‘揪军内一小撮’之类字样,统统一笔删掉。删到后来终于耐不住了,索性写下一行:‘不用,退林彪。’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原件退回,过去似无先例。‘中央文革’也乱了,《红旗》杂志的两篇社论是谁写的?康生、陈伯达、关锋、王力互相推来推去。
“第四、1969年10月10日。在苏州的林彪向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并以‘林副主席指示(一号命令)’名义正式下达的。当晚,这个命令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命令下达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方式报告毛主席。未经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事先又不报告,林彪居然发布这样的命令,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也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不能不引起毛主席的警觉。
“第五、陈伯达的三次华北之行,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党政军特别是军界积聚了不少人气,许多人依仗他来解决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形成了一个以陈伯达为首,李雪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郑维三(河北省军区司令员)为文武大将的所谓‘华北山头主义’(江青语引起),加上又出现陈伯达有靠拢接班人林彪的动向,这种种迹象毛泽东的高度警惕。”
东方泥插话说:“毛主席见不得排斥异己,树山头搞宗派的现象,特别是不允许乱军。因为他选的是国家领导人,不得不注意这个问题。”
门友昰继续说道:“是的,综上所述,毛泽东对林彪不放心,但是,林彪已经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不能随便动。难道现在就把他请下来?怎么办?就想到不设国家主席,让林彪在现职位上再观察一段时间。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关于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就与毛泽东有争议。担任中央军委办事组主任的林彪的妻子叶群与林彪的亲信吴法宪谈话时明确表示:‘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还发牢骚说:‘林彪多少年了,不就是个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嘛!’”
“7月12日,中共中央成立毛泽东为主任,林彪为副主任的中共中央修改宪法委员会上,毛泽东第四次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8月23日,二中全会开幕。就出现前面谈到的那一幕。
“庐山会议后,中央先后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华北会议,集中批陈伯达,同时指定叶群、吴法宪、黄永胜等人作检查。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巡视,同各地负责人谈话,他指出:这次在庐山,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同时又指出,要保护林副主席,当然他要负一定的責任。”
东方泥说:“看来,毛主席还是要挽救林彪,他毕竟是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批陈整风是为了敲山震虎。”
门友昰说:“林彪是个军人,身经百战,作风强悍,一贯沉默寡言,说一不二,这就看他愿不愿意转这个弯子了。”
东方泥说:“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在高层,中层领导干部窥测方向选边,基层群众人人表态站队,弄得不好中层领导干部就‘上了贼船’,基层群众就‘进了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