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美国32 年没有和我堂弟联系过,每次回国探亲都听到关于我堂弟小老虎的消息。我妈说小老虎去了加拿大;我妹妹说小老虎又回国工作了:他现在在上海,他现在在北京。另一位亲戚又说小老虎又去了加拿大,在哪个城市,不太清楚。
再见到小老虎竟没有世事沧桑的感觉。虽不见堂弟年轻时的“虎风”,却依旧是举止闲傲神情坦然。
我说,“每次看电影见到孙红雷都觉得他和你好像啊,尤其是言谈举止,别人有过这样说你吗?”
堂弟坦然一笑,“嗯,以前常有人问我,你和孙红雷是什么关系?”
寒暄过后立即吃饭,干了第一杯酒,堂弟便说,“我二姐救过我的命。”
我惊诧了,“我什么时候救过你的命了?“
堂弟便讲起了一段往事。
“在我九岁的时候,我去我叔叔(我爸)家过寒假。因为所有的亲戚都在沈阳,哈尔滨在部队做军官的叔叔家就成了我们向往的 “串亲戚”的地方。有一天我和大院中的小朋友跑着玩,不小心踩在了烂泥里,踩在了一个半碎的玻璃啤酒瓶子上。脚底划了个口子,一直划到小腿很长的地方。旁边的泥土一片都被流血染红了。回到家,奶奶帮我把伤口洗干净,又在上面糊了些土法消炎的大酱什么的。当时的家里也没有消炎药。就这样用了些旧布条绑上了。“
“那时我叔是在边防调访什么的不在家,婶婶工作忙,很晚才回家。半夜的时候我奶奶看着事情不好,就告诉我婶。婶婶问我,‘你感觉怎么样?’我说,‘我混身冷得厉害,头晕‘ 婶婶我身见我脸色惨白泛青,就说,’这是感染了。得赶快去医院。‘“
“当时已是半夜了,那时各家里都没有电话,也没有出租车,半夜更没有公共汽车。我婶婶就和我二姐背着我去了部队医院。我婶和我二姐路上轮流背着我,走了近一个小时的夜路。我二姐比我大四岁,当时她才十三岁。”
到了医院,敲醒了值夜班的医生。医生看了看伤口,说,多亏来了,不然很危险。医生又说,这么大的伤口必须手术。可是不巧麻药没有了,批下来的麻药还没有到。医生问我婶不用麻药,这孩子缝针受得了吗?婶婶和医生商量了一下,觉得伤口流血过多又化了脓水,必须缝合才行。后来就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把伤口缝合了。婶婶按住我的一只胳臂,我二姐按住另一只。我疼得几尽昏迷 (其实不缝针也要昏迷过去了)。医生本来说要缝七针,后来只缝了四针,说我年龄太小,当时又太弱,怕昏过去不好抢救。就这样急时去了医院救了我一命。所以我说我二姐救过我的命。“
听了小老虎讲这件事儿,我已经不记得这些细节了。我只记得当时十三岁的我,在长路上和妈妈轮流背着堂弟在去医院的路上。我记得,在空无一人的路上,在黑夜中,我的担忧和恐惧。我害怕路上会突然闯出坏人。我一边背着堂弟一边想,千万别遇上坏人,千万让我们顺利到医院啊。到了医院,怎样缝针,怎样按住堂弟的手臂,甚至后来是怎样回家的,我已经全不记得了。
我记得的是堂弟上大学的时候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我在黑龙江大学,我比他大几届。记得我们的校园就在隔壁。堂弟有时会来我们学校来看我。有时周末回家,堂弟也正好来我家,就聊几句。
记得有一次堂弟对我说,“二姐,我有点事儿暂时需要钱,你能先借给我二十元钱吗?“ 我当时觉得奇怪,想,为什么不找我爸爸妈妈要钱呢?可是我还是马上说,”没问题啊,你拿四十吧!“当时我已经在学校留校任教并有工资了。
我不记得堂弟接受了二十块还是四十块,也不记得堂弟是否还了钱。只记得后来我去长春读研究生,走前堂弟掏出一块上海牌手表,说,“送给二姐的。“ 我说,“怎么送这么贵重的东西?” 他说,“是我父亲送的。”
我跟堂弟讲完我记忆中的故事,堂弟好像并不记得。沉默了一下,他说,“我在家时也是这样,有困难总是找我姐我哥,并不和我父母说。”
记忆总是选择性的,有时又是错位的。但记忆的感觉是对的,三十多年前在的还在,无论偶尔想到还是全然不曾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