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群众在十里长街哭总理
(一)周恩来的第一次小型手术
1972年5月15日,保健医生张佐良将周恩来的尿液送到北京医院检查,隔日即得到该院病理科的检验报告,检查结论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1973年1月13日清晨6时左右,彻夜工作的周恩来准备上床休息,不料就在他入厕时突然发生了大量尿血。几天后,从天津、上海等地邀请的著名专家齐聚中南海,进而组成了后来负责周恩来疾病治疗的专家小组。
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3月10日傍晚,吴阶平等医疗小组成员悄悄转移到北京西山附近的一处住地。经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组〈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决定在玉泉山设立一个小型医疗机构。在这里,开始了周恩来患病以来的第一次小型手术——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治疗。治疗后只休息了两周左右,他便返回西苑厅忙碌起来。
1973年10月底,周恩来的膀胱癌复发。翌年3月,医疗小组对周恩来进行了第二次电灼手术。手术不久,周恩来只能利用工作之余接受治疗。5月初,周恩来尿液中竟然检查出脱落的膀胱肿瘤乳头癌组织。吴阶平、张佐良等医生忧心如焚,请求中央尽快解决周恩来的入院治疗问题。但是张春桥竟以周恩来急需会见外宾等借口表示反对,并要求医疗小组人员对外封锁周恩来血尿的化验结果。他甚至无理提出必要时可更改化验报告结论的说法。最后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才于初夏时节到解放军305医院住院治疗。
从1974年3月起,周恩来就开始大量尿血,每天达100多毫升。其间,虽然不时进行输血,但仍然无法控制病情。住院之前的五个月中,是他带病工作的最痛苦的时期,堪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统计,这5个月中他只有13天工作时间较短,但每天也有12个小时之多。有74天他每日工作时间在14至18小时以上,有5天连读工作24小时。
(二)周恩来的第一次大型手术
1974年6月1月,周恩来住进医院的当时,医疗小组就为他进行了第一次大型手术。8月10日,又对周恩来体内扩散的癌肿进行了局部切除。
1975年1月下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2月1日,周恩来抱病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他考虑到自己的病情,决定对12位副总理的工作进行重新分工。周恩来确定邓小平在他治疗期间,主管外交并代理总理主持会议和签批主要文件,同时确定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3位副总理负责国务院的日常事务。上述安排很快获毛泽东批准。
1975年2月下旬,医疗小组经过检查,再次确诊周恩来的癌细胞仍在转移,并确诊已经患上了结肠癌。
3月26月傍晚时分,305医院特护病室内外笼罩着紧张而肃穆的气氛。这次周恩来的医疗小组除原来的吴阶平等著名专家外,又增加了一批力量。这是周恩来患病以来最大的一次手术,所有专家都紧张坚守在手术室内,时间持续了8个小时。周恩来在术后恢复中自知生命有限,对参与手术的医生们真诚地表示:“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这是我很高兴的。”
9月初,北京病理科对周恩来腹部肿块检查后,得出的病理报告结论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吴阶平等被这一严峻的现实惊呆了,因为他知道鳞状细胞癌乃是所有膀胱癌病变中最为严重的一种,这也意味着周恩来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
(三)周恩来在手术车上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
9月20曰,中央政治局批准对周总理进行第四次大手术,邓小平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领导来到305医院看望他。这时的周恩来已经预见到此次手术非同小可。就在手术之前,他来到了病房的卫生间,掏出笔在一份文件上写东西。这时,手术室内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做好了准备,守候在走廊内的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很焦急。后来才知道,周恩来在术前一个小时里,在1972年6月中央“批林”整风会议时他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刊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并用颤抖的手给中央写了一封与此事相关的信。一直到14时后,周恩来才把这封信郑重地封好,交给了等候在门外的邓颖超,要她适时交给中共中央。
就在周恩来将要进手述室的最后一刻,他忽然在手术车上用沙哑的声音大声喊了一句积郁心中多时的话:“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周恩来一句呼喊,让所有在场的中央领导猛然一惊。周恩来深知这次手术不同于以往的手术,这种癌症的恶性程度和较高的死亡率,已经让他清醒意识到,必须对自己的后事有所交待了。
(四)文化大革命让周恩来少活了十年
9月24日,毛泽东收到关于周恩来手术情况的报告以后,在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时说:“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4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的身体也不好。我82岁了,我也有病(指着陪同在场的邓小平)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自1974年6月病情加重住进305医院后,周恩来先后接见外宾63批,与外国首脑政要谈话17次,在医院召集和主持会议20次,与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委级领导干部谈话55次,出医院参加重要会议20次,外出看望或找相关同志谈话7次。在住院期间,医疗小组专家对周恩来实施大小手术达13次之多。从1974年4月至1976年1月初,先后为周恩来输血89次。
总理说:“这场‘文化大革命’让我少活了十年。”
1月8日这一天,黄宛、方圻、吴蔚然都守在值班室。忽然铃声大作,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而专设的电铃。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为七十几次。陈在嘉大夫说,一直是一百多次,然而掉到七十几次。她急得说不出话来。总理心跳在继续下跌,六十次、五十次、三十次……
中央领导人接到在抢救总理的消息,李先念第一个走进病房,他弯下身子,双手紧握着总理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了,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他悲痛双手发抖,站都站不稳了。医护人员赶快把他扶到沙发上。他坐在那里双眼盯着总理,无言地抽泣着。
邓大姐守在病房,看着医生们抢救,她多么希望像前几次那样,总理会醒过来。医生们用尽了各种抢救措施,总理,人民的好总理,为人民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跳动了78年的心脏于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停止了跳动。全体医务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总理周围,忍不住放声大哭!
11时05分,由邓小平带领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倪志福、吴桂贤、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走进总理病房,围在总理遗体前肃立。邓小平同志说:“恩来同志,安息吧!”然后向总理三鞠躬,目视着总理,缓缓地退出了病房。
当天下午,政治局开会筹备追悼会事宜,当时仍名义上担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于下午6点30把政治局撰写的讣告草稿送毛主席批示。病重中的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周恩来的悼念活动。14日下午,工作人员向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的悼词稿,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第二天一早毛就批准了讣告,毛甚至同意由邓小平致悼词。
讣告上称: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这是政治上的评价。
当护送周恩来灵柩的灵车还没有出动时,从医院到八宝山沿东西长安街的两边,自发地站满了群众,男女老少都有,都在凛冽寒风中静候着,要送总理最后一程。一听到哀乐,看见灵车缓缓驶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哭啊……呜呜地哭啊?哭声随着灵车一路地滚过去……。当送别周总理的新闻记录片在全国放映时,凡看到这一场面的群众也热泪盈框。人们议论着,中国少了一个好当家的,少了一个了解人民群众、关心人民群众、热爱人民群众、支持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说话、为人民群众出点子、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为人民群众办事、考虑问题细致周全,处理问题正义公道的好领导。这是人民群众从一些具体的、甚至是细小的事件中,自己感受到的富有个人感情的评价。
世界各国领导人也发来了唁电。据《参考消息》2021年9月25日报道。当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声明中说∶‘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我有幸会见过的一百多位首脑中,没有一个人在敏锐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他,这些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人!”“时任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也发表谈话:‘周总理不仅是中国的伟大的领导人,而且是世界的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之一,失去这样一位人物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的巨大损失。’”
四，诗人喊出了群众的呼声
——周总理,我们想念你!
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发表了柯岩的一首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位男中音播音员,用沉痛的声音全文播送了。
周总理,你在哪里?
柯 岩
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
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
——你的人民想念你!
我们对着高山喊:
周总理——
山谷回音: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革命征途千万里,
他步步紧跟毛主席!”
我们对着大地喊︰
周总理——
大地轰鸣: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你不见那沉甸甸的谷穗上,
还闪着他辛勤的汗滴……“
我们对着森林喊︰
周总理——
松涛阵阵︰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宿营地上篝火红呵,
伐木工人正在回忆他亲切的笑语。”
我们对着大海喊︰
周总理——
海防战士回答︰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你不见我身上,
他亲手披上的大衣……”
我们找遍整个世界,
呵,总理,
你在革命需要的每一个地方,
辽阔大地,
到处是你深深的足迹。
我们回到祖国的心脏,
我们在天安门前深情的呼唤︰
周——总——理——
广场回音︰
“呵,轻些呀,轻些,
他正在中南海会见外宾,
他正在政治局出席会议……”
总理啊,我们的好总理!
你就在这里呵,就在这里!
——在这里,在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在一起,在一起,
在一起……
你永远居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
你永远居住在人民心里,
你的人民世世代代想念你
想念你呵,想念你,
——想——念——你……
全国人民都听到了,从城市到乡村,从机关到工厂、到学校到部队,从高山到大海,从平原到大街小巷……,人们都含着眼泪聆听。周总理活在人民的心里。
十、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
(一)邓小平写信给毛译东,提出辞职
在1974年1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邓小平第三次做检讨时,他再次表示希望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江青问邓小平为何要见毛主席,邓小平说,他要亲自向主席说明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亲自聆听主席的批评和指示。但是毛泽东一向拒绝跟他的批判对象见面,这次也不例外。邓小平知道自己无法单独见到毛主席后,立即提笔给毛写了一封信,实际上是宣布自己准备辞职,。他把信交给了毛远新,请其转交毛泽东。信中写道:“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恳请予以批准。现在,己过去两个多月,批判还将继续下去,再不提出会妨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过失。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
毛收到邓小平的信后,第二天又与毛远新见面,听他汇报邓小平在昨天会上的表现。在毛远新看来,邓小平的检查仍然不充分。毛远新还向毛泽东汇报说,三位副总理——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都请求有人牵头处理国务院工作。毛立刻回答说,可以让华国锋带个头,并随即主持党的日常工作。就在同一天(1月21日),张春桥和江青安排召开了清华、北大的党委会议,会上第一次点名批判了邓小平。
3月2日江青召开了一个12省负责人的会议,试图将邓小平的严重性升级,把他称为“反革命”和“法西斯”。毛泽东认为这太过分了。批评江青不跟自己商量就开会,并禁止发表她的讲话录音。
3月3日,毛泽东和华国锋批邓的文件传达到全党。从此在全国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要求人人表态,与中央绝对保持一致。不过华国锋和毛泽东一样,对批邓运动做了一些限制:不要上街贴批邓的大字报,不要在广播电台上批判。
(二)批邓,批什么?
《云南日报》的编辑曾给瀛乙来电话约稿,主要是“批邓”,自己写评论,或者组织工农群众座谈,写成纪要。瀛乙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东方泥。两人议论了一下,自己写,得有内容,批不起来,就没有什么可写的。致于座谈会,这是领导的事,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去组织工农群众的“批邓”会。
致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厅里有几个人有这个意向。主要是是机关和直属单位里有人对谭甫仁搞的“划线站队”不满。“九一三”事件以后,不按中央的部署批林彪,而是搞“批谭批派”。到街上去贴大字报、刷大标语,在墙上地上到处写,认为这就是右倾翻案风。改哲民私下通知了几个人到蓝英原家里开会,研究对这种现象进行反击。去开会的有东方泥、瀛乙,还有公输欣夫等。在这个会上,大家凑了一些材料,公输欣夫最激愤,点了不少人的名。东方泥没有发言,主要是对公输欣夫这个人有看法,这个极左分子是个两面派。写大字报的任务最后落在了东方泥和瀛乙的身上。改哲民说,大字报写好以后,我们集体签名,共同负责。
散会以后,东方泥向瀛乙说:“第一、批谭批派的大方向不对,我们说没有用,要中央发话才行(后来,中央有关领导果然指出,云南当前首要的是揭发批判林彪线上的人和事,而不是批谭批派。);第二、他们点了这么多人的名,这些人和事我们并不了解,写出去,被点名的人还不是恨写大字报的人。虽然改哲民强调集体签名、共同负责,但人家一看笔迹就知道大字报是谁写的。当你遭报复打击的时候,你别指望公输欣夫来保护你。这个大字报我不写了,我劝你也不要写。这件事就吹掉了。
(三)邓小平的问题升了级
3月30日,悼念周恩来的第一批花圈开始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北京市的领导说,大约有100万人去过广场,当天广场上的人数最多时达到10万,并一直维持在数万人以上。北京市的领导发出紧急通知说,“不要去天安门送花圈……送花圈是旧习俗”。但是消息不胫而走,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估计超过了200万人),人们向周恩来表示敬意。
4月5日星期一的黎明,北京市派出大约200辆卡车来天安门广场,工人们把花圈扔到车上拉走了。天亮之后人群又涌入广场,人数超过10万人。当天下午政治局再次开会。已多日不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被叫到会上接受批判。张春桥首先攻击邓小平说,他就和纳吉(Ⅰmre Nagy,1956年匈牙利暴动的主使者)一样。毛远新接着传达了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书面和口头指示,邓小平一直保持沉默。
根据政治局批准的计划,民兵要在晚上8点出动,但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认为,广场上的示威者仍然太多。最后,夜里11点吴忠打电话报告北京市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吴德,还留在广场上的示威者大约只有1000人了,吴德下令出动民兵清场。
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向毛泽东写出了关于天安门广场情况的报告。当时充当联络員的毛远新,向已经重病在床的毛泽东汇报了中央政治局讨论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并把姚文元亲笔拟定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读给病塌上的毛泽东。
4月7日上午8时05分,毛泽东听了“现场报道”,诬蔑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是“反革命活动”,诬蔑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说天安门事件“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听完长达1个多小时的汇报后,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的毛泽东已经不能通过语言表达他的意思,只能用颤抖的手给守在身边的毛远新写了关于邓小平的三点指示:“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指邓小平)”。
4月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西厅内,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在会上,江青、张春桥叫嚣,一口咬定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说邓小平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江、张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华国锋主持会议,对于说邓小平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直接指挥一事,他说,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一下,以便核实。江青说:“让汪东兴去吧。”后来,汪东兴去问了邓小平。邓小平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张春桥不满意,他让汪东兴写个谈话记录。汪东兴发火了,说:“让你们去,你们都不去。记录我不写,以后也别让我去了,下次你们自己去问吧。”
4月7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个决议”。“决议”的第一个内容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内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題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8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他向党中央和毛译东表示: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机关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人人表态,转弯子(这是第三次对邓小平的问题表态、转弯子了),拥护中央的决定,与中央绝对保持一致。至于批邓的发言目前还没有听到,这说明群众对邓小平的整顿是认可的。
(四)整顿错了吗?
回到家里,东方泥向郦静月说:“单位上组织批邓,批不起来。因为邓小平遵循的“三项指示”是毛主席的指示。而且是毛主席在‘文革’中提出来的。第一项,‘反修防修’正是‘文革’的中心任务;第二项,安定团结,‘文革’搞得党内、企事业单位、厂矿、学校四分五裂,派性斗得你死我活,中央一直都在强调大联合,强调安定团结,这不错;第三项,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也是毛主席、周总理早就提出来的,要抓革命,促生产嘛!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毛主席批示道,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说明陈伯达只抓‘两条路线’斗争而罔顾生产。再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大家连饭都没得吃的,喝西北风。
“再说,邓小平抓的这些整顿项目,的确问题累累。首先从问题最严重的铁路部门入手,正是抓在点子上了,我是感同身受。去年我随阿尔巴尼亚专家跑了几个省,多坐火车。那个乱劲……,走走停停,不准时,管理混乱,两派互斗,你撤我的台,我撤你的台。火车单轨,运行不准时,会出问题的。没有水喝,我们坐软席的还好一点,那些坐硬席的才脑火啊!车到站一停,旅客一窝蜂式地跑下去,冲到平时供旅客洗脸的自来水管处抢水;车厢超员,连厕所都站着人;没有饭卖,到了站就在小食摊上抢吃的东西。有的人就在窗口买,拿了东西没来得及付钱,小贩就提着篮子跟着火车跑,要钱;有的付了钱还没拿着吃的东西,小贩就抓着一个馒头或饼子往窗子里丢进来,那还算好的。不丢的,你还不是干瞪眼。还有,旅客放进站台以后,为了抢位子,从窗口爬进去;还有,托运的东西会丢;托运的箱子被乱丢、乱甩,被弄脏、砸坏,这是过去铁路管理中从未有过的情况。
“再说坐飞机的情况,过去航空公司的服务是最好的,因为坐飞机的人相对要少一些,不乱。现在也不行了,也是管理混乱。我们从武汉到上海是坐飞机,因为手提的是小件,有重量规定的,衣物等都托运。到了上海,阿专家托运的一个旅行包找不着了。上海接待组的同志和我们都在贵宾室里等。机场的一位负责同志也急了,让我们先到宾馆住下休息,他负责找,不会丢失,主要是管理混乱,给拉乱了。当天下午才找着,因为他们的人手少,无法送来,让我们自己去取,你看看,这不是找麻烦吗?
“再说首都的公共交通车。我从北京回昆明的时候因飞机票不好买,只好分段走,先从北京到成都。离开北京的那一天,朱士林送我,帮我提一个包。我们提前一个半小时从新侨饭店出发到民航大楼乘班车去机场,时间足够了。来到长安街公交站等车,第一辆车不停,因为人太满,停了也上不去。来了第二辆又不停,而且车次不多,这一下子让我们急了,直到第四辆车才松一点,阿弥托佛,我们终于上车了,时间已经过了一半。车到王府井哗地上来一批人,把车就塞满了,我们被挤到车中间,我说,坏了,等一会儿怎么下车啊!一站一站地磨蹭着走,下的人少,上的人多,到了民航大楼附近那个站,不出所料,人塞满了,挤不出去。车门开了,见没人上下,马上就关上了,急得我们大叫,还有下车的,请等一等。不知是驾驶员没有听见,还是他不耐烦等我们下车,车还是嗡嗡地开了……,朱士林吼叫道,我们要下车,我们是乘飞机的,你担搁我们上飞机,飞机票钱要找你赔的。驾驶员还算好,将车停下了。劳驾!劳驾!我们要下车,凭全身的力气拚命往外挤,我们各提一个包,包挤不过去,只好举起来,好心的乘客也帮我们把包传过去,终于下了车。把人的气都挤脱了,朱士林的脸色都变了,我的上衣扣子被挤掉了一颗。提着包赶快往民航大楼跑吧!朱士林边跑边说,从大串连以来,北京的交通秩序就是这样的,也没有人来治理,以后别到北京来了,少受这个罪!刚跑到民航大楼门口,民航局去机场的班车已经开出来了,赶快又喊,停车!停车!我们要去机场。车停了,唉哟,我的妈呀!我上去了,终于到达机场。事情还没有完,飞机不知道什么原因晚点,管理部门也不向旅客说明,大家都坐那里干等、干急!也不便上街吃晚饭,只好饿着肚子。好不容易起飞了,到了成都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是最后一个航班。行李房的一位男同志为了节约时间,不逐个查收据发放行李,而是让旅客自己进到行李房去取,也是好心。我进去以后,看见一个灰色提包上有一个白布条,这是我专设的便于寻找的标记,拿来一看,这个白布条没有名字,而且提包没有上锁,而我的有名字还加了锁的。转来转去就是找不着我的那个包。直到所有的人都拿完了,就剩下最后这个包,但这不是我的。这种灰色提包很多,看来也有人拴了一个白布条作标记,肯定是这个人拿错了。一位女工作人员赶快跑到停车场处喊道,谁把包拿错了,请检查一下?有两辆车送旅客进城,第一辆车坐满了人,有人催着开车,车就开走了。这位女工作人员生气地说,叫别开车,等大家的行李拿完了,不错了再开车,硬是不听。这个包肯定是第一辆车上的人拿错了,车开走了!那位男同志问我,你包里是些什么东西?我说,只是些换洗的衣服,还有几本外文辞典。这位男同志把留下的这个灰色提包的拉链拉开一看,有照像机,有几张已签字的商业合同等。连忙说:“不要紧,他包里的东西更重要,他会回来换的。这种人也有,这么重要的东西,既不上锁,也不看清楚,拿了别人的包就走。像什么话,他妈……,他没有骂出来,他是替我出这口气。你明天早上到民航局成都办事处去问一下,他送回来了,就请你来机场取。我说,这不是担搁我的时间吗?男同志说,没有办法,请你原谅,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出现了漏洞造成的。不应该让第一辆车先开了,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第二天早上我到民航局成都办事处一问,我的包送回来了,让我去机场拿,正好办事处有一辆车送旅客到机场,我就搭车去了。到办公室取了我的包,那位男同志再三表示歉意,随便聊了几句,大概不到十分钟,心想,恐怕还得等一段时间才能搭刚才来的那辆车回市里去。刚走出办公楼的大门,只见昨天那位女同去追着送旅客的那辆车大声喊道,停车!停车!有一位旅客要搭车子进城。停车!停车!追了一程路,终于把那辆车喊停了。我赶快跑过去,只听见那位女同志在我身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真见鬼!乱成这个样子,不出事才怪。她这是对整个交通运输的现状下结论了。”
郦靜月说:“学校教育还不是乱,好像无人过问。三千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学校走空了,希望寄托在谁身上?教师搞斗批改,怎么改?毛主席说,理工大学还是应该办,这才开始办大学,但不通过考试,而是通过基层领导的推荐。有的人为获得一个推荐上大学的资格,拉关系,走后门,乱七八糟说不出口的事都发生了。这就涉及制度的问题,不整顿怎么行。”
“再说文艺界的情况,”东方泥说,“尽管样板戏很好,也广泛流传了,可以说,大人小孩都能唱几段,京剧从未这样普及过。但是,一打开收音机都是:‘谢谢妈!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也不行。文艺创作强调“三突出”,结果把一个悲剧演得器宇轩昂,缺乏悲惨遭遇的细节,削弱了感染力。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写的是姐妹俩受苦受难的遭遇,那些细节都非常真实非常感人,电影院里哭声一片。这是我看电影时很少见到的现象,说明群众还是喜欢富有感情的细节。
“部队怎么整顿我不知道,但从邓小平写给毛主席的信中可以看出,林彪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如果邓小平在部队的整顿中,是要加强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我认为是对的。任何一个行业,在正确的大方向的指引下,要加强专业的学习和提高,而且还要精益求精,否则不可能搞好本职工作。打仗更是如此,那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
郦静月打招呼说:“你还是小心点,莫在会上说这些话。”
东方泥说:“现在的情况好一些了,有人敢说话了,只要你说得有道理,能分清是非,群众也会认可。有人议论说,现在有些言论,如果放在五七年反右时,肯定是右派言论。如今老当也学乖了,不轻易整群众了,要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搞好关系。现时群众最恨的是打小报告、两面派、见风使舵者、叛徒、马屁精、造谣诬陷、恩将仇报之类的政治扒手。见着这种人就群起而攻之,让群众识别他的真面目。
“群众之间,也不想树敌。中国的政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次你整了老子,老子下一次还不是整你杂种。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年轻人要好多了,他们没有经过各种政治运动的‘洗礼’,对人对事比较较真诚、坦率。等我们这一批老家伙都死绝了,情况、风气、作风、意识会慢慢好起来……,你信不信?也快了,好多人已经走了
“夏衍写了一首《整人》诗,在民间广泛流传,我背给你听:
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
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
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
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郦静月哈哈笑道:“写得太好了,你帮我写出来,我带到医院去念给我们那些同事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