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迪迪七岁的时候我们还住在波士顿。那时迪迪放学后会去剑桥中文学校学点儿中文混到五点家长们下班的时刻。我常在接迪迪时候碰到其他家长。中国人在一起能聊什么,多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家长通常会说孩子在上什么什么班:钢琴班,画画班,游泳班,体操班,数学班 … … 怎么来美国也躲不过去这些。
我说,“我家孩子用不着上这些班,太累了,孩子也累,家长也累。我家孩子不想当音乐家,再说她也不是那块料。”
芝芝的妈妈看了看我说,“学钢琴不一定是要当音乐家。学钢琴更多的是开发孩子的智力。双手协调是很难的,连希拉里这么聪明的人都始终协调不了钢琴的左右手。学钢琴会让孩子更聪明。你家孩子都七岁半了,也该考虑了。”
我想了一下,音乐家可以不当,开发智力的事儿不能不做。就决定让迪迪学琴了。
买了个电子琴,先对付着,也许过几天就放弃了也说不定。
老师是住在我家前楼栋的余老师。余老师在国内的时候是国家级乐队的,在这里只能屈就在一个小提琴工厂里当调琴师。余老师四十多岁,高高的个个子,头发也高高地背过去。不管现在的工作如何,他依然保持着艺术家的自重和严肃。余老师的老婆在一个中国餐馆里打工,在余老师教孩子弹琴的过程中,她偶尔在家,会轻轻地走过来,给余老师送杯茶,并敬仰地称她的丈夫为“余老师”。
去他家学了几次,余老师便找我谈话了。他头发已经稀疏,坐姿却依旧挺拔。
“迪迪每天练琴多少时间?”
“啊?不练啊!”
“那你为什么让她学琴?”
“因为听说开发智力。我们要求不高,能学会弹歌儿就行了。我家孩子不是当音乐家的料。”
“不是当不当音乐家的问题,学什么就应该有学什么的样子。她这样一点儿也不练习,我很难继续教下去。”
回家大声地斥责了迪迪,规定她每隔一天练一次琴。
又隔了几周,余老师默默地听了迪迪练琴的结果,脸上仍然没有笑容,把他十四岁的女儿从另一个房间叫到了客厅。
他女儿是一个瘦胳膊瘦腿神情如其父亲一样严肃的女孩,她把小提琴放在肩上,站在客厅中间,拉了一首《梁祝》。女孩则着头,手灵动着,琴声便丝丝入扣地流淌而出。一曲完毕,女孩放下小提琴,又坐在钢琴旁,弹了一首《月光奏鸣曲》。这次是全身摆动,音响轰鸣。我没想到余老师家的钢琴会发出这么大的动静,我的脚下在抖,整个的公寓楼也好像跟着抖动起来。
然后,女孩站起来,默默地行了一个比较专业的退场礼,回到她的房间去了。
我看了看迪迪,当时迪迪还很有婴儿肥,站在那里,瞪圆眼睛,也看不出是否受到了鼓舞。
“我女儿也不是要当音乐家的,她的各门功课都好,都认真。和迪迪一起学琴的孩子都把这个曲子练熟了。如果迪迪一直练不好这个曲子,我们只能一直拖下去。” 余老师的男低音回响在他家除了钢琴没有任何家具的客厅里。
回家大声地把迪迪又训斥了一顿,决定每日练琴十五分钟。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都是交学费的日子,每次写支票的时候我都充满了惭愧。每当我小心翼翼地把支票放在钢琴的一个角落时,都好像听到余老师无声的谴责:
“我并不是为了钱才教钢琴课的,如果你家孩子再这样下去,我是不稀罕教的。”
余老师从不直接接过支票,他好像有毛主席的习惯不肯碰钱一下,大概也一样地认为钱这个东西是肮脏的,是罪恶的根源。
谢谢琪琪分享,问好琪琪。