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出国归来找老友畅谈
1975年初,农林部外事处王处长打电话给218号信箱政治部人事处,告知说,部里组织一个考察组去阿尔巴尼亚学习油橄榄的栽培、防治病出害和加工技术。考察组由八人组成:云南三人,组长盖广宇、翻译东方泥、技术员但场长;广西两个技术员;湖北一个副组长,一个技术员(女);农林部营林处一个技术员。其中大部分人是东方泥在油橄榄学习班中认识的。
(一)阿尔巴尼亚见闻
八个人在北京集中以后,在王处长的带领下,在指定地点照了像、办了护照,在王府井百货大楼背后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了服裝等所需要的装备。这里的东西质量好,不要票证。
老王告诉东方泥:“这次出国考察学习的名单,是上次全程陪同阿专家的李处长提的,他对情况比较了解。让盖广宇当组长,你当翻译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至于不放你。短期的任务更好,以后还有机会,你就专攻外语吧!其他的少搞一点。我们还准备把朱士林调回部里来。”
东方泥说:“谢谢,我会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如果没有使用外语的机会,还不是只有打杂,就像麻将牌中的白板——听用。”
这次是由阿农业部和轻工业部联合接待的。两个部的有关领导及两位到中国作技术指导的专家都来机场迎接。隔了三年又与两位阿专家相遇,都特别高兴。
考查组在阿尔巴尼亚油橄榄主产区参观学习了四十五天,把阿国的主要城市都走到了。满载而归,顺利回国。
东方泥的翻译任务已完成,他利用考查组讨论和写考查总结报告的时间,到易县去拜访朱士林。
朱士林问:“怎么样?这次考察有何见闻和感想。”
东方泥笑笑说:“我坐着火车来,就是专门找你吹牛的。这次我两只脚走过的有伊朗、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一只脚踏过的有南斯拉夫、希腊,眼睛看到的有阿富汗、土耳其、意大利。就我从表面上观察到的经济、市场、生活的景象,伊朗比罗马尼亚强,罗马尼亚比阿尔巴尼亚强,阿尔巴尼亚比中国强。
“我们晚上飞离北京,从空中看去,大地一片灯光灿烂。到了德黑兰正好也是晚上,临近德黑兰就见夜空一片红光。一到飞临城市上空,唉呀!好家伙,一片灯海,浪尖浪谷奔腾开去,竟望不到边,我四面都注意看了,确实望不到边。几条巨大的火龙贯穿其间,飞机遂渐下降以后,就见那些火龙上的小轿车,打着灯,一辆接着一辆慢慢地爬行着,像一串一串滚动着的珍珠。飞机上的乘客无不惊叹这种搅动人心的夜景,这就是所谓繁荣吧!飞机飞临伊朗上空,由伊朗航空公司提供食品,一人一长方形饭盒,盖子是透明的,有刀叉、有筷子。食品很精制,一样一小份,很可口。伊朗的米粒很长,我是吃米饭长大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么长的米粒。而且所提供的米饭,都是整颗整颗的,我特别扒开来看了,竟没有看到一颗半截的米饭。能够做到这一步,一个说明伊朗的生活水平比较高,另一个说明他们的服务好。我过去对伊朗不太了解。服务行业是最好的宣传窗口,叫喊十次,不如做好一次。
“在机场候机时,我观察的是旅客的穿着和行为举止,这方面我们就有明显的差别了。中国还是一片‘蓝蚂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
“阿尔巴尼亚在欧洲并不算富裕的国家,但电视机、电冰箱等已普及了。我们住的宾馆,客厅、饭厅、客房里都有电视机。1972年我陪着阿专家住的北京‘新桥饭店’、上海‘衡山饭店’都是招待外宾的饭店,那时还没有电視机。阿尓巴阢亚的经济情况比我们好,这与我国的无私援助有关。”
朱士林说:“我们在忙搞政治运动,搞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幸亏农民是集体所有制,农民不出工,挣不着工分,分不着粮食,否则我们大家都要饿饭。另外,我们勒紧裤带,支援亚非拉搞革命,结果弄得吃力不讨好。”
东方泥说:“阿尔巴尼亚的工厂、农场采用的是‘一长制’,专家治厂(场)。这一点他们采用的是苏联体制。而我国对‘一长制’是批判的。他们的部长、局长、厂(场)长几乎都能讲俄语,很大一部分人都曾留学苏联。是所谓内行领导经济建设。而在我国曾经有人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论调。这种人被打成了右派。可以看得出来,阿尔巴尼亚的知识分子在政治和经济待遇方面都较好。
“阿尔巴尼亚采用的是‘八小时工作一貫制’。上午八点钟上班,下午四点钟下班。我们问:中午吃饭呢?也要时间嘛!他们说:中午吃饭花不了多少时间,一杯热咖啡或牛奶,几片面包,几片火腿肠,不管是干什么工作的,顺便就吃了。这样安排,每天下班后有六七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可以干很多自己想干的事。我真羡慕他们这样的生活安排。
“吃完晚饭以后,是人民群众到大街上来散步的时候,主要街道禁止汽车通行。仿佛全城的大人都出来了,五六个人一排,像长长的游行队伍,左边的向东,右边的向西,秩序井然,脚步沙沙,悄声细语,真正的放松、休息。我们问,怎么不见一个小孩跟着来,他们说,小孩爱打闹,不让他们来。
“阿尔巴尼亚的咖啡馆,摆的是高高的小圆桌,顾客三三两两都站着用胳膊肘撑在桌面上喝咖啡。我们问,为什么不用矮的桌子,让顾客站着喝咖啡?他们说,坐着太舒服了,就不想走了,就是要顾客喝了赶快点走,别浪费时间。
“在培拉特市考察时,我们特意去拜访了贝特里老人、育苗专家。一九六四年就是他护送一万株油橄榄苗到中国,也是他陪同周总理在昆明海口林场种下第一棵阿尔巴尼亚的油橄榄。当年负责接待周总理和贝特里并安排种树的盖广宇副厅长和但场长,这回到阿尔巴尼亚来了。能够再次见面真不容易啊!当我们乘车到市郊贝特里同志的住地时,贝特里老夫妇以及农场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已在院子外面迎候。我们一一相互拥抱,贝特里因过于激动而呼吸急促,双手颤抖,眼睛里闪烁着泪光,好半天说不出话。”
进到屋里,盖广宇说:“十一年了,你还记得我们吗?”
“哪能忘记啊!我不仅白天想,夜里做梦也梦见中国,梦见周总理,梦见你们。可是,我从没梦见你们会来我家。这简直比梦还好……”贝特里激动地说。
东方泥说:“也许是为了迎接中国客人,墙上挂着两幅竹子的山水画和几幅织锦,写字台上放着中国制的烟具、北京牙雕、石雕以及其他工艺品。
“房屋中央支了两张长桌,铺了漂亮的桌布。桌上摆了鲜花、水果、糖、蛋糕、几种奶制品和特色小吃、葡萄酒、白兰地、咖啡以及当地特产——无花果蜜饯。”
盖广宇说:“我们一下子来了八个人,你们准备了这么丰富的食品,使你们费神了,难为你们了。”贝特里说:“我们没有子女,党委书记夫妇、工会主席妇夫怕我们忙不过来,特来帮我们的忙,都是些平常的东西。”
东方泥说:“为了感谢他们的盛情招待,我们立即站起来敬了一杯酒。贝特里拿出他在中国的照片,最珍贵的是他协助周总理种油橄揽的那张。看着照片他动情地说:‘我最近在报纸上看到周总理的照片,他比过去瘦多了。’但场长说:‘我们的总理太操劳了。’贝特里说:‘中共中央要作出规定让他适当地休息。’他还拿出与中国同志在一起活动的照片,一个个地问了他们的近况。”
东方泥说:“考察组的人分别谈到各省的成活及生长情况时,贝特里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把当年栽在各省各点的油橄榄数与现在的成活数作了对照,惊喜地说:‘啊!云南的成活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七。这对一个熟练工人来说,也是一个高的数字。’季米特尔说:‘他们像爱护自己的未婚妻和子孫一样爱护我们送去的这批油橄榄。’大家都笑了起来。”
盖广宇站起来说道:“同志们!这次我们到阿尔巴尼亚来考察油橄榄,学习到很多宝贵的经验。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向你们汇报一下我们的工作。”说着就从提包里拿出一瓶金黄透绿的橄榄油。“这是我们榨出的第一批橄榄油,它是友谊的结晶,油里饱含着贝特里、季米特尔、戴基等专家的汗水,我送一瓶给农场,请场领导和同志们尝尝,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场长站起来接着油,并把它高高举起说道:这是中国同志辛勤劳动的成果,谁有资格尝第一口呢?我认为是退休老工人贝特里。请他先尝,然后挨顺序一人尝—口。”贝特里站起来接过油,激动地说:“感谢中国同志给我们带来象征友谊的橄榄油,感谢场长给我尝第一口的荣誉。仅仅十一年,他们已经把油送到我们这儿来了。按生物学特性,我们把十五年以上的树才列为结果树。可是,油橄榄啊?”他仔细地端详并抚摸着瓶子,“你没有辜负阿尔巴庀亚人民的期望,没有辜负中国同志的幸勤劳动,提前结实、出油了……”
贝特里打开瓶子,呷了一口,慢慢品味着,大家都等待着他的评价。
“松米尔(阿语:很好)!”贝特里眼睛里闪动兴奋的光芒说道:“场长,再过几年我们要派人到中国去学习了。”
盖广宇忙说:“过于夸奖了,我们还是小学生。”
“不相信,你们就尝尝。”贝特里把油递给场长。
场长说:“我相信最有经验的贝特里所作的鉴定。我们不能再尝了,否则油不多了。”这句话把大家逗笑了。“我建议把这瓶油作为友谊的象征放在贝特里家里……”
“不!”贝特里打断场长的话说:“我是个退休工人,来我家的人毕竟少。还是放在场长办公室里,让大家都有机会看看。”
“好!好!好?”其他阿尔巴尼亚同志都同意这个意见。
东方泥说:“这次聚会很不容易,贝特里回忆了许多在中国的见闻,说得十分动情,难分难舍。但是,没有不散的筵席,临别时,贝特里流泪了。”
隔了一会儿,朱士林问东方泥:“彭德怀的‘万言书’你见过没有?”
东方泥说:“没有。”
朱士林说:“我弄到一份,你可以看看。”
(二)未全文发表彭德怀《万言书》的原因
东方泥仔细看了以后说:“从这份《万言书》受批判的几个主要段落来看,我认为彭德怀的意见是实事求是的、客观的。他说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不是攻击毛主席,而是“我们”,包括他自己、基层领导和我们这些基层群众,这是事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胡干、蛮干的事可多了。把一两句话摘下来批判,未免有点断章取义。”
朱士林说:“也许这就是没有全文发表彭德怀《万言书》的原因。发表了,会引起共鸣,群众反而……,不敢说支持,会同情彭德怀。”
彭德怀《万言书》(又称《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全文约三千四百多字。现只将其受批判的几个段落摘要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4%,其中工业增长了66.1%,农副业增长了25%(粮棉增加30%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43.5%。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一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
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业,在这一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
在全民炼钢中,多办了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
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这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起,吹遍各地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来看,共产主义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热起来。
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的思想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证明了的。”“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内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东方泥分析说:“后来,毛主席曾向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手上。可能毛主席还是体会到彭德怀的善义。”
(三)彭的问题较复杂
朱士林不以为然地说:“问题不那么简单。”他拿出《红旗》杂志1967年第13期,找出《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说:“决议指出,‘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例如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他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来反对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他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和军队内进行分裂活动。’”朱士林紧接着翻出一篇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说:社论指出,‘在十年内战时期,他反对毛主席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忠实执行李立三、王明的冒险主义、机会主义路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顽固地推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权。一九六五年,毛主席抓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朱士林说:“新老账一起算,牵一毫而动全身。这就麻烦了。”
(四)哪有反革命的政治局委员?
东方泥十分肯定地说:“就按新老账一起算,李立三、王明不是敌我矛盾,彭德怀也不会是敌我矛盾;《决议》称彭德怀是反党集团为首的,那是敌我矛盾啰!但《决议》的正文又指出‘但是他们(指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哪有反革命还可当政治局委员的。我不看帽子,我重实际身份;《红旗》社论指出,‘这个《意见书》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纲领。’感谢你弄到一份《意见书》的原文,我详细地看了,但没有看出来哪些地方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纲领’。难怪有人要为他翻案,说‘这个《意见书》的确有‘不少是符合事实的’,因此,对彭德怀的斗争的确是‘错误的过火的斗争’。我现在心里有底了,咱们走着瞧!”
(五)皇室后人的残局
第二天上午,朱士林提议道:“今天我领你去看看这里的几座皇室陵墓。”随即找同事又借了一辆自行车,俩人骑着车就出发了。河北大平原,乡间的大车道都很平整宽直,骑自行车也很方便。
看了一个陵墓,东方泥就惊奇地说:“啊!一座陵墓就是一个园林,环境安适,风景秀丽,不亚于十三陵啊!”
朱士林说:“皇帝在世的时候,他把自己主持朝政和生活的地方建设得金碧辉煌;死了以后也要找一个能够安魂的好地方。易县有这么一方土地是块风水宝地,离京城不远,村落很少,风景优美。”
东方泥不理解地说:“过去怎么没听说这里还有这么多的好陵园,可以组织人来旅游参观嘛!”
朱士林说:“唉!这里是皇室的领地,它是有人守护的,过去是不让老百姓来的。到现在才逐步开放了。”
参观了几个园林,一路上碰见好几个弱智人。
“怎么这里有这么多憨包?”东方泥不解地问。
朱士林说:“你看见没有?陵园之间有院落,过去是守陵墓人居住的地方。守陵墓的人必须是皇室的近亲,即有正统皇室血统的人。他们住在院子里,筑起围墙,非皇室血统的外人不娶进来,里面的人不嫁出去,封閉自守,大院内皇室亲属内部通婚,以保证血统的纯正,便于继承皇室的权力、江山、财富。只有这些人才是最忠实的守陵墓的人。久日久之,近亲通婚,才产生了一些憨包。经过几代人的教训,才使他们认识到这一点。这才把院落的围墙推倒……”
东方泥说:“我看见了推倒的墙,并没有很好地拆除,而是残垣断壁。”
朱土林说:“这就是对坚持血统论者的惩罚。”
东方泥说︰“这就给我们上了一课。坚持唯我独尊、排斥弄己、封闭自守,你能生存吗?你吃饭要靠农民,你穿衣要靠工人,人类是互相依存才发展起来的。搞小圈子,搞小团体,最终还是害了自己。”
(六)毛泽东批评江青,推荐《红楼梦》
这天晚上他们还谈到江青,这可是不能随便谈的话题。难得碰到一起,抓紧机会有什么看法就直说了。
东方泥说:“江青审查了五十多部电影,看一部否定一部,中国的、外国的几乎都被否定了。还有歌曲也大部分被她否定了。现在大家只会唱“语录歌”。小说也绝大多数被她否定了,解放后的文艺界似乎一无是处,这岂不也否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好在还没有否定《红楼梦》。”
朱士林说:“因为毛主席提倡看这本书,是作为‘阶级斗争史’来看的,看封建阶级是怎样没落的。”
东方泥说︰“但是许世友不愿意看,说这是本‘吊膀子’的书。”
朱士林调侃道:“其他的书都查封了,独独推荐‘吊膀子’的书。”俩人哈哈大笑。
东方泥说:“许世友是将军,可能只喜欢看朱可夫回忆录这一类的书。《红楼梦》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预示着封建社会的垮台。新老《红学派》对《红楼梦》的评价不下几十种,争论不休。正如鲁迅所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但是真正把《红楼梦》看透了的,有说服力的文章不多。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红楼梦》是一本很了不起的书,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朱士林说:“江青对文艺界的人比较熟悉,被她点名批判的人也多,点一个倒霉一个,有的人被整得很惨,还有被整死的。”
东方泥说:“她是毛主席的夫人,说出来的话份量不一样,还是慎重一点为好,太左了,伤害面太大。”
朱士林说:“连毛主席都批评她,说她‘积怨甚多’。现在大家是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不吭气。她并没有领悟这一点。”
第二天上午东方泥回到北京,又呆了一天,待总结写好,交给副部长以后,油橄榄考察组算完成了任务,各自回所在单位。
八、邓小平复出
(一)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
1966年10,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上,刘少奇作了检查(前文已提到)。邓小平在作检查之前,把检查稿请汪东兴报给毛泽东。10月22日毛泽东审阅后在检查上作出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这一批示对邓无疑是巨大的精神支撑。次日,邓小平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修改发言稿并在会上作了检查。
1967年1月11日,邓小平和刘少奇双双被取消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资格。4月1日,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发表,文章指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指谁?全国人民都心知肚明。
4月3日,邓小平通过信件向毛泽东提出“求见”的请求,这是邓小平自运动开始以来第一次向毛泽东提出的要求。邓在信中写道:“从一月十二日起,我一直想见你,向你求教,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当,所以一直在犹豫着。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诲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
5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中办忽然派人来接邓小平前往毛泽东下榻的游泳池。这是“文革”以来,邓小平唯一一次单独和毛泽东相见。谈话中,邓小平表示接受毛泽东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视察,在下榻的客房内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等人交谈时,有人问毛泽东:“主席多次说过对刘、邓要区别,可现在的口号叫打倒刘、邓、陶”。毛泽东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与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只有一个邓小平。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不管是我、刘少奇、林彪还是邓小平掌舵,都离不开周恩来。”
9月20日,毛泽东在武昌下榻的宾馆内,对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和司令员曾思玉说了一番话:“邓小平恐怕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没有‘黑修养’。可不可以选他当中央委员,你们看?邓小平是一个标兵。”
1968年6月30日,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其他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又一次重申了他“刘、邓分开的立场。毛泽东说:“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个人厉害。”
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大病一场。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在同陈毅亲属谈话中,毛把邓小平与刘伯承并提,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对邓的评价传出去。
(二)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邓小平1972年8月3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分子、托派、叛徒、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以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旦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变成资本主义复辟,而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的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也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是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毛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以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是我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判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彪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那么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关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我过去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觉得林彪的提法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剌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他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所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也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和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了,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有哪些不同意呢?没有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些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推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别的错误。
我另外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0、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待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同志向党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写了一段,是对其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批判。因邓小平同志在给毛主席的信中提到这件事,特摘录如下: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馀年中,悔过自新,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把邓小平的信给叶剑英看。叶剑英看罢,当即对毛泽东说,应该尽快恢复邓小平的工作。8月14日,毛泽东随即对邓小平的信做出批示:“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以及毛泽的批示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正式发到全国各县团级单位,组织职工学习,人人表态,转弯子,并要求全体职工与中央绝对保持一致。
大家一致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有的同志说,这个弯子并不难转。虽然派工作组是刘、邓决定的,但是具体打击革命群众、扼杀群众运动,甚至逼死人,是省委、工作组,特别是本单位“文革小组”干的事。该批的也批了;该认错的,也认了;该夺权的也夺了;该平反的,群众组织自己也平反了。虽然嘴里也喊打倒刘、邓、陶,但说实在的,也没写什么批刘、邓、陶的大字报。有,也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 ”(清华、北大组成的写作班子的笔名,即:“两校”的谐音)。有的同志说,邓小平给毛主席的信中,对林彪和陈伯达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对我们这些没有接触过上层人物的一般群众而言,加深了对他们的认识。至于邓小平对自己错误的检查大家一致队为是诚恳的、深刻的。
(三)邓小平公开亮相。
11月12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邓小平在相关人员陪同下前往当年毛、朱会师的井冈山地区参观。邓小平为此感到高兴,他认为这是毛泽东将要给予他工作机会的前兆。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
1973年3月29日下午3时,在周恩来陪同下,邓小平进入久违的中南海。毛泽东问起邓小平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时,邓小平只以两个字回答:“等待!”。两个人在长谈过后分别时,毛泽东一直把邓送到门口,并关切地叮嘱他说:“你要努工作,保护身体!”
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忽然出现在周恩来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和夫人的盛大宴会上,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震动。这是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公开亮相了,而且官复原职——国务院副总理。
8月,在中共十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12月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推出了邓小平。12月1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面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毛泽东又指着邓小平对身边的政治局的同志们说:“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你呢,我是喜欢你这个人的。咱们中间有也矛盾啊!十个指头有九个指头没有矛盾,就是一个指头的矛盾!……”
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当众谈到邓小平的职务和工作问题。毛泽东指着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人请回来的。”毛泽东又恢谐地指着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以上毛泽东的这些讲话,都以正式文件下发到各企事业单位,组织职工学习,其目的当然是要树立邓小平的威信。大家与中央保持绝对的一致,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
门友昰说:“毛主席说,‘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个人厉害’。这一点也不假,那年邓小平率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赫鲁晓夫面对面谈判,据理力争,把赫鲁晓夫批得目瞪口呆。会后,赫鲁晓夫说,这个矮个子怎么这样厉害。连赫鲁晓夫都认为他厉害,怕他。赫鲁晓夫是矿工出身,阶级成分好,卫国战争时是中将。邓小平是留学生,先留学法国,后又到苏联中山大学留学。解放战争时期,是能够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帅才。要说厉害,那是在苏联受过正统的马列主义教育的结果,赫鲁晓夫不可比。”
东方泥说:“毛主席说,‘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举了一个例子。当然不止一件好事。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当时我正在重庆。重庆是国民党的老巢穴,充满军警宪特,青红帮袍哥,阿飞流氓地痞等等。解放前夕,国民党制造‘九二’大火灾,嫁祸于共产党,搞得人心惶惶,怕共产党;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国民党?忙撤退时,到处抡劫,社会混乱。刘邓大军一进城,采取三板斧︰一、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群众秋毫不犯。这一对比,群众就对共产党有了好感; 二、对换旧抄,实行折实存款。人民币以1:5的比例兑换银元卷。临解放前夕,老百性拿一口袋银元卷抡不到一口袋米。共产党来了,银元卷已经是一堆废纸,想不到还值钱了,哪有这么好的事。所谓折实存款,就是群众拿出家里的细软(即金银手饰之类值点钱的东西)存进银行,按当时的粮油等主要食品的市场价格存入,物价上漲,存款额也上涨。物价一下子就稳定下来,几十年来国民党控制不了的物价,共产党一下子就控制住了;第三、清匪反霸,该抓的抓,该杀的杀,几个月之内形势大变,社会稳定,人心安祥。这几下子使群众认识了邓小平。”
(四)邓小平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进行整顿
周恩来病重以后,国务院的工作实际交由邓小平负责。他将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放在一起,以此为纲,对各行各业进行全面整顿。有人认为这实际是对“文革”的变相否定,也触及了毛泽东的底线。
由毛远新牵头,中共中央组织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負责人参加的批邓会议。这次会从二月底开到三月初,很多地方领导人都是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听说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而材料又是毛远新搜集整理的。例如︰毛对毛远新说,邓小平把我的“三项指示”放在一起的做法,既没有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也没有向我汇报。毛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还批评邓小平所讲的“白猫黑猫论”(即“不管是白猫黑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认为这个说法并没有将帝国主义和马列主义区别开来,反映出邓小平的资产阶级思想。张春桥插嘴说:“邓小平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邓小平为此作了两次检查,毛泽东均不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