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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这是为什么?》第十一章 中国政坛大地震 (三)云南的一把手谭甫仁被暗杀 (四)接班人林彪叛逃,其头颅送莫斯科鉴定。

(2025-12-19 05:16:41) 下一个

三,云南的一把手谭甫仁被暗杀

(一)普遍撒网,人人过关

1970年12月17日上午,厅党组副书记召开全体职工的紧急会议,

宣读省委通知:昆明军区政治委员、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同志于今日凌晨被暗杀。全体职工必须说明自己昨夜到今日早晨上班之前的行踪,并必须找出证明人。惊恐之中,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昨天晚上参加政治学习以后,十点多钟才回到家,洗脸洗脚,然后睡觉。早上六点多钟起床漱口、洗脸、上厕所,到机关食堂吃早点。大家找的证明人都是一起学习、生活、工作的同事,在家里那段时间也很短,证明人只能是家属。再说,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离218号信箱比较远,不可能凌晨去作了案跑回来上班。须知,这是跑到守备森严的昆明军区司令部去暗杀政委,哪那么容易啊!几天以来昆明市内进行戒严,几条通往外地的路口都严格盘查过往行人,防止作案人逃跑。据说羁押嫌疑犯无数。军警到处游走穿梭,发现形迹可疑人,就查问。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218号信箱机关的总军代表卓局长就住在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他打电话到机关称,凡住在大院的职工暂时不能出来,要搞清楚每个人的情况再说。

有人议论说,这种破案方法叫做普遍撒网,重点抓鱼;有人说,个个都查,看起来严,实际上是分散警力和注意力,凶手更容易漏网。

(二)周总理指示︰破案并不难,问题在内部

周总理知道昆明如此破案的方法后,非常生气,就说了前面那句话。

后来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果然查到凶手。群众反映说,周总理身在千里之外,却明察秋毫。

总军代表得以离开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来到机关上班以后,开了一个机关全体职工的大会,把他了解的破案经过向大家作了介绍:

谭政委住在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里一幢单独的32号小楼。凌晨四点多钟,凶手来到32号小楼,敲门喊要见谭政委,有要事汇报。谭政委的小姨子是‘八一’体工队的运动员,休假来昆明,住在小楼的一楼,听到叫声立即起来开开门,劝他不要叫,谭政委在在睡眠中,有事待他上班再说嘛……,凶手迫不及待地挤了进来,小姨子和他吵了起来,凶手一拳就把小姨子打晕在地。大门侧边警卫室的小战士听到吵闹声,刚开开门,凶手一枪射过去,把小战士打了回去。这时住在楼上的谭甫仁和夫人也醒了,听到枪声赶快跑下楼,看见凶手走过来,谭甫仁的夫人王里波奋不顾身地过去想拦住他,凶手又一拳把王里波击晕倒地。谭甫仁见势不妙,转身朝另一个楼道口跑去,凶手追上去连开三枪,一枪击中腹部,一枪击中头部,一枪击中手臂,凶手逃跑了。约一个多小时以后,周兴得到情报,立即赶到现场,将被击伤的谭政委送到昆明军区总医院,此时谭政委几乎已量不出血压。经过抢救后才有了点微弱心跳。周总理亲自安排北京的专家急飞昆明参加抡救,但在下午四时许,谭甫仁终因伤势过重,不幸逝世,死时仍大睁着眼睛。时年60岁。

(三)凶手是被关押起来隔离审查的人

谭政委的小姨子是与凶手争吵后被击晕的,她当然记得凶手的形

象:穿军服、有枪、河南口音,而且熟门熟路来到小楼敲门,当然是内部的人。小姨子又对其体形、面容作了大体描述。于是就在内部排查,动员大家回忆是否有上述这样的人在院子里活动。一时间住在军区司令部的干部和家属都在议论这件事。一个13岁的小男孩马苏红随意说了一句:“我见到过王冬昆的爸爸。”王冬昆是他们同院住的一个小孩,马苏红对他爸爸的面孔很眼熟。专案组一查,王冬昆的爸爸是王自正,穿军服,河南人,对上了,但王自正因历史问题正在昆明军区原战俘管理所隔离审查,他怎么可能跑出去作案,是他吗?专案组用很隐蔽的手法让谭甫仁的小姨子去看,确认一下凶手是不是这个人。一看,小姨子非常肯定说就是这个人。

抓捕于1970年12月31月晚上10时半左右进行。两位保卫干事一起走进王自正的隔离室,通知躺在床上的王自正:“起来,到饭堂去一下,有点事。”王自正起身,下床,躬身穿鞋,突然从床下抽出一支59式手枪,对着两位保卫干事一边一枪,二人应声倒地。王自正夺门逃跑,大门门卫随即追去,王自正逃到战俘管理所附近的田坝里举枪自杀。

射杀谭甫仁的59式手枪的其中一支,在原战俘所墙外的垃圾堆里被找到。专案组判断,一定是凶手作案后把手枪仍进厕所,后被掏粪的农民捎带着一起掏了出来。后经检验,王自正自杀的59式手枪,正是军区保卫部被盗的两支手枪中的另一支。

  • 筇竹寺的对联道出真谛

问题出在军区保卫部。军区急调ⅩⅩⅩ来昆明主持侦破。原军区

保卫部的办案人员均被拉到城外办学习班,接受调查。曾经主持侦破的保卫部部长景儒林,趁大家去食堂早餐之际,用尼龙网兜把自己悬在床栏上,自缢身亡。

卓局长介绍了上述情况,提出了许多疑点。例如:为什么32号小楼一楼警卫室的警卫员在案发的前一天,换了两个新入伍的小战士?32号小楼旁,原养着一条狼犬,为什么在案发的前一天,狼犬不见了?而凶手恰恰是从这里翻墙逃走的,有鞋印为证;凶手王自正当时正在昆明军区原战俘管理所被隔离审查,这里戒备森严,他怎么能出来杀了人又回去,门卫为什么没有发现?由于两个关键人物已自杀,要搞清楚内幕是有困难的。

群众中议论纷纷,有的说 ,周总理说准了,问题就在内部;有的说,这两个关键人物,交待了是死,不交待也是死,不如干脆自杀拉倒……。作为老百姓就没有机会再了解其侦破的内情了。

门友昰说:“筇竹寺有一副对联,可以对世界一些难题作解。”请看:

天下事了无甚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政治部以搞政治运动为主,上班就是搞政治运动,学习中央和省委的文件,谈认识、表态。“一打三反”完了就是“清理阶级队伍”,然后就是“整党”、“解放干部”等等,学到晚上十点钟下班,回到家已经十点半了。

有一天东方泥回到宿舍大楼前,看见寒梅孤零零地一个人靠在昏暗的路灯杆上,张望着路过的行人,心想,大概是在等我回来吧!赶快走过去说道:“寒梅!这么晚了,你怎么一个人还站在这里?”寒梅走近爸爸说:“我在等你。”东方泥说:“你在家里等我嘛!外面冷啊!”寒梅说:“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害怕。街上有人走,我不害怕。”

东方泥心想,这是孩子的心理,照说关在屋子里更安全嘛!小孩是怕静,怕孤独,怕黑暗,说到底是怕鬼。怎么办?就多次说世界上没有鬼。也不能说晚上家里比街上安全,这样一说,晚上她连街上也不敢站了。毕竟街上有人走动,对她也是个安慰,能壮壮胆。后来,东方泥多次见寒梅站在路灯下等自己回来,如果碰着下雨、寒流天气,寒梅就更可怜了。所以每到晚上学习完,东方泥就赶紧往家里跑,减少一点寒梅的等待焦急。

1972年的春节快到了,这是一年中最长的一个假期——四天。年三十这天下午,机关里都开始大扫除,匆匆地搞完之后,又忙回家搞卫生。行政科长大声宣布:今天晚上食堂备了五个菜,你们拿大家伙来打菜,你们若拿小碗来,菜到时候盛不下,莫怪我事先没有打招乎。我让你们个个都吃得拉稀。到了五点多钟,食堂里排起了长队。东方泥提了一个竹篮,拿了七个大碗。门友昰排在前面,他也拿了几个大碗。待他打了菜出来一看说:“就这么碗底大一点菜,还拉稀哩!连屁都放不出来。”大家哈哈大笑。东方泥有两个人的粮食关系在食堂。两份打在碗里也有半碗,。四荤一素,素菜的分量多一点,是胡萝卜炒木耳,也够吃了。回到家,摆好碗筷,已六点多钟,四周已响起鞭炮声。三个人围着桌子坐下开始吃年饭。东方泥无不遗憾地说:“就差你妈妈了,她要是能够回来就好了。”

咚咚咚,听见有人敲门,寒梅跑过去拉开大门:“唉呀!妈妈回来了!”

清菊忙从椅子上梭下来,跑过去喊道:“妈妈!妈妈!”抱着妈妈的腿。

东方泥赶快过去接下静月的大包小包,笑着说:“中国的事提不得,一提起你,你就回来了。”

郦静月兴奋地说:“我和公社卫生所另外三个人调到县防疫站了。下午开始放假,我是坐快车赶回来吃年饭的。”

东方泥说:“正合适、正合适。”

郦静月说:“我还带回来两个菜和饺子。遂把菜和饺子拿了出来。东方泥忙热菜和饺子。两个娃娃高兴得跳啊!

妈妈是家庭的支柱,妈妈的美丽像明灯照亮了屋子;妈妈的笑声像金铃一样悦耳;妈妈的好心情给家里带来一阵春风。一家四口欢欢喜喜、亲亲热热、满心满意、难分难舍地过了四天年,不待细说。

 

四、接班人林彪叛逃,其头颅送莫斯科鉴定

1971年7月9日中午12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专机,秘密抵达北京。基辛格在北京只能停留48小时。周恩来总理同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从下午4时25分持续到晚上11时半。熊向晖是以国务院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这次会谈的。

周恩来告诉主席,基辛格到了,准备汇报他提出的问题。不想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遂转向熊向晖问道:你在总参二部当副部长?熊回答:是。毛主席反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熊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继而毛主席悠哉游哉地同他“漫谈”,提了一些问题,熊向晖概略地作了回答。庐山会议之后,中央开始在党内批判陈伯达,并责成黄、吴、叶、李、邱作出检讨。将近一年过去了,熊向晖只知道陈伯达被揪了出来,其余情况一概不知。毛主席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主席又问熊向晖有没有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却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毛主席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问:你嗅出点什么没有?他对毛主席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是“没有”。

毛主席转过身来,问周总理:“五大将”的检讨,你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讲话,发给总参没有?周总理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600多份。

那是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

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毛主席又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亲自动手。听说是自己动手时,毛主席说:很好。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情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熊向晖听了,心里又是一动: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办公室主任的,不就是林彪吗?

在回宾馆的路上,周总理嘱咐熊向晖:今晚主席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是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林彪是不会轻易认输的。他对吴法宪说了句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对庐山会议的结果非常不服气。他既迁怒于叶群,也埋怨吴法宪、李作鹏他们水平低、不争气。他感到今后要成大事,靠黄永胜、吴法宪这些老总们已经无济于事,得靠他自己的力量和势力了。

1971年年末,厅办公室出通知,全体职工到大会议室听中央的重要文件的传达。

办公室主任念道:“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1第57号,《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听到这一句,大会议室里就听见一阵啊的惊奇声。

内容简捷明了。念完以后,各人回自己处室讨论。这时相反,大家都鸦雀无声地往办公室走了。因为要转的弯子太大了,无从说起。

最初,大家还是像以前一样异口同声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只是谈了一些想法,认为这的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个一生都追随毛主席干革命、立下显赫战功的开国元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亲密战友,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样,要谋害毛主席,事情败露以后,竟逃跑叛国,简直不可置信。

也有人说,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从“五·七”干校回到厅里的是仁说,我早看出‘林秃子’头上有反骨,摔死便宜他了,该千刀万剐。是仁说话一貫“左”得很,说大话、假话、空话。他以前对林彪作为接班人载入党章时表示说,这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林彪当副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幸福,是世界人民的幸福。这回又骂起来了。管他的,现在这个时候怎么骂林彪都不会进监狱。有人说,的确是中国人民的幸福,他不掼死,中国要遭大乱。

1972年1月初,监禁中的彭德怀听了专案组宣布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长期与世隔绝的他难以置信。通知指出: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三叉戟在?古境内的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当天夜间,彭德怀对看管人員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来总理来亲自参加这个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必武)副主席,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陈毅元帅听了中央关于林彪外逃叛国,机毁人亡的通知以后,在老同志座谈会上或与少数同志交谈中,除了愤怒揭露批判林彪叛国叛党罪行和早期革命处于低潮,在江西赣南山区,经不起艰难环境考验,曾擅自脱离了队伍,当过可耻的逃跑分子外,还实事求是地评价林彪在长达2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组织大兵团作战的历史功绩。尤为感人的是。他把自己摆进去,叙述当年井冈山时期,在某某地方与某某敌人打仗时,林彪的行动路线和组织指挥是正确的,而我陈毅是错误的,我不如他。

群众在学习讨论中,对彭、陈的发言不太理解,认为这两位元帅怎么到这个时候还为林彪辩护,特别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是后上山的林彪,对他的问题无限上纲上线,才使他的问题起了质的变化,而成为反党集团的头子。

东方泥说:“两位元帅不是为林彪辩护,而是从林彪的整个历史来看,他是革命的。毛刘周朱陈林邓,是历史的选择,是党组织的集体选择,并得到公认的,是有事实根据的。如果不承认他曾经是革命的,那么怎么理解他作出的那些战绩呢?这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问题,这涉及怎样对待历史人物的问题。事物都在变化之中,都有个时限。当林彪还在天上飞的时候,周总理劝他下来,他亲自去机场接他。这个时候他还是党中央副主席,你还不能说他是反革命;当他飞越国境以后,周总理才说他‘叛徒’,这时性质变了。

“两位元帅不计个人恩怨,心胸坦荡,实事求是,对历史负责,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人对事,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并不是所有的领导和搞历史研究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随着“九一三”事件的调查研究者、亲历者不断有专著和回忆文章发表,将其作一综合概述,对如何认识这一事件定会有帮助。

(一)建立“上海小组”和“教导队”

1970年,吴法宪秉承叶群旨意,将林立果一举提拔为空军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迅即作出“两个一切”的授权:林立果可以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林立果第一眼盯上了上海空四军。由于江腾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等在空四军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加之江腾蛟和林彪、叶群的特殊关系,林立果最早和空四军接上了火。为了把空四军建设成为忠于他的可靠“基地”,林立果与江腾蛟、王维国、周宇驰共同策划,决定从驻京三所院校(空军学院、空军一高专、空军二高专)抽调二三百人,安排到空四军机关和所属部队任职。1970年6月上旬到8月底,王维国按照林立果的指示,派人在北京总共审定了72名由造反派组成的干部到空四军。为了把空四军办成“放心”的“基地”,林立果除调去“左派骨干”帮助他控制部队外,还亲手建起了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神秘组织——“上海小组”和“教导队”。由8人组成的“上海小组”实为林立果的“联合舰队”的骨干力量,它成了林立果手中的政治工具。1970年4月3日,林立果亲自向“上海小组”发了枪。当时秘密举行了授枪仪式,每个成员都当着林立果的面,举枪宣誓效忠林彪、林立果。

不久,“上海小组”又成立了一个由他领导的武裝组织——“教导队”。1970年初秋,林立果正式将他拉起的铁杆队伍命名为“联合舰队”,组长自己定名为“康曼德”(俄语统帅的译音——笔者注),即联合舰队“司令”。他先后在北京建立了5个秘密据点作为他的地下“空军司令部”。终于,林立果有了自己的人马,有了自己的据点,也有了自己搞秘密活动的装备和器材。“小舰队”羽翼日益丰满。

(二)“571工程”和“三国四方会议”

1971年3月22日至24日,利用三天时间,林立果、周宇驰(空军副参谋长)、于新野和李伟信(部分参加)一起,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制定出武装政变的计划。对这份在林立果看来属于“特级绝密”的纲领性文件,林立果出于保密需要,依照“武裝起义”的谐音,亲自命名为“‘571工程’纪要”。

1971年3月31日深夜,林立果又在上海召开了“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是指上海的王维国、杭州的陈励耘、南京的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四方”,是指除上述三方外,还有负责抓总的一方江腾蛟。

主要是分析各方所掌握的兵力、装备、枪枝、机关炮等情况。

(三)“小舰队”的作战准备

林立果向“教导队”“战斗小队”提出:每个队员要严格训练,多学几手,以便随时可以拉出去执行各种急难险重任务。安排周宇驰到三十四军学习飞行,专门调用762号“云雀”直升机,并强调要保密。

学习了一个多月,周宇驰就可以单独驾机起飞了。周宇驰驾驶762号直升机,先后到了南京、井冈山、庐山、广州、郑州、洛阳、北戴河等地,探听消息,传递情报,找人密谈。他驾机到汕头,和林立果换乘安24飞机,在大陆一侧,偷偷观察了香港的地形。林立果对周宇驰等人说过:“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遙控、指挥。”因林彪常住北戴河,周宇驰还和林立果密谋,在北戴河秘密据点建立了一个直升机机场。为了响应林立果所说的“多学几手”,周宇驰还熟悉了另一种直升机——直五的座舱,了解驾驶程序和飞行数据。此外他还学习了作为专机使用的伊尔18型运输机的领航。

林立果考虑到今后一旦需要动手,坦克用处很大,经过和周宇驰密谋,两个人跑到南口的坦克某团,开始秘密学习驾驶坦克。林立果还在北戴河学开水陆两用汽車。很显然,他学这些技术绝不是为了“好玩”,而是为了搞惊天动地的“大事”。

(四)毛泽东南巡,决定要讲林彪的问题

8月14日,毛泽东仅仅带着中央政治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等少数工作人员,乘专列秘密南下。中央警卫团派出一个100余人的中队进行保卫,每人配置一支手枪,一支自动步枪,另外还配置了轻机枪,由汪东兴和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直接指挥。在动身之前,毛泽东严令任何人不得泄露他的行踪。

次日下午,专列抵达武汉。16日毛泽东和刘丰、汪东兴谈话。刘丰是中共中央委员、武汉军区政委,和吴法宪关系火热,为林彪所赏识。毛泽东先询问刘丰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刘丰汇报说,湖北、河南的情况不错,人心比较稳定。毛泽东严肃地说:“刘丰同志,你这样笼统地说是应付差事。毛泽东的话锋一转,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17日毛泽东和刘建勋、王新、刘丰、汪东兴谈话。

毛泽东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50年没有分裂。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中,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分裂党,都没有得逞。一直旁听的汪东兴回忆说,他在毛主席身边那么长时间,毛主席回忆往事,讲党的历史和他自己的经历,还是第一次。

毛主席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

刘丰从来没看到过毛泽东谈到庐山会议时那种严厉的表情。有人看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最后,毛泽东说,今天就这样吧,你们几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

8月27日14时,刘丰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见面就问怎么样?刘丰忙检讨说,庐山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毛泽东说你沉重什么?你们就是太急了,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

毛主席对刘丰说,对路线问题,原则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8月25日晚和华国锋、汪东兴谈话。毛泽东问华国锋:“你们现在忙什么?”华国锋回答说:“我刚到国务院,着手了解工农业生产情况。我向毛主席汇报。”毛泽东有点严肃,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

27日下午,毛泽东的专列准时开出武昌,向长沙出发。当天晚上,住进了长沙蓉国园一号楼。顾不上休息,毛泽东就和华国锋、卜占亚、汪东兴开始了谈话。8月30日,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去南昌的前夕,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汪东兴参加。

毛泽东明确表态,要准备对黄永胜做“结论”。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特别地询问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丁盛、刘兴元听了毛泽东的询问,非常紧张,也感到非常奇怪,一时没有回答。毛泽东认为军委办事组已经成为一个对抗中央,“另一个司令部”的重要组成部分,断然指出,他要亲自指挥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在长沙的讲话,意味深长,政治气息极浓,丁盛感到事关重大,就当面问毛泽东:“主席,您讲了这么多话,这么重大的事,我们回去要不要传达呢?”毛泽东说:“你们回去可以吹吹风。”

按照毛泽东这个指示,华国锋、丁盛、刘兴元、韦国清(时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卜占亚等整理了毛泽东的长沙谈话后,分兵四路,华国锋到中央向周恩来秘密汇报,卜占亚负责湖南省“吹风”、丁盛负责广东省及广州军区“吹风”、韦国清负责广西壮族自治区“吹风”。

毛泽东针对林彪一伙人的问题发表意见说:“九十九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结论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8月31日午后1时,毛泽东从长沙火车站登上专列,向南昌出发。晚上9点到达南昌,10点多钟开始了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汪东兴的谈话。毛泽东上来先指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了一遍又一遍。唱完歌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所以说,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就知道挖煤,光搞黑的,不搞红的,不抓路线。”许世友不好意思地说:“……我想结束北煤南运。”。

陈世清话最少,但也在毛泽东面前表了态,表示听毛泽东的。他还向毛泽东反映了一个情况:林豆豆(林彪的女儿)曾警告他少和毛家湾叶群他们来往,说弄不好要杀头的。前不久周宇驰、于新野他们来南昌,活动鬼鬼祟祟,不正常。毛泽东用心地听着,要程世清把反映的这些情况搞个材料给他。

9月2日吃完中午饭,毛泽东便离开了南昌。专列在杭州笕桥专用线上停放。毛泽东在车上找南萍(任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委员)、熊应堂(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浙江省军区司令员)、陈励耘(任空五军政委、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和汪东兴一起谈话。毛泽东问南萍、陈励耘他们:“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说不是有八个人嘛!”毛泽东看着陈励耘,又问道:“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什么(指王维国),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有八个中央委员嘛!”陈励耘开口掩饰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不了解情况,跟着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毛泽东看了陈励耘一眼,接过他的话题说:“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

临了,毛泽东指挥南萍他们唱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五)林彪下达执行“571”手令,毛泽东处境危险

1971年9月6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从两条渠道获悉了毛泽东南巡谈话的绝密情报。一条渠道是顾同舟、于新野、周宇驰;另一条渠道是刘丰、李作鹏、黄永胜。下干3时许,周宇驰驾驶“云雀”直升机来到北戴河。他先到57号楼去见林立果。林立果关上房门,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周宇驰说:“毛这次南巡,走了武汉、长沙、南昌三地,现正在杭州。早晨我给你电话上讲的,只是个要点。于新野连夜整理了电话记录,不短,自己看吧。”周宇驰打开黑皮包,把电话材料递给林立果。

“他妈的!B52(是美国的巨型轰炸机,这里是指毛泽东——笔者注)也忒歹毒了!”林立果看罢猛地一拍茶几,杯盖震落在地,摔得粉碎。

“是啊,看样子B52要向首长下手了。”周宇驰说。

“什么南巡!还不是出去拉人,造舆论。”林立果分析说。

“从目前情况看,首长的势力、威望,在全国、全党、全军范围内还占优势。但他这么一路讲下去,把人都拉过去了,后面就很难说了。”周宇驰忧心忡忡。“我想过了,矛盾的焦点在B52那里。一定要想办法——解决他。”说到这里,林立果伸出两手,咬着牙做了一个“掐死”的动作。周宇驰点头。两人关起门来密谈了好一会儿,然后一同去见叶群。

叶群看了电话记录,竟吓得大声哭了起来。好一阵叶群才冷靜下来,三个人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共同商定:形势逼人,己经没有退路了,要立即实施“571工程”至于具体方案,待拿出成熟意见之后,再报告林彪,请林彪下最后的决心。

晚上,96号楼内,半明半暗的光线下,林彪一个人呆呆地正襟危坐在他房间的大沙发上,闭着眼睛思考问题。叶群进来了,她告诉林彪说,一组在长沙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他们的谈话记录,下午是周宇驰乘直升机专门送来的。一组的谈话火药味很浓,矛头显然是对着我们的,看样子他们要下手了。林彪在倾听的过程中,依然保持着正襟危坐,动也不动,但脸色却慢慢变得阴沉起来。“怎么办呢?一组主动出击了,点了我和老虎的名。到时候打倒我,说我是特务,蹲监狱,送农场劳改,打倒在地,再踏上只脚,到时候没有安眠药,叫我怎么活呀……”叶群说着说着,呜呜地哭了起来。

林彪一直保持着冷静,默不作声。

这时,内勤进来报告说:“黄总长来电话,说有急事。黄总长已经来过好几次电话了。”

叶群只得出去接黄永胜的电话。叶群和黄永胜的电话通了一个小时。黄永胜报告的是从李作鹏那里听来的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叶群回来在林彪旁边坐下。

“他说些什么?”林彪问。

叶群展开电话记录,按照她记的要点解说道:“一组回顾了党的历史,说我们党五十年没有分裂。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

“一组说,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

“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个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他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

林彪听了黄永胜传来的情报,比听了顾同舟、周宇驰传来的情报,显得更忧虑,更担心,也更气恼了。

半响,林彪终于发话了:“把老虎叫来,我要听听他的意见。”林立果很快来到林彪的房间,三个人密谈多时。

密谈中林立果既不同意林彪的消极态度,也不同意叶群的临阵脱逃,他主张率领他的“舰队”,和毛泽东决一死战,拼个鱼死网破!

心烦意乱,心智已和战争年代相去甚远的林彪,最终没能坚持自已的想法,而默许了自已的爱子林立果的主张。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了批准林立果这一行动的“手令”。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   九月八日

9月8日上午,林立果派于新野由北京飞往上海,然后去抗州,为实施暗杀毛泽东摸情况,打前站。中午11点多钟于新野到达上海机场,王维国设午宴款待于新野。于告诉他林立果的初步计划:南北两头搞∶南边叫陈励耘搞,因上海的条件比杭州好,恐怕要以上海为主搞。两个人谈了两个多小时。下午6时,于新野乘汽车前往杭州。

当陈励耘听秘书说于新野要在晚上见他时,不免有些紧张。因为毛泽东正在杭州,他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这个时候于新野来找的目的,他心里是有数的。他觉得在家里和于新野见面不方便,于是安排在医院里见面。

于新野告诉陈励耘,林立果准备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轰炸毛泽东的专列。陈励耘说,他们这里没有飞行员。于新野说,准备给你们派一个飞行员来。陈励耘答应了。

第二天上午,于新野回到上海。下午王维国来到巨鹿路招待所,再次同于新野密谋使用教导队暗杀毛泽东。当天晚上,于新野乘飞机回到北京,立即把情况向林立果作了汇报。

上述一切,住在杭州刘庄的毛泽东当然不可能知道。但是,高度警觉的毛泽东,还是从不同渠道获悉了一些林立果搞不正常活动的蛛丝马跡。

9月8日晚,毛泽东从一位与他交往甚多、友情很深的领导那里得到新的消息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人走路,暗示毛泽东“请速离开”。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毛泽东当机立断,采取预防措施。9月9日凌晨,毛泽东的专列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了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9月10日中午,毛泽东决定突然离开浙江去上海,并对汪东兴说:“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下午3点35分,毛泽东的专列徐徐启动了。林立果在杭州谋害毛泽东的图谋,眨眼间化着泡影。

毛泽东的专列向着上海挺进。毛泽东每到上海,下榻之处就在顾家花园,这是二十多年的老规矩了。

9月9日下午,于新野从杭州回到上海,第二次和王维国密谈时,研究了袭击顾家花园的问题。于新野说,如果毛泽东住顾家花园,可以把教导队带上去,在毛泽东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就可以解决问题。王维国不但表示:“首长的命令我一定执行。”还和于新野又看过一次地形。

毛泽东的专列运行了2小时35分钟。9月10日晚6点10分,专列驶进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专运站。毛泽东没有下车,吃、住、谈话,全在列车上进行。

毛泽东到上海后,第二天上午要汪东兴通知王洪文和许世友来讲话。汪东兴见王维国来了,也想上车,但被张耀祠、陈长江拦住了。谈话到11点多钟,毛泽东说:“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王洪文热情拉王维国一起去喝酒。

午后1点12分,毛泽东的专列突然离开上海返回北京。

此时,林立果指定的第一线杀手王维国,虽然怀揣手枪,却正在锦江饭店和许世友、王洪文等人推杯换盏,他满以为毛泽东至少要在上海停留数日,想不到毛泽东只停留了一夜半天,就突然离去。

9月11月22时,得知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李伟信(上海空四军政治部副处长)到门口一看,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驰(空军党办副主任)、刘沛丰(空司一处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几个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抓起一个酒瓶子,狠命摔在地上,说,难过也没有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一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好活!过了一会儿周又说,还得去一个伪装,帮我撒传单,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去?开始没人敢说话,在周宇驰催促下,于新野表示他去,接着李伟信和刘沛丰也表示愿意去。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大家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于新野自言自语,就怕等不到“十一”啦!

傍晚6点35分,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南京,停车15分钟。汪东兴告诉毛泽东,许世友在车站迎接,毛泽东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

12日午后1点10分,专列抵达丰台站。李德生(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德(北京市第二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早已在车站恭候。毛泽东请他们上车,开始了此次南巡的最后一批谈话。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说:“我同林彪同志讲过,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毛泽东讲了夫人不要当秘书,夫人当秘书不好;也讲了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

毛泽东接着说:“庐山会议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

谈话后,毛泽东单独交给李德生一项任务,调31军1个师到南口待命。

3点63分,专列由丰台开出,4点零5分到达北京站。

9月12日晚上,中南海和约鱼台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22时左右,部队已经熄灯,邬吉成(中央警局副局长,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也睡了,汪东兴来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线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

(六)林豆豆告密

叶群本来在女儿的婚姻问题上百搬阻挠,横加干涉,想不到9月12日晚竟一反常态,心急火燎地摧着女儿举行婚礼。林立衡(林豆豆的学名)充满了忧郁,她那根敏感的神经告诉她:仓促举行婚礼,是不祥之兆。

9月12日晚上8时左右,北戴河林彪住地96号楼大厅内灯火通明。林立衡、张清林的订婚仪式正在这里举行。仪式很快就结束了,接下来放映叶群亲自点的香港喜剧片《甜甜蜜蜜》。突然,电影停放,大厅里灯火光明,叶群和林立果出现了。叶群高声说:“豆豆订婚,老虎特地赶回来祝贺!”林立果手捧一束鲜花,歪头冲全场一笑,快步走到姐姐面前说了声:“祝贺你们!”然后献上鲜花,又给姐姐、姐夫每人赠送了一支钢笔,说声:“我马上要到首长那里去。”就急忙和叶群离开了。

林立果的举动,显然不是专程回来祝贺的,有点应付的味道。此时大约9点钟左右,叶群、林立果来到林彪处,三个人就一直在客厅里密谈。刘沛丰把着门,其他人不让随便进。

大厅里的林立衡心情紧张,如坐针毡。刚才,她已经看出林立果情绪反常,叶群也言行做作,很不自然。早有准备的林立衡,事先已经跟林彪的内情张恒昌、陈占照说好,要他们随时注意观察叶群、林立果的动静,听到和看到什么,立即向她报告。

终于,小张来了,他告诉林立衡:“主任说,他们决定明天早上六七点钟去大连,可能还要提前。”

林立衡心乱如麻,眼前一片模糊,屏幕上演的什么,她根本看不进去。这时,林彪的卫士李文普从外面走了进来。林立衡走上前说:“老虎和主任想把首长搞走,他们可能要逃跑。你先跟首长说说,不让他上飞机嘛!”

李文普感到心中没有底,问她:“有什么证据吗?没有证据,我怎么好不让首长上飞机?”

林立衡无奈,只好再回去看电影,还没有走到大厅,在走廊上正好和林立果打了个照面,林立果匆匆走到林立衡身旁,悄悄说:“告诉你,明天早上六点行动!”

林立衡再次找到李文普焦急地说:“他们真的要跑了,你快去报告吧!”

李文普说:“不会吧!首长说明天早上6点钟去大连,还叫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先去大连打前站。”

林立衡又找到刘吉纯,告诉他叶群、林立果要带着林彪逃跑,要他赶快去报告部队。话没说完,李文普跑了过来,紧张地说:“看来真有情况!首长、主任说去大连,不让通知部队。”

林立衡说:“你赶快报告部队,千万不能让他们上飞机!”

随后,林立衡由刘吉纯陪同,抄小路摸黑朝8341部队跑去……来到58号楼值班室,正好赶上队长姜作寿查哨归来,她跨前一步说:“姜大队长,我有事报告……”

“什么事啊?”姜作寿问。

“叶群、林立果欺骗首长,他们要带着首长逃走。”林立衡急切地说,“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计划明天早上6点行动……你看怎么办?”

林立衡讲的这些话,对姜作寿来说太突然了,他一时不敢相信。像林彪这样的副统帅、党中央副主席,怎么可能跟着老婆、孩子去香港呢?想到这里,姜作寿问道:“这事首长自己知道吗?”

“他们欺骗他,他哪里会知道。”林立衡说。

“这,我要报告。”姜作寿讲出了办法。

“向谁报告?”

“向张躍祠、汪东兴报告。”

(七)林彪等仓皇出逃

1971年9月12日下午3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有关人员研究修改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晚9时20分左右,接到8341部队在北戴河负责林彪警卫领导的电话报告,说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讲,“林彪要出走,到哪里也不知道。情况很紧急。”过了一会儿,又接到报告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乘专机从北京来,这架飞机就停在山海关机场。”一听说已经调来飞机,周总理立即警觉起来。1点半左右,周总理给北戴河的叶群打去电话。

周总理问:“叶群同志,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叶群说:“林副主席想动一动,这里天气有些冷了。”

周总理劝说道:“叶群同志啊,请你告诉林副主席,晚上飞行不安全。”

周总理顿了顿,又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叶群急忙对周总理说:“总理呀,您日夜操劳,够辛苦的啦,就请您不要再跑了。再说,您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周总理最后的话十分含蓄:“好吧,请你先转达我对林彪同志的问候。至于我去不去北戴河,看情况吧。”

周总理给叶群打来电话,犹如一声霹雳,使本成惊弓之鸟的叶群心惊肉跳,慌不择路,她以为中央发现了他们次日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她还以为周恩来说要到北戴河是抓他们来的,于是经过和林彪、林立果商量,决定立即出逃。

11点半过后。林彪打铃,内勤张恒昌进去,林彪吩咐说:“今晚不休息了,准备马上夜航到大连,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有些东西可以不带。”

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空司一处处长)一起走出林彪的房间。防弹车车门早已打开。汽车开动了,上车后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

林立果回答:“不远,很快就到。”

说话之间,汽车开到警卫部队的58号搂,姜作寿大队长站路边伸手拦车。高喊:“停车!停车!快停车……”叶群见状,大声说:“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冲!”

汽车冲过58号楼不远,林彪卫士李文普突然大喊一声:“停车!”驾驶员杨振刚猛地把车停下,李文普利索地跳下车,向车后面退了几步,问道:“你们到底往哪儿跑?”

李文普的突然行动,令车内的人猝不及防,都没有吭声。这时,叶群怒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李文普坚决地说:“当叛徒我不去!”李文普转身朝58号楼大喊:“来人哪!”与此同时,“砰”,枪声响了,车内林立果朝李文普打了一枪,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

受伤后的李文普,一下子倒在路边。

红旗牌轿车猛地加速,向山海关机场疾驶。

0点22分红旗牌轿车以极快的速度驶到三叉戟飞机的停机坪附近,未等车停稳,里面的人就跳下车来,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拿着手枪挥舞着乱喊叫:“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

红旗牌小轿车的人上齐了,机组人员还没有上齐,副驾驶、领航员、通讯报务员、服务员还没有赶到,机舱门也没有来得及关,机场的滑行灯也没有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飞机强行滑出。滑行时,右机翼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的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铅皮,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被撞碎了一地……

剩余机组人员提着裤子跑出来,然而已经晚了。

飞机快速向主跑道滑去。

这时,8341部队荷枪实弹的追兵已到,汽车马达声,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口令声、喊叫声,交织在一起,夜色之中,一片嘈杂。有人喊:“开枪!”又有人喊:“不准开枪!”

警卫部队迅速控制航行调度室和未来得及上飞机的机组人员,但此时飞机已经滑到跑道,为了阻止起飞,场站参谋长佟玉春和警卫部队于副大队长,一边向飞机方向追,一边掏出手枪鸣枪警告。

然而,三义戟飞机毫不理睬,迅即加大了轰鸣声。

0点32分,256号三叉戟飞机慌慌张张地腾空而起,不顾一切地扑向了茫茫夜空。

周总理通过空军调度指挥员直接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回来,不论在北京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飞机上的机器开着,却拒不回答,继续北飞。

在西郊机场指挥所,吴法宪满头大汗,“潘景寅同志!潘景寅同志!我是空军一号首长,请你们回来!请你们回来!只要回来,一切都好办!听到了没有!听到请回答!”喊了大约15分钟,耳机里传来的只是一片“嗡嗡”声。

南巡归来略显疲倦的毛主席,听了周总理、汪东兴的汇报,震惊了,三个人正研究、分析情况,张耀祠快步进来,请汪东兴去接电话,说是吴法宪打来的,有紧急情况报告。

汪东兴跑步过去,电话里传来吴法宪焦急的声音:“汪主任吗?汪主任!林彪的专机已经飞了30多分钟,正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省、进入内?。我看飞机的方向不大对头,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如此重大的问题,汪东兴不敢擅自作主,他回答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汪东兴跑步回到毛主席那边,将吴法宪关于“飞机方向不大对头,要不要派机拦截”的话报告了毛主席和周总理。

毛主席和周总理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头往沙发靠背上一仰,挥了挥手:“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有法子的事。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汪东兴又赶紧跑回值班室,回答吴法宪说:“主席指示,不要拦截。”

256号三叉戟飞机继续保持静默往北飞,当林彪座机飞出国境后,吴法宪大惊失色,又慌忙给周总理打电话,语无伦次地报告说:“总理,总理,飞机已经出去了,我们是忠于毛主席的……”

周总理一听,摔了话筒,已经顾不得和吴法宪说什么了。

1点50分,256号三叉戟飞机越过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至此方才真相大白,林彪、叶群、林立果叛逃了。

周总理听到这个情况的报告后,用力按下电话,气愤地说了两个字:“叛徒!”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的事件,研究部署各应变措施。

夜里三点多钟,杨德中(中央警卫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打电话转告,周总理通知吴德(北京市第二书记),和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到大会堂去。他俩到时,总理正向各大军区打电话,讲林彪跑的事,打哑谜、暗示。大概对方听不清楚,周总理几乎是对着话筒在喊叫:“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跑了,你还听不懂吗?在座的人无不面露惊色。周恩来说:“党的副主席外逃,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严重事件。国内外会有什么反应,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现在还无法预料。但林彪的党羽、死党不少、要防止他们趁机作乱,同时也要防止国外反动势力趁火打劫。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做好应付最坏情况发生的准备。”

周恩来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吴德和吴忠,神态变得异常严峻:“现在我宣佈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首都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由你们两人具体负责执行。你们要对毛主席、党中央负责,你们要绝对保证毛主席、党中央和首都的安全。”

吴德、吴忠同时站了起来,情绪激动地表示:“请毛主席、党中央放心,我们决不辜负党的信任。”

周总理要海军舰队和各地区空军直接听各大军区指挥,这样就把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权解除了。周总理讲话中没有提林彪二字。周总理打完电话反过头对吴德和吴忠指着门说,主席就在这个房子里。吴忠想,总理的意思是,像林彪这样大的事件,主席不在中南海,而在这里,要准备打仗,总理是传达主席的意图。

周总理说,有架直升机在怀柔以西20公里上空盘旋,可能要迫降。吴忠查了一下说,怀柔以西20公里可能是渤海所,这里是个盆地,是一个小镇,公社所在地。周总理要吴忠派民兵、派部队,赶快把迫降的飞机找到。包围山区,抓到逃跑的人。飞机上一定有党和国家的许多核心机密,一定要搞到手,不能叫他毁掉,一片纸都不能丢掉。吴忠立即打电话调兵遗将,进行了部署,并派卫戍区副司令李刚到现场指挥。吴忠打完电话回到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继续谈,说我们不用打哑谜了,讲了林彪逃跑的事,要准备打仗,并对部队作了部署。吴德、吴忠离开前,总理说,此事只准你们俩人知道,其他人不能讲;吴忠向总理建议,应该告诉政委杨俊生同志,否则不好工作,总理接受了,只准他们三人知道,不准扩大。

9月14日中午,多项必要的工作都部署完毕,73岁高龄的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连续工作50多小时了,总理的秘书纪东等同志多次劝总理稍微休息一会儿,有什么消息他们及时报告就是了。总理终于同意了,医生给了他服了安眠药,他就在西大门西侧北端小厅的床上睡下了。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纪东四人和衣而卧,躺在小厅门外的地毯上,但谁也没有睡着。

(八)林彪叛逃、折戟沉沙、机毁人亡

9月14日下午2时左右,纪东接到外交部王海容的电话,她说:“外交部收到一份我驻蒙使馆的特急报告,要送总理。”纪东说:“总理刚吃完安眠药睡下,请你请示一下鹏飞同志,要不要叫起来。”姬鹏飞同志是外交部代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不一会儿,王海容又来电话说:“姫部长说,马上叫醒总理。”纪东回答:“那好,我去叫总理起来,你现在就到大会堂北门来。”

不一会儿,王海容到了大会堂北门,纪东接了报告,请她进来休息一会儿。她说:“不用了,要马上回部里。”

纪东拿着这份装在牛皮纸信封里的报告,急奔北小厅。周总理已经起床了。穿着睡衣正在卫生间洗脸,看纪东进来了,马上甩了甩双手上的水珠,用毛巾擦了擦手。这时,纪东已把信封内的报告掏了出来,递到周总理手上。开始,只见周总理眉头紧皱,随着目光在文字间移动,脸上的紧张神情逐渐舒展开来。纪东看到他拿着报告的双手在微微颤动。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纪东,兴奋地说:“好!好!你看,摔死了!摔死了!”纪东见周总理这么兴奋,马上从他手里接过报告。在纪东看报告的时候,周总理对纪东说:“我要到118号房间主席那里去报告,你也跟着我。”说完,周总理换了衣服,带着高振普和纪东向大会堂118号毛主席住处走去。当穿越一道走廊,到了一个小门时,周总理对纪东说:“小纪,你留在这里等我,我回来一起回去。”周总理考虑问题很周到,这个时候,在大会堂只有总理和纪东知道林彪的下场,他担心纪东在没向毛主席报告之前,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散布出去。

约20来分钟之后,周总理回来了。纪东看他步履轻松多了,紧蹙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布了,林彪叛逃、折戟沉沙、机毁人亡的消息,并宣布在大会堂的政治局委员可以回家了。

当天晚上,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与外交部办公室主任符浩,得此消息后相互庆喜。符浩随口吟诵了唐朝诗人卢纶的《寒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乔冠华说:“述旧不如编新,逐将此诗略加改动,说道:“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此诗竟不胫而走。郭沫若听到后也称赞道:“‘乔老爷’改得好,可谓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叶剑英也写了一首《斥林彪》的诗:“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1971年9月21日下午,我国驻蒙古外交官孙一先,回国专门向中央领导汇报坠机案情况。根据他经过现场调查作的分析是:

林彪的阴谋败露,他们一家三口仓皇出逃,乘“三叉戟256号”飞出国界,目标是苏联的伊尔库茨克。飞至蒙古的温都尔汗东北,油料不够了,只得迫降。他们明知带油迫降有机毁人亡的危险,但在蒙古国境内,到处可能有防空武器,不敢为了把油耗尽而在空中盘旋太久(按航空规程,飞机迫降时如要擦肚皮落地,必须在空中把油耗尽,避免着陆时起火爆炸。“256号”在空中要把油耗尽,至少得盘旋20分钟)。迫降前他们做了准备,每个人都脱掉,拿掉身上的硬东西,飞机冒着极大的危险带油迫降,这就注定了他们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

周总理听了孙一先的汇报,当机立断做出了“三叉戟256号飞机系自行坠毁”的判断。

(九)拦截被劫持的3685号直升机

9月13日凌晨1点多钟,正在熟睡的陈士印被周宇驰的电话叫

醒。周宇驰让于新野用车把陈士印接到空军指挥学院的小楼里,周宇驰拿出林彪的“手令”,让陈士印开直升机去北戴河给林彪送文件。周宇驰与于新野、李伟信3人在空军指挥学院办公室匆匆忙忙装上一大堆东西后,拉着陈士印赶到沙河机场。因为很长时间没有飞直―5型直升机,陈士印觉得没有把握,又叫上了另一名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

周宇驰拿着林彪手令,骗过了机械师打开直升机,也骗过汽车连

连长给3685号飞机加了油,最后骗过调度长通过场站调度室值班员给直升机放飞。凌晨3点15分,3685直升机起飞。此时,周总理已经通过在空军坐镇的李德生向全国发出了“禁空令”,这时张家口机场的歼击机已经起飞,决定对3685号直升机进行空中拦截。

飞机起飞后,周宇驰让两位飞行员向张家口方向飞。飞行员质疑:不是到北戴河执行任务吗?周宇驰不再隐瞒了,拿出一张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命令两位飞行员飞乌兰巴托。他们当时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并不了解,在他们看来,周宇驰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要叛逃,这是他们坚决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一边飞一边想对策。

其实,这架3685号飞机当时已经处在地面雷达的监视之下。张家口一带机场8架歼击机已经起飞。飞行员告诉周宇驰有飞机拦截,当周宇驰慌忙伸着脖子往外看时,飞行员趁此眼疾手快,偷偷把飞机航向表往回拧了180度,并巧妙地操纵飞机向后转弯。凌晨4点50分到达官厅水库上空,北京城内的灯光依稀可见。周宇驰顿时意识到被骗了,他方寸大乱,先是掏出手枪要跟两个飞行员拼命,又让他们冲击钓鱼台国宾馆,飞行员说,钓鱼台附近都是高炮,还没有飞到就会被打下来。于是,他们一边继续和周宇弛周旋,一边降低高度,准备在西郊机场降落,都被周宇驰疯狂阻止,没有实现。

直升机渐渐飞到怀柔上空,天已经亮了。飞行员对怀柔很熟悉,看见沙峪一带的河滩开阔地,便漫漫下降高度。此时已飞了3个小时,周宇驰知道剩余油量已经不多,不可能飞出国境,未再阻止落地动作。

当高度下降到80米左右,陈修文猛然向右转身,想夺周宇驰的枪,结果周宇驰顺手一枪近距离射中他的左胸。陈士印听到枪声看见陈修文中弹,本能地抬起左手向身后挡去,大喊:“为什么要动枪?”飞机一时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最终陈士印还是凭借他的技术,稳住了直升机。

飞机落地后,坐在后客舱的于新野和李伟信登着梯子上来了。他们看见陈修文倒在座位上,知道发生了冲突,于新野立即将枪口对准陈士印准备射击。陈士印从眼睛余光里发现有人上来,赶紧向右前方趴下去。此刻,周宇驰的两只手正使劲抓着他的肩膀,陈士印倒下的瞬间枪响了,于新野的子弹射过来,打穿了周宇驰的手腕。周宇驰大叫:“打着我了!”陈士印趁乱推开右舱门,跑了出来。

于新野和李伟信架着受伤的周宇驰从飞机上爬下来,跑到一处玉米地里。

此时,陆军部队和民兵已经将该直升直飞机团团包围。眼见走头无路,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相约自杀。3个人掏出手枪,周宇驰、于新野倒下了,而李伟信冲天打了一枪,活了下来,后被擒。

陈士印到了一个村里的生产大队部。武警部队用汽车把他接走。

机上缴获的大量材料为审判林彪集团提供了罪证。

(十)抓捕黄、吴、李、邱

拦截被劫持3685直升机的第一线指挥是李刚副司会员,李刚在渤海所有直线和吴忠司令员联系。李刚按周总理“片纸都不能丢掉”的指示精神,对迫降飞机的所有材料都进行严格清理。后来李刚向吴忠报告说,拣到一些纸片,撕碎了,上面有红铅笔写的字,丢了好几个地方;收集起来一对,意思已经差不多了,有林彪的签字,是给周宇驰、于新野的,就是“手令”;还有一封信,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对这封信的碎片可费劲了,碎片分几天送来的,拣一片送一片。杨俊生对碎片,一个礼拜没对上;总理让公安部的专家来搞。专家对得很快,不到两小时就对好交给吴忠,吴忠到大会堂送给总理,但上面抬头是“永生”,这时黄吴李邱还参加会议,总理让他们看这封信。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看了后都说没有这样的人,黄永胜看了后一下子就坐下去了。又过两天,找到了“月”字边的碎片,对上了是“永胜”,很清楚是给黄永胜的信,这才肯定了黄永胜的问题。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处理,毛泽东主席说再等等,看看表现如何再说。这四个人不但不揭发、交待,反而一直烧文件,销毁罪证。

当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了林彪叛逃,并宣布在大会堂的政治局委员可以回家以后,黄永胜听到这个消息,离开大会堂比谁都快,急忙往家赶,后来得知,他回家后就烧罪证材料,把一个大瓷缸都烧裂了。

9月23日晚上、即林彪叛逃十天以后,周总理通知吴德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吴德进去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局的杨德中在场。三个人对林彪的几天员大将表示担扰,杨德中说:“有情况显示黄、吴、李、邱正在搞秘密串联,订立攻守同盟,并焚烧了许多材料。”正说着话周总理进来了。汪东兴向周总理谈了大家的担忧,提出尽快解决黄永胜等人的问题。周总理说:“是要解决的,但毛主席并不着急,他还等这几个人主动交待问题。”

周总理说:“你们不要议论了,我这就和汪主任一块去见主席。”

大概过了几十分钟的时间,周总理和汪东兴一块回来了。周总理向吴德宣布: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逮捕起来。逮捕任务由北京卫戍区的部队执行,你和吴忠负全责,行动要严格保密。

周总理当时很劳累,第二天还有一个外事活动,大家劝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总理说:“抓捕方案还没有敲定、我怎么睡得着?”为了让总理放心离开,几个人赶紧制定抓捕方案。但制定了好几个,都觉得不隐妥。最后还是由周总理提出了一个抓捕黄、吴、李、邱的好办法。

周总理说:“明天我要去首都机场送李先念出访越南,名单上有邱会作,他也去机场送李先念。等李先念的专机起飞以后,我找一个时机对邱会作宣布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你们卫戍区的部队就可以把他抓起来。至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也采取这样的抓捕策略。”

周总理要吴德立即去卫戍区找吴忠商量,组织精干抓捕突击队。同时要组织预备队,配备重武器,布置在二线,有突发情况派上去。还有黄、吴、李、邱的看管、押送及关押地点,都必须在今天落实好,一件一件落实,不能出差错。

一切布置完后,吴德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总理汇报。这时周总理正在东大门大厅一个小房间里同叶剑英、纪登奎谈话,总理看样子是一宿没睡,眼睛里布满血丝。吴德赶紧向周总理汇报了卫戍区几个师的调配情况,总理一边听,一边不时地做一些补充。

这个时候天已亮了,总理说:“我得去机场送先念去了,你们不要露声色,一切听我的指挥。吴德随即跟着周总理去了机场,在机场贵宾室、吴德看见了邱会作,他的神情有点怪,还左顾右盼。吴德的精神也很紧张,心里老绷着,额头上都沁出了汗珠,生怕出什么意外。唯有周总理镇定自若,谈笑风生,和每个人亲切握手。

把李先念送上飞机以后,周总理对邱会作说:呆会要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大家一块听听。邱会作赶紧说:好好,一定要认真落实。到了人民大会堂,叶帅和纪登奎已经等在那里了,邱会作随即跟着总理走进了叶帅、纪登奎的房间。房间内外已经布满了我们荷枪实弹的战士,邱会作一见这阵势,已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在总理宣布了经毛主席批准的逮捕命后,他乖乖地跟卫戍区的战士走了。

逮捕黄永胜就没有这么简单,黄永胜接到中央要他去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通知后,一直没有动身。当时周总理、叶帅、纪登奎、吴德都很着急、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超过开会时间都半个多小时了,黄永胜还没有露面。而且不仅仅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也没有来。叶帅有些着急了,说这样等下去可能会失去主动,叶帅问吴德:黄永胜的住地派没派部队。吴德说,已经派去了,黄永胜住地附近有一个团的兵力,其他两个人的住家附近也都有兵力部署。

叶帅随即和总理商量,如果黄永胜等人不来或进行抵抗,就动用卫戌区的部队强行冲进去实施抓捕,黄永胜手下的人若顽抗就予以歼灭。周总理眉头紧皱,对叶帅的话不置可否。

屋里没有人说话、气氛变得极其紧张,只有墙角的“三五”牌座钟发出“嘀嗒嘀嗒”的响声。谢天谢地,这时守候在黄永胜住地外围的部队打来电话,说黄永胜的车己经出来了。听到这个消息,总理、叶帅都长叹了一口气。

周总理和黄永胜的谈话比较艰难,周总理给他看了卫戍区三师缴获的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以及林彪的政变手令。黄永胜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谈活几乎无法进行下去。吴法宪倒是很害怕,在总理给他看了林立果拟定的南下飞机的号码、人员安排表以后,手就不停的哆嗦,总理严肃宣布了中央关于逮捕他们的命令后,卫戍区的士兵冲进大厅,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控制起来。随即,这三个人被带出了人民大会堂。

完成抓捕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任务后,周总理又向吴德、吴忠布置了一个任务: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的秘书、警卫、司机也要看管起来,给他们办一个学习班,让他们揭发,回忆黄永胜等人的问题,中央需要这些东西。总理说,这个事还是由卫戍区来办,最好找一个农场,把这些人都集中到一起。

一切安排停当,吴德、吴忠这才意识到,他们已经两天一夜没有睡觉了。

(十一)、林彪的头颅被割下,交莫斯科有关部门检验

若干年之后,阎明复发表了一篇文章︰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谈到他的老朋友顾达寿新近出版了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俄文版)托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同志带给他。其中有一段文字现摘抄如下。作为九一三事件的一个重要补充。

“苏联外交部得知林彪出逃的信息,因为我在中国工作的时间较长,而且认识林彪本人,我可以在死者中确定有没有林彪的尸体。为了不引起中国的不满,我们乘坐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去?古国。迎接我们的是苏联武官巴兰诺夫將军。他把我们送抵温都尔汗,林彪的飞机就是在那儿坠落的。到了那里以后,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古人把飞机的残骸和死者的残骸照了照片,然后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的东西都埋到里边去了。后来,为了辨认死者,他们又把大坑挖了开来。

“温都尔汗地区干燥炎热,死者的残骸埋在沙里,所以还没有腐化。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孔,这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至于在飞机坠毁之前,机舱里发生过什么事情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飞机坠毁不是由于机舱里面的射击所致,因为飞机落下来,着起火来,并发生了爆炸。至于那些死者,他们的遗体已经被烧焦,连一块整皮肤都没有。脸部损坏得更厉害,死者的衣服全都烧毁,他们的样子非常恐怖,以至于多瞧一眼心里都很沉重。死者中有一位妇女,她可能就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至于林彪,哪些残骸是他的,很难辨认。巴兰诺夫将军给我们看了死者的照片,照片和烧焦的遗体没有什么区别。为了准确地确定残骸是谁的,当时建议对某处与林彪相似的死者牙齿进行鉴别。因为林彪当年曾在伏龙芝学院学习过,后来又到苏联来过,在军队的医院治疗。莫斯科发来电报,允许把估计是林彪的头颅以及部分有研究价值的飞机残片送去,其他死者和飞机的残骸又重新埋起来。苏联驻蒙古大使馆的武官派了专人,把林彪的头颅和部分飞机零件运到莫斯科。

“完成任务后,我和我的两位同志依旧乘坐莫斯科至北京的火车,回到北京。

“后来听说,林彪的头颅送到莫斯科,苏联有关机构做了牙齿鉴定,很快得出结果,证实了这些牙齿是属林彪的。至于为什么林彪要叛逃以及是什么原因引起了飞机的坠落和爆炸,莫斯科没有给我们任何说明。新华社也没有发表任何材料。”

(十二)、终于见到《571工程纪要》

林立果一伙几次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活动,说来就来,说

走就走,有时六七天在里边,有时10多天,通常早上10时左右来,晚

上22时离开。只有负责伙食和打扫卫生的接待小组能进到楼里,但对

楼里的活动要绝对保密。9月15日晚,这伙人至少两天没回来。

老王考虑再三,决定进去看看。拉开门,臭味扑面而来。老王打开

灯,屋里乱糟糟的,食品架上放着9月12日中午的饭菜,基本没有动,

鱼身上长了很长的毛。老王找了两个人整理房间,在打扫卫生的过程

中,发现一个红色拉链本。翻了翻其中罗列了些看不懂的条文。10月

4日,老王怕本子丢失,干脆锁进家中的皮箱。10月6日晚,李德生传

达中央57号文件,他们才醒悟到拉链本上记的是林彪政变。10月9

日,九一三事件过去26天,这个本子连同老王写的材料,呈报周恩来,

这就是《571工程纪要》。

负责九一三专案的纪登奎认为《571工程纪要》里面很多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毛泽东说,这一件很重要,必须下发。全文如下:

《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二十四日)

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

目录

(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

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1. 可能性

◇九二(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会上毛、林分歧公开化——编者注)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级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今不如昔,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2]夺权正在进行。[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政变。[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6]他们“故计重演”。[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到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舰队以及下文的联合舰队等均为本文起草者林立果等人自称,这些名词以及后文中的“江田岛精神”等出自《啊,海军》和《山本五十六》等日本电影——编者注)。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人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二)必要性、必然性。

B-52(指毛泽东——编者注)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先发制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假革命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理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似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孔孟之道的假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

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

权。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

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中苏对立。整苏联,对苏联做绝了。我们行动

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指林彪——编者注)威信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群众对B―52的个人迷

信很深。△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部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力量。△B―52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四)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

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是一场你死我和的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

巴要把我们吃掉的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毛主席主要助手——编者注)均

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 指王维国、陈励耘、江騰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编者注)△九师、十八师。△二十一坦克团△民航(文革时民航由空军接管——编者注)△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

国内:△二十军△三十八军△黄(指黄永胜——编者注)军委办事处△国防科委△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疆、西安△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美国(中美谈判)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暂时核保护伞。

(六)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員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住,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产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帅部的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七)实施要点: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1〕计划。〔2〕力量;△指挥班子  江、王、陈。△两套警卫处:公开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新华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据点——编者注)教导队。△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南空(指南京军区空军——编者注)直属师工作(十师)周建平负责。争取二十军(汪、王、陈)。扩大舰队——加速根据地建设京、沪、杭、蜀、穗。〔3〕物质准备:武器:领、自造。通讯器材(包括01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编者注)

车辆。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4〕情报保障: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

◇笫二阶段:实施阶段

奇袭式: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一个先斩后联。一个上下同时进行。一定要把张(指张春桥——编者注)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总的两条:一是奇袭,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掌握空降、空运

〔2〕政治上采取进攻:△上海摊牌△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

〔3〕组织扩大:△迅速扩军△四方串连

(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缓和群

众的舆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数,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我们的政策:解放一大片(大多数),保护(团结)一大片。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人。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时向所有的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是他的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者,究竟有哪个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诒上的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

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的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

了解他的内情。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陷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

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江田島,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编者注)。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             ※            ※           ※

(十三)“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自我批评

林彪叛国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剌激,使他

半个月中衰老了很多,像是变了一个人。从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毛泽东两次重病,第二次更为危急,从此他的身体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行走困难,整月半躺在床上,靠吸氧输液维持。

毛泽东这次重病,既有生理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原因。“九一三”

林彪事件发生后,面对全社会的震荡以及全国人民思想上的各种反应,毛泽东不得不就他选定的接班人要谋杀他不成而叛国的问题,向全党全国作一个交待。他苦苦思索“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史过程,毛泽

东终于下决心对自己的错误作出自我批评。

见1971年11月1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负责人谈

话:

毛泽东(指着叶剑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

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笔者注)。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个时侯我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得清楚。

问题搞清楚了,是林彪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

切。搞得这些人不能够检讨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尽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我说你不要讲了。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廖汉生为什么要抓?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事后又不承认。……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的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证据嘛。国民党抓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还活着,这些都是证据嘛。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再次对前来谈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说:

“‘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讲‘二月逆流’了。请您们向陈毅传达一下。”叶剑英才匆匆赶到病床前告知病危弥留之际的陈毅。然而,陈毅已经不省人事,几个小时后便与世长辞了。

1月10日中午,毛泽东突然临时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定的较低

的陈毅追悼会规格,只在睡衣外罩着大衣就冒着严寒亲自出席了北京八宝山陈毅追悼会。临时接到参加许可的宋庆龄和一批民主人士及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也来参加。追悼会改由周恩来致悼词。

从1950年任弼时逝世后,毛泽东出席的追悼会唯有这一次。表明

了毛泽东对他昔日战友的重新认可。他对张茜流着泪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立了功劳的。”“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从1972年起,毛泽东先后在一批受到诬陷和打击的老干部及家

属的来信上分别作出批示,同意陈云回北京,指示对谭震林、罗瑞卿、谭政、杨成武等一大批人或予以释放,或解放恢复工作,或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酌情做出安排。他在批示中自我批评说:“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还特别批准了陈云、王稼祥要求进行经济和外事调查工作的来信,又专门指示周恩来: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当让他回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肯定朱德是“红司令”,并

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在批判林彪反革命罪行时,大家的讨论非常热烈,也提出了一些

疑问。有一种说法当时甚为流行:是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林彪座机打下来的,原因是坠毁的飞机上有一个洞。

晟翚发言说:“周总理曾在一次会议上对此作了说明:我再说一遍,

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能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啊:当然了,林彪座机外

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嘛!但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走,就由他走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止呢?主席南巡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错误,还可以给他一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宽容大量,我为什么要置林彪于死地呢?

“为了弄清飞机坠毁的原因,中央命令空军专家组进行了调查,

专家组明确认为:‘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机身上引起种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燃烧爆炸时形成的。

“据有关资料披露,还有两个更有力的证据:第一,林彪专机越境

方向我方根本没有部署地对空导弹;第二、林彪专机坠毁地点离国境线360公里左右,那时我方根本没有打这么远的防空导弹。”

东方泥发言说:“政治斗争非常残酷,即使是亲密战友,由于权力

和命运的驱使,也会豁出去拼个鱼死网破。

“毛主席曾引用四句诗,以证明认识人有一定的过程,我查找到

这首诗,特抄下来念给大家听听。

《白香山集》其中《放言五首并序》的第三首︰

 

赠君一法决狐疑,  不用占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恭谦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江浪发言说:“周总理的讲话和行动是很有分寸的。当林彪还在

中国境内天上飞的时候,周总理呼叫,让他们回来,他还去接他们,这个时候不能说他是反革命,他还是国家的二把手。当他们飞越了国境,周总理才愤怒地说:‘叛徒’。正如东方泥所说,任何事物都有个‘时段’,也会起变化,不能含糊其词,一抹笼统,否则容易造成错觉。这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

“毛主席为什么说这份骂他的《571工程纪要》很重要,必须下

发?”有人问。

东方泥说:“那是因为他们这个‘武装起义’是绝对保密的,只有

几个人知道,这是唯一的一份草稿,能够弄到这一份很不容易。这是他们搞阴谋政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定案是需要证据的,只有把这个纪要下发了,全国人民才知道知他们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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