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 -- 疯子

学校开始了背诵毛主席语录的活动。我能够背诵“老三篇” 和大部分的“红宝书”语录，我被选为背诵毛主席语录的比赛成员。很可惜，第一轮我就败下阵来。我们学校有位四年级的男生在背诵毛主席语录的活动中得了第一名。当裁判老师说出一段毛主席的语录时，他立即能说出是出自哪篇哪页；当裁判随意翻开一页“红宝书”并给出页数时，他立即就背出那一整页的语录，好厉害！好让人佩服！

可是我最佩服的是一位常来我们大院游走的疯子。她三十多岁，梳着短头，衣衫不整。神情严肃，目光炯炯。她不仅能背出毛主席所有的语录，她还能把毛主席的话运用到实际中。抬头看见大雁，她便说，“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望着青草，她便吟道，“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在她什么也不看时，她低头沉思，一字一句地说，“人总是要死的，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张思德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同志”。

我们后边的红楼大院也有一个疯子，他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他背诵的毛主席语录远不如常来我们大院游逛的女疯子。那位年轻的男疯子没什么花样。他常手舞足蹈，愤怒地只重复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观望着，跟踪着这些疯子。我对他们感觉又好奇又敬畏。第一，他们似乎都很革命；第二，他们都很勇敢；第三，他们也非常敏锐。他们的眼神坚定，他们的信仰不容疑质。

文革中的疯子让我敬畏和恐惧好多年。这大概也是有原因的。有一次我们一堆小孩子跟在那个女疯子后边跑。我跑着跑着，不小心就跑到了最前面。那位跑跑走走的女疯子突然停下脚步，猛然回过头，用手指着我，一字一句地说，“站住！你跑什么跑！你这个富农的狗崽子！”

我一愣，惊住了。因为就在不久前，我妈妈和我爸爸提过，说她们单位有人去她农村老家调查过，查出我早已去世的姥爷家解放前有辆大马车，并娶了两个老婆。调查回来的人说，土改时把她家的成份定为“贫农”是不对的，应该划为富农。我妈妈和我爸爸在厨房悄声地议论这件事，大概是怕我们听到。我还是听到了。妈妈紧张的语气不仅让我紧张，也让我些微的感到恐惧：家庭出身是富农的孩子是可以归类为“狗崽子”的。

那么，这个疯子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很多年以后，大约是一九八六年的一天，我坐在从长春去往哈尔滨的火车上，突然听到有人高声地背诵毛主席语录，我顺眼望去，见一位约四十岁的女人，她留着参差不齐的短发，口吐着白沫，目光如炬地背诵着毛主席语录：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猛然间我以为遇到了文革时常游走我们大院的那位女疯子。再一想来年龄不对。这位疯女人文革初期时应该还不到二十岁。文革过去多年了，人们在反思，社会在前进，可是她却留在那里了。她背诵着，呼喊着，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祭坛。

这种对疯子的好奇和敬畏感存续着。1993 年的一天，我在波士顿地铁的一个长凳上边看书边等车，突然听到对面有一个中年女人高喊着，游走着。她留着短发，衣着不整。瞬间，兴奋点回到了文革时代。我站立起来，伸直脖子隔着地下轨道，向对方望去，想看个仔细。

“你这个中国鸡崽子，你给我坐下 (You, Chinese chick, sit down !” 那位非裔妇女眼睛露着光芒，只盯住一个地方，厉声喝道。

我一惊，机械第按她的命令坐下。这位疯女人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怎么就知道我是中国人？我可能是日本人，也可能是韩国人呀！大概全世界的疯子都是一样的。他们有着执着的思维，有着超人的观察力和敏锐的感知力，真让人畏惧。

当然，当然，所有的疯子和文革中的疯子比起来都是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